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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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进行之间，宋朝多位大臣上表，表示：“国耻未雪，义难讲好”，均被秦桧窜逐，不久，他又把丞相赵鼎和副相刘大中也排挤出朝。秦桧主持和议，开始心里也七上八下，经过多日观察，高宗赵构又表示：“朕独委卿”，秦桧这才放开胆子去干。其亲信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复姓勾龙，原为“古勾芒”部落族姓，因“古”与高宗赵构名有讳，改姓勾龙）为其出主意：“相公（宋朝对宰执大臣的尊称）为天下计，而邪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谏，使（台谏官）尽击去，则事定矣。”秦桧大喜，以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严劾持异议者，封闭所有反对议和的言路。这年十一月，王伦与金使张通古偕来，“所过州郡迎以臣礼”，而且，张通古的身份是“江南诏谕使”，并非把宋朝当平等邦国看待，而是完全待以藩属之礼。
虽然秦桧、高宗和议谋定，群臣不依不饶，纷纷上书，要求高宗赵构不要屈辱地向金国称臣，以中华而奉夷狄，言至痛切。特别是枢密院编修胡铨，愤然抗疏，洋洋千言，称王伦、秦桧奸邪，当斩杀二人以谢天下，并在疏奏最后写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金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书上，高宗、秦桧大怒，本想杀掉胡铨，迫于公论，把这位诤臣削职投至广州盐仓去看门。
禁锢朝士之口容易，打发金使却难。依照和议，南宋为臣，金朝为君，宋高宗本人应该跪接金朝皇帝的“诏书”，赵构虽庸怯阴险，为人也挺要面子，对秦桧说：“朕嗣守祖宗基业，岂受金人封册？”同时，大将韩世忠、杨沂中等人也对秦桧表示：“朝议籍籍，军民洶洶，如果引起事变，谁来负责？”而后，诸将帅又联名上书台谏。最后，还是秦桧心腹勾龙如渊等人出主意，让高宗以守丧三年不能出见金使为名，秦桧以宰执身份代替高宗“诣馆受书”。金使张通古本来不答应，王伦急得对他又逼胁又吓唬，张通古也怕自己完不成使命，便答应秦桧可以替高宗拜受金朝国书，同时要求宋朝“百官备礼”临观受书礼。这个场面好应付，南宋大臣们当然集不全，秦桧密命尚书省的大小官吏随从穿上朝服冒充百官，与他一起拜受金国国书。最终，终于使宋金第一次和议达成。
说起张通古，须带讲一下金朝的民族关系。张通古，字乐之，易州易县人，辽朝进士，本是契丹统治下的汉人。完颜宗望占领燕京时，召其于幕下，开始为金朝效力。言至民族，“等级区分”，一般人只知道元朝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殊不知金朝的民族压迫更加严苛，金国民族“层级”分为五等：女真、渤海、契丹、汉儿，特别注意的是，金朝人所称的“汉儿”专指原契丹辖境内的汉人，后来占领的河南、山东一带的汉人，金人则称为“南人”（元朝时把起先占取金地人称为“汉人”，南宋人称“南人”）。此外，辽朝时，契丹统治者并未强迫境内汉人改服改俗，但金初女真人和他们的后代一样就有“剃发左袵”的强迫命令，其发式与满清相似，中间留发的一撮，面积似乎更小一些，而且金初女真人“剃发易服”的命令十分严酷，凭此杀害了不少汉人，直到海陵王完颜亮时期才有所舒缓（“诏诃南民，衣冠许从其便”），当然，其黄河以北占领区还是严格实行“剃发左袵”令。金世宗以后，汉人、南人在金廷人数越来越多，忠心卖命的不少，因为这些人也有自己一套“忠君”理念。但是，金朝的民族界限始终未泯，恰如满清。
理直气壮主降派（3）
消息传出后，南宋举国皆愤。当时身在洪州的李纲上疏：
“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今（王）伦之归，与金使偕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臣请试为陛下言之。金人毁宗社，逼二圣，而陛下应天顺人，光复旧业。自我视彼，则仇雠也；自彼视我，则腹心之疾也，岂复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问，冠盖相望于道，卑辞厚币，无所爱惜者，以二圣在其域中，为亲屈己，不得已而然，犹有说也。至去年春，两宫凶问既至，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领。今伦使事，初以奉迎梓宫为指，而金使之来，乃以诏谕江南为名。循名责实，已自乖戾，则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后患者，不待诘而可知。
“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
“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令，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赋，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以为权时之宜，听其邀求，可以无后悔者，非愚则诬也。使国家之势单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为此，固犹不可，况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
高宗心中不爽，也只能隐忍不发，毕竟做出如此亏心事，李纲直言，字字触及“灵魂”与“痛处”。
文臣如此，武将也有多人上疏反对和议，韩世忠四次上疏要求举兵与金国决战，皆“不报”。金使张通古返国时，韩世忠在洪泽镇埋伏人马，准备截杀金使以坏和议，“不克而罢”。
高宗赵构当时之所以心急火燎地不惜屈膝为臣与金人议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是他听说金人废刘豫后，又想拥立其大哥宋钦宗在河北为傀儡皇帝。高宗最怕金人这一手，那样一来，他这个“皇帝”之弟，不可能再在帝位上坐着与兄皇兵戎相见，可见金人此招最灵，实为一剑封喉的伎俩。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四月，王伦亲至汴京，见金兀术，“交割地界，得东、西、南三京，寿春府、宿、亳、曹、单州及陕西、京西诸州之地。（金）兀术遂自祁州渡（黄）河而去，移行台于大名府。”虽如此，其实金兀术（完颜宗弼）与金国大酋完颜宗干皆一心要“收复”归宋之地。果然，金兀术等人与金熙宗密谋，稳住先前主张与宋议和的挞懒一系人员，并扣押了正要回国复命的王伦。王伦见势不妙，忙遣人兼程逃回南宋，要朝廷提早安排兵卫，以防金人渝盟。当年八月，王伦在中山（今河北定县）为金人正式拘捕，不久被押往金兀术所在的祁州（今河北安国）。同时，金朝内部###白热化，以吴十谋反案为引子，金熙宗在金兀术等人帮助下，逮捕了完颜宗磐等宗室，流放挞懒（完颜昌），不久，金熙宗又下诏诛杀挞懒。挞懒自燕京得间逃脱，南逃准备奔宋，被政敌金兀术抓住，押回祁州乱棍击死，并杀其宗族亲属八百多人。
至此，金兀术奏请金熙宗“恢复旧疆”，并押送王伦至上京（今黑龙江阿城）。金熙宗见王伦，怒责他“但知有元师（指挞懒），不知有上国（指金熙宗京城君臣）”，手拿宋朝国书挑三拣四，指摘不已。最后，金熙宗提出无礼条件，要赵构向金国正式称臣，使用金朝年号为“正朔”，以及其它多项南宋不可能答应的苛刻“条件”。
南宋自然不答应，也不可能答应。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夏，金兀术大集金兵，以宋朝与挞懒暗中交通为名，撕毁先前盟约，发动了对宋朝的新一轮攻势。听闻金人毁盟，秦桧心中甚惧，生怕宋高宗拿自己泄愤开刀，又怕高宗重新启用张浚这个政敌。高宗赵构对张浚大有成见，表示：“宁至亡国，不用此人！”闻此言，秦桧心中乃安。
而后之事，便是刘锜、岳飞等人的顺昌大捷、郾城大捷以及颖昌大捷，金军数遭重创，直到濠州之战，金兀术才挽回一些面子，至此，他也清醒认识到不能不和南宋展开和谈，遣回先前被扣留的宋使莫将，在不停止军事行动的同时，与宋朝重开谈判。
其实，虽有濠州之战的败绩，但当时的宋金力量对比，已经由金强宋弱转变为宋强金弱。甚于渗透至骨的恐惧，高宗赵构对此全然不觉。绍兴十一年四月金兀术渡淮撤走后，他与秦桧密谋，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以“论功行赏”为名，以韩、张二人为枢密使，以岳飞为枢密副使，一举剥夺了三个人的军事实际指挥权。张俊虽然武将出身，心灵脑子活，知道秦桧要罢兵，自告奋勇交出兵柄，“且力赞和议”。秦桧高兴，派张俊与岳飞一起前往昔日韩世忠的地盘楚州“视察”战地形势。张俊很有心机，他一边斥贬韩世忠的昔日旧将，一面又派人诬称韩世忠有谋反企图。韩世忠从岳飞处知晓此事，连忙入宫跪地向高宗赵构号泣辩白，最终泯灭了赵构的杀心，从此闲居不再过问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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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主降派（4）
于宋高宗、秦桧这一对最佳卖国拍档而言，现在，他们最大的“心病”，只有岳飞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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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昭昭毁长城（1）
――岳飞之死
“初，（岳）飞在诸将中最年少，以列校拨起，屡立显功，（韩）世忠、（张）俊不能平，（岳）飞屈已下之，而（张）俊益忌（岳）飞”。韩世忠人直心正，看着岳飞从小校升为与自己排排坐的方面大师，心里不爽，但是，两人爱国忠君是一致的，很快与岳飞言归于好，双方并无芥蒂。张俊则不然，他心中十分嫉恨岳飞这个昔日的下属夺城立功，风头盖过他自己。
此外，还有以下诸事，惹起张俊对岳飞的暗恨：其一，淮西之战，张俊以“前途乏粮”为辞阻止岳飞行军抗金，岳飞奋勇不顾。班师后，高宗宣示天下的褒状称岳飞“转饷艰阻，卿不复顾”，张俊由此怀疑岳飞在高宗面前告自己状，便在回朝后大肆宣言岳飞在战役中“逗留不进”；其二，张俊知道秦桧与韩世忠关系不好，诸帅被夺实权换防后，他私约岳飞拆分韩家军的主力精兵“背嵬兵”，（张俊与韩世忠还是儿女亲家）。岳飞“义不肯”，张俊又大恨；其三，两人同行至楚州城，张俊表示要修城守备，岳飞言道：“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意即反对张俊在距金人如此远的地方修些防线以示怯，“（张）俊色变”――如此数事，使得张俊铁定的要整治岳飞。
当然，以张俊之力，想出头整岳飞，还不是特容易。于是，他先撺掇秦桧，以岳飞与韩世忠暗中通气为由，使老秦大怒。秦桧方面，早已收到金兀术密信：“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进取）。必杀（岳）飞，始可和。”当然，金兀术信中语也是“气话”，“岳家军”的战斗力确实让他印象深刻。秦桧方面，综合各方面因素，认定“（岳）飞不死终梗和议，已必及祸”，最终才“力谋杀之”。至此，有了张俊、秦桧二人推波助澜“惦记”岳飞，其实还不至于让这位大忠臣走上黄泉路，真正的幕后黑手，乃当朝皇帝：高宗赵构。
当时，岳飞虽功高，但“狡兔未死”，其实武将还有用处。此外，三大军头的军权应该已被平稳卸掉，南宋一朝“削兵权”业已成功，岳飞也非是赵构这个皇帝的什么“心腹之患”。赵构杀岳飞的由头，其实最终还是起于如下几个原因：第一，武将言宗庙事，即岳飞劝高宗立储，深犯当时的政治忌讳；第二，岳飞成日言恢复要迎返二帝，毕竟大哥钦宗皇帝还活着，真正“直抵黄龙”把钦宗迎回来，赵构自己往哪里摆！第三，淮西军变、苗刘事变等等事情，赵构对军人十分放心不下，很想拿个人开刀示警。“君疑臣臣必死”，有了赵构这个奸帝，岳飞不死也难。
既然帝、将、臣三方面都心照不宣要搞一个人，秦桧自然心中有恨。挑来拣云，他先找出与岳飞有旧怨的谏议大夫万俟禼（岳飞宣抚荆湖时，没怎么拿当时任湖北提刑的万俟禼当回事，小人易怒，他由此深恨岳飞）弹劾岳飞，又指使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文章弹论岳飞“罪行”，指斥岳飞如下：“……今春金人攻淮西，（岳）飞暂至舒、蕲而不进，比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