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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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
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间，亦借其所亲。
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
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就是北魏均田制见于史籍的大略。虽其实施的情形不可得而详知，但
由上引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其一，这是土地国有制的另一形式，它的目的在
于“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太和元年——公元四七○年——诏书上的
话），也在于“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这即是说使劳动力束缚于土
地。为要实行这种政策，必须从国有的土地划出份地来为农民使用，从鼓励
耕者的兴趣。其二，在均田制实行之前，北魏统治者采用和豪族妥协的方法，
立“宗主督护”制，身分性的宗主可以控制几百家以至几千家，在依附农户
头上榨取租调，其中一部分交纳政府。因此，“宗主”和国家最高地主是势
力相埒的。到了北魏的中央政权势力强大的时候，才采用均田制，才从“宗
主”手中挤出了许多荫户劳动力，同时在法令中给了宗主以相当大的利益，
或以公田赐给的方式安定他们，或事实上承认他们既得的占有土地的权利，
因此授田的范围不能不定出“远流谪配，无子孙，及户绝”，这和王莽宣布
天下之田为“王田”的立法就不相同了。均田法规定奴婢和牛均得受田，而
对于人数并无限制，自然便利了有力拥有奴婢和耕牛的豪贵；同时，奴婢四
人，或牛二十头，才纳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户调，益发助长了贫富的悬隔。其
三，均田法在施行上比较占田法便利的，那就是先之以所谓“三长制”。接
三长制是由于李冲的建议，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祖母）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
这种依靠农村公社的制度，以五家为单位，谓之邻，置一邻长；五邻（二十
五家）为一里，置一里长；五里（百二十五家）为一党，置一党长。由其建
立的动机看来，在于防止“隐冒”和“苞荫”，以期租税之归公；所以调查
户籍与征收租税为三是的主要任务，所谓“三长既立，（民）始反旧墟”。
这有魏书李冲传的话可以为证：
“（冲）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
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
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
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遂立三长，公私
便之。”
从“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看来，三长制是皇权对豪权斗争的
手段，在于防止豪族荫附佃客，从而有利于实现中央专制主义。然而，正因
为这样，中央政权便和豪族特权发生冲突了。
其四，均田制之下的国家地租大体上相似于占田制，不过在劳役地租中
混合了实物地租。“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
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魏书食货
志）李冲也说，“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男耕女织的粟米布帛是
均田制的榨取对象。
总之，屯田、占田以至均田，是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形式的发展、是东
方专制主义的秘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政治宗教史，都应从这样的
经济基础着手分析。
第三节
身分性地主阶级占有制的发展
汉室创业之始，就发生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当“汉之为汉几四十年”时，
贾谊已经看到了土地兼并的严重。最高地主和身分性地主的矛盾和斗争，终
汉代没有间断。逮及汉末大乱，人民流亡，强宗豪族常率其宗族部曲的武装，
或自筑坞壁，打击农民起义，或带领依附的农户，归附大的军阀。西晋统一
不久，即有八王五胡之难，中原鼎沸，民不聊生，当时豪强之留于本地者，
拥众自卫，自称“坞主”，“宗主”，其行者也以“行主”资格偕其亲党及
部曲同行，动辄数百家。例如晋书郭默传：“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
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
心。”又如祖逖传：“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
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
之，推为行主。达泗口，。。居丹徒之京口。”这样形成的地主武力，又被
用为兼并土地和占有劳动力的工具。所谓豪强，不仅借其身分性来和政治力
量勾结，构成封建制国家机器的一个统治的因素，而且本身还具有军事的力
量，通过诉讼上军事上的裁决权而巩固他们的财产占有权。因了豪强势力的
强大，曹魏和孙吴的复灭不消说，即西晋的占田法以及素采抑制豪强政策的
北魏的均田法，都不能贯彻土地国有制，不同程度地要和身分性的地主妥协。
并且由于无分南北都形成了若干著姓巨族，也可以证明它们是有着农村公社
的物质根据的，因为家族或宗族是上层建筑，同时也是经济基础，没有这样
的基础，豪族巨姓是不会产生的。旧史所载这类事例很多，新唐书柳冲传说：
“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
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
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
至于农村公社和豪族的关系以及庶族地主的发展及其难以彻底向“非身分
性”地主的转化，另在第四卷专章说明。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九品中正便是反映身分性地主占有权的典型的制
度。到了晋室南渡以后，江东遂成为豪宗强族发育的温床。因为这些地方，
比较有许多还未开发的空地，而开发所需的劳动力就依靠北方的流民来供
给。豪族依靠特权随意占有了肥饶的土地，强制地把自己控制的亲党家族和
流落到当地来的农民农奴化了。特别是南朝，历代的政权都建筑在豪门巨族
的拥护上面，豪贵尤恣其所欲地广占顷亩，即所谓清谈之流文学之士也不能
免俗。试举数例，以见一斑：
梁（五○二——五五六年）的竟陵王子良，虽是一个佛教的热烈拥护者
（曾领导僧俗和范缜关于神灭问题作理论的斗争），但也并未忘情于俗界的
物欲；宗教主的最后要求，还是地租。他利用当时县界的不明，封闭了连亘
数百里的山泽，设立了五所屯田，而严禁人民的樵采。
宋时长沙景王道怜，曾修治芍陂（安徽省中部，淮水上游），得到水田
万余顷。后来梁朝裴之横使役了僮属数百人于这陂埋没湖田，经营耕垦，遂
成殷富；可见陂池的独占，为当时有力者竞争的目标。
作为争占陂池的著例，则有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四五三年）的名臣
谢灵运，他虽以诗人见称于后世，但实为利欲熏心的俗物。他承袭父祖所遗
的丰富的资财，役使众多的属隶，填埋陂池，广扩湖田。他向文帝乞会稽郡
治山阴县（浙江省绍兴府），东郭的回踵湖，企图泻其水以为湖田，碰了会
稽太守周顗的钉子（顗以湖近郡治，有重要的作用，不宜填为湖田）；但他
贪念不息，又求同郡如宁县的岯瑝湖，也遭周顗的拒绝，两人遂成仇敌。这
种变湖为田的工事，在占有劳动力的豪族，固属轻而易举，然而它将使水流
发生变化，可能泛滥成灾。
大约是苦于豪强的霸占吧，到了大明年间（四五七——四六四年）宋室
也以法令规定山泽的种类，禁止森林及渔猎场的增设，只依官品限定最多不
得超过三顷。然而这一法令，在另一意义上却等于承认权门势家占有权之合
法而已。
在南方，白米是普遍食用的，因而水碓实为一种厚利的独占设备。西晋
时，洛阳的贵族，早已引洛水于西郭设立水碓，而以精米供给洛阳市以牟利。
巨富如石崇拥有水碓至三十余区。据说被称为名流的王戎，他的园田和水碓
遍于天下。山阴孔氏以富强自立，产业甚广，仅永兴一处别墅，就占田二百
六十五顷。
身分性地主阶级在中国封建史中是十分突出的，它阻碍了土地进入流通
过程，即对于封建解体过程时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起了反动的作用。它
虽然从唐代中叶以后，因了半“非身分性”的庶族地主的兴起而受到些打击，
但它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阶级集团，一直到明代还是这样。中国封建制度的
“主”“客”之分别是一个阶级集团领有另一阶级集团的说明，而汉魏以来
所谓“宗主”、“坞主”、宗族领兵之“主”以及率领家族亡命的“行主”，
就是身分性地主阶级集团的传统名称。和这样做“主”的阶级集团的对立者，
便是被压迫阶级的“客”——依附农民，因此，分析主客关系及其斗争，是
研究中国封建史的重要课题。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思想的性格与相貌
第一节
清谈思想的历代评价
中国历史自公元三世纪初至七世纪初的四百年之间，史家称为魏晋南北
朝，在此时期的支配思想，称为“清谈”或称为“玄学”。所谓清谈与玄学，
历来论者多未指明其含义何在，简言之，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
综合复古。
代表了中世纪四百年间的思潮学风，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洪流里的一
个划期的阶段，正因如此，我们就要研究从汉代“端委摚稹辈┦康囊馐渡�
产到魏晋南北朝“玉柄麈尾”名流的精神发抒了。
这一阶段的思想，历来各家对之颇有极其相反的评价，见仁见智，取舍
不同。在未进入我们的研讨之前，这里不妨概举古今各派研究者的几种意见，
作为导引。
魏晋时代，对于清谈与玄学，有三种反对意见，一为反对派，二为骑墙
派，三为抹杀派。第一，反对派多以儒学正统自命，心里存着异端之见来看
待正始之音，主观上的好恶和客观上的批评是混合在一起的。例如作崇有论
的裴頠说：
“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
卑经实之贤。人情所殉，笃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染
其众也。是以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
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
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
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晋书卷三五）
裴頠的批评并非言之无物，但他的出发点是立于尊儒术与遵礼法的观点
而攻乎“异端”的。据晋书说：
“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
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
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裴頠的祟有论积极的因素是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他更在逻辑的道理上
部分地指出了魏晋清谈的形式，所谓“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世说新语文学）他说：
“有讲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故有征，
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
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狎，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唱而
有和，多往弗反。”（晋书卷三五）
晋人根据“礼教”而反对清谈者甚多，惟这一根据实际上是异常薄弱的。
有的反对派就自己放弃观点而投降名士，例如：
“初咸和中，贵游子弟能谈嘲者，慕王平子谢幼舆等为‘达’，壶
（按卞壶，字望之）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复，
实由于此。’欲奏治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其后皆折节为名士。”
（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邓粲晋纪）
第二，葛洪是一位晋代的儒道两面论者，他的抱朴子内外篇，可以内篇
之矛攻外篇之盾，又可以外篇之矛攻内篇之盾。因此，葛洪对于清谈的批评，
多以不能折中的事实为根据。他仿效王充论衡的作风，有正郭、弹祢、诘鲍
诸篇，似在渊源处，批评清谈、任达以及老庄剧辩。他对于嵇生所崇拜的清
谈的前行者郭林宗（世说新语德行篇以陈仲举郭林宗开场，文学篇以马融郑
玄开场，都有穷源之义），攻击说：
“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
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于乱世，而为过听不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