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三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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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
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
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馀语，才峰秀逸。（同上）
（七）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
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叹
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己不如。真长既至，先
令孙自叙本理，。。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
而笑，称美良久。（同上）
（八）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名位略同，每至公坐，
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于是更相嗤笑，纷然于
世。（同上并注）
我们已经知道“依方辩对”的“正始之音”，是辞喻皆不相负的。大概
辞藻以翰墨，辩给以唱喻（如“唱理”，）二者都是运“理”的手段。所谓
“未知理源所归，而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所谓“共嗟咏二
家之美（辞喻），不辩其理之所在”，指示出正始以后清谈的倾向。我们可
以这样来讲：“正始之音”的第一阶段，是以“谈中之理”为先，永嘉前后
的第二阶段，是以“理中之谈”为先，换言之，前者仅巧累于理，后者则巧
伤其理。（如颜之推所谓辞与理争，辞胜而理伏。）这点区别，读者细按上
面所述的原委而加考究，便可了然了。然而到了南渡名士的末流第三阶段，
理之所在可以不顾，而“谈中之谈”就代表了一切。葛洪已觉到此种末流，
所谓“嘲戏之谈，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妇女，往者务其必深焉，报者恐其不
重焉，唱之者不虑见答之后患，和之者耻于言轻之不塞，。。利口者扶强而
党势，辩给者借鍒以刺瞂，以不应者为拙劣，以先止者为负败”。（见前）
兹举几例如下：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祯，字思道）为主簿在坐。桓曰：
‘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笑
儿！’”（世说新语排调）
“荀鸣鹤陆士龙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
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
‘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騤
騤，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彊，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同上
排调）
“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于时嗣君未定，何欲立
嗣子，庾及朝议以外寇方强，嗣子冲幼，乃立康帝。康帝登阼，会群臣，
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业，为谁之议？’何答曰：‘陛下龙飞，此是
庾冰之功，非臣之力。于时用微臣之议，今不睹盛明之世！’”（同上
方正）
“王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
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
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不问马，出论语——引者按）又问：
‘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按亦出论语）”（同
上简傲）
末流之弊，已经不是“理赌”了，近于所谓“利口谀辞”，所谓顾名思
义则是顾名思名。甚至更有盛于麈尾，自呼谈士，夸其门族，自欺欺人，王
僧虔戒子书就指出此种末流，他说：
“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
此最险事！。。且论注百氏，荆州八袠，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
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汝皆未经拂耳瞥目，岂有庖厨不修，而欲延
大宾者哉？。。六十四卦未知何名，庄子众篇何者内外？‘八袠’所载
凡有几家？‘四本’之称以何为长？而终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
（南齐书王僧虔传）
在南北朝，正始之音绪，虽有变化，而仍为学风之主潮，赵翼廿二史札
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论其概略：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所谓经学者亦皆从为谈辨之资。武
帝召岑之敬升讲座，敕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帝亲与论难，之敬剖释
纵横，应对如响。（之敬传）简文为太子时，出士林馆，发孝经题，张
讥议论往复，甚见嗟赏。其后周宏正在国子监，发周易题，讥与之论辨，
宏正谓人曰：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凛然。（讥传）。。（中例
略）。。袁宪与岑文豪同候周宏正，宏正将登讲座，适宪至，即令宪树
义。。。递起义端，宪辨论有馀。（宪传）。。（中例略）。。是当时
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坐，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
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况梁时所谈亦不专讲五经。武帝尝于重云殿自
讲老子，徐勉举顾越论义，越音响若钟，咸叹美之。（越传）。。邵陵
王纶讲大品经，使马枢讲维摩、老子，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
谓众曰：‘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于是，各起辨端，
枢转变无穷，论者咸服。（枢传）则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
增佛义。。。风气所趋，积重难返，直至隋平陈之后，始扫除之。”
论难赌理，在南北朝，因了佛义渗入之深，更出现许多新的题目，举其
最要者，如儒佛道三教之同异离合，如夏夷论难，沙门踞食论难，沙门敬事
论难等等，这将在下面详述，这里从略。有一点应知道的是，三教辩论，多
有妥协的折中理论，而惟对于民间道教，则三教一致，皆认为迷执不道；对
于范缜的神灭论“异端”，更相互援引经义佛典，皆证其背经乖理，摈之不
与通“文学”。（所谓文学，在当时人视之，略当学术的名称，世说新语撰
者为宋人刘义庆，注者为梁人刘孝标。书首列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篇，
仿孔门四科之古代形式，而附以中世纪的内容，其文学一篇代表当时思潮。）
佛经与三玄融合以后，稍变“正始之音”的形式，除了对谈赌理以外，
更设座唱导，“唱导”是什么呢？高僧传卷一五唱导论说：
“唱导者，盖所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
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
法，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其后庐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
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唱导，首广明三世因果，却辩一齐大意。
后代传受，遂成永则。。。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
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
非‘博’则语无依据。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
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绮制雕华，文藻横逸，‘才’
之为用也；商榷经论，采撮书史，‘博’之为用也。若能善兹四事，而
适以人时，。。与事而兴，可谓知时知众，又能善说。”
由此可知，自“唱导”永则成立以来，对辩、言才渐为四事之二，而说
法就将形成主体了，演化至于有唐，复转为师法传授，魏晋“正始之音”才
告结局。“正始之音”是名门清流之间会友的依方辩对，而“唱导”为师徒
授法的宣理，惟犹与辩给相为混合，到了唐代，传道、授业、解惑（韩愈语），
便把取辩的形式否定了。
第二节
清谈资格与品题思想
汉人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言约法“三章”，官制言“三公”，
乡亭长制言“三老”，京师强本之地言“三辅”，统治阶级的意识言“一贯
三谓之王”，春秋的复古言“三世”、“三统”。到了汉魏之际，“三”字
落伍，多重七八九之数了。伪袭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符引纬书锡权臣以
“九锡”，权拔人才题为“九品”，党锢名士有“八俊”、“八顾”、“八
及”、“八厨”，建安文才有“七子”，竹林谈士有“七贤”。
不要以为上面的一段数字的比较是编排古人，这里面正有一番消息，隐
约潜伏于抽象数字的背后。一句话讲来，盛汉人士引经据典，言之有本，而
汉魏之际，离经叛道，权变其法。又重说一句，三字意识在于安固（如贾谊
治安策列三义），而七八九字意识则偏于“非常”（如三国人讲的非常之世
和非常之才）。再简略说一句，前者守经，而后者执权。
时代既然不能再以春秋之义整而齐之，三而一之，那么贯其道者，便不
得不变从“取给多方”，荀彧所谓“事固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
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魏志卷十本传）。因而，
年少幸进，思想巧儁。若追寻其权变的根源，有历史社会的背景来证实，前
章已详说明，这里且引曹丕典论自序一段，看“富室强族”如何在“禅”代
的历史中纷纷起家：
“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董）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卫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
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而山
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
岳，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
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上面的话有两点可注意的，一是汉以来的强宗豪族内讧（这应从党锢说
起，已见第二卷）的发展，一是农民暴动的高潮。在所谓“家家思乱，人人
自危”的时代，虽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立志的当代智谋
少年诸葛亮，也不能“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迫出茅庐，问鼎三国了。
我们从人物出身的关系来讲，当时才子名士之所以飘扬云会，确有着在世族
名门限界之内的中世纪舆论，为之标榜，以至形成了所谓朋党。这在党锢时
代，就相对地从汉法度的严密局限之中，网开一面，发生清议。惟中世纪形
式的舆论，例如清议，却不是公意的制度，而仅是专制制度之漏洞，在最高
统治权比较薄弱的时候，才能有不合法的“鄙生之议”；这就党锢之“锢”
而言，便可以顾名思义。顾亭林过进东京，而他的话还可以参考：“汉自孝
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
下。。。（下言东汉）。。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
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卷
一三）曹魏秉政，定九品中正之制，可以说是在广泛的形式上使清议相对地
合法化了，这宁是发展了顾亭林所谓东京风俗，而不能就斥为权诈奸逆。如
果说魏法是有限度的极其形式的高门大族的中世纪舆论，并不溢美，而要说
它比东汉风俗为“坏方败常”，那便有偏见或主观的爱憎心了。顾亭林就有
这样的偏见：
“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弛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
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
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
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
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
（日知录卷一三）
由汉人的角度来看魏曹氏父子，可以说其叛逆，如从魏家的角度来夸魏
制，则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说：
“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
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
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
之，今悉集兹国矣！”
打个八折来讲，曹操父子以诗文知名，懂得统治者怎样延才的手段，故
人才群集洛下，与荆州比美。自然这并不是曹氏一家如此，在当时如刘表刘
备孙权都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曹氏父子专擅了刘汉政权，有统一中国的野心，
因此，拉拢治国之术的偏行才士而外，复招集了一般新进的少年人物，历史
既允许汉代三而一之地规规矩矩复春秋之古仪古式，能不让魏代乱七八糟地
或玄妙多方地复战国之古道古辩么？退一步言，当时富室强族，八方纷争，
曹魏顿设所谓“天网”“八纮”，招待名门珠玉与世族奇伟，这政策是容易
理解的。到了司马晋禅代，颁布了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的占田制度与
防止“藏匿”劳动力的户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