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争2-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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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规模和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必然要进行大量融资。
――尼尔？弗格森
1866年7月3日黎明时分，在波希米亚萨多瓦村（今捷克境内）科尼格雷茨要塞，一支3？5万人的部队正静静地穿过雨幕快速向前挺进。一张张年轻而棱角分明的面孔充满了紧张、兴奋和期待。这些普鲁士易北军团的小伙子们知道，他们将要攻击的是20万奥地利―萨克森联军。敌众我寡之下，他们能指望的只有同时从另一路发起攻击的、由腓特列？查尔斯亲王统帅的8？5万人的普鲁士第一军团。本来按照普军总参谋长老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ltke）将军的战略部署，同时参与攻击的还应该有普鲁士王储、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亲率的第二军团的10万大军，却因为该军团部队驻地超过了电报信号的接收范围，无法及时收到命令而未实施机动。
由于过分匆忙，普军的易北军团没有充分地扩展其攻击线，而且其火力跨过了第一军团的攻击道路，局面一度非常混乱。在奥军猛烈的反冲击和密集炮火的打击下，到上午11时，普军的进攻被阻止，且预备队也投入了本已高度密集的正面攻击。假如奥军在此时坚决地发动一次骑兵冲击，普军也许将被逐出战场。但是过分谨慎的奥军统帅贝纳德克元帅却让骑兵按兵不动。双方在混乱的战场上僵持着。
就在普军即将战败的危急关头，一直与毛奇在一起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von ；Bisbarck）突然发现：在战场东面几公里外，有一行类似树木一样的东西在移动。毛奇拿起望远镜观察片刻，然后对身边御驾亲征的国王威廉一世兴奋地说：“陛下不但赢得了这场战役，而且也赢得了战争。”原来就在普鲁士易北军团和第一军团陷入与奥军苦战的同时，一名传令兵奔驰了30多公里，给王储送去了国王的强制性命令，第二军团随即开始向北运动，这就是俾斯麦看见的“移动的树木”。下午2时30分，第二军团向奥军北面的防区实施攻击。奥军防线瓦解。贝纳德克元帅于下午3时下令全线撤退。但是普军攻势非常猛烈，奥军第一军只能发动骑兵反攻，以支持炮兵及掩护友邻部队撤退。这次行动在20分钟之内就伤亡了1万人，第一军几乎被打残。可是这次反攻争取了时间，奥军近18万人在被完全合围之前从夹缝中成功撤出。萨多瓦会战中，普鲁士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0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攻占了距离维也纳仅仅6公里的佛罗斯洛夫要塞，拿下维也纳、征服奥地利已指日可待。
普奥战争萨多瓦会战
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即将获胜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麦和总参谋长毛奇将军此刻突然吵得不可开交。国王力主直捣已近在咫尺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毛奇从一个军人的角度，当然也希望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一举拿下已是孤城的维也纳。但是，首相俾斯麦却努力“向沸腾的葡萄酒中注水”，坚决要求放弃攻打维也纳，趁着军事上的有利地位，与奥地利尽快签署停战条约，只要达到将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大家庭的目的就算大功告成。当国王一直不肯让步时，俾斯麦急得流下热泪，以辞去普鲁士首相职位相要挟，甚至打算从四层楼上跳下去。争吵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国王终于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要把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无奈和委曲求全”。
后来，普鲁士果然与奥地利签下了不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邦联。但是，俾斯麦在战局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放弃攻打维也纳以扩大战果的机会，此事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悬案。
为什么俾斯麦不惜以辞职和跳楼相威胁，忤逆圣意也要坚决阻止兵临城下的普军进军维也纳？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首先，出于欧洲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其他列强不会坐视普鲁士彻底击败奥地利而崛起为中欧强国，普军执意攻占维也纳的必然结果是列强的武力干涉，普鲁士崛起、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可能中断；其次，虽然萨多瓦会战普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却并未歼灭奥军主力，奥军18万大军成功突围全力退守拱卫京师，急切之下普军强攻维也纳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俾斯麦的目光更为长远。
其实，俾斯麦称不上是杰出的战略家，他只是一个幸运的冒险者。就在4年之后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坚持强迫战败的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并支付50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从而在法国人骄傲和自豪的心中插入了一柄永远疼痛的利刃，使法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德国未来真正的战略对手――英国人的怀抱。德国原本不必刻意羞辱法国人，从而在未来留下利用英法矛盾的空间，以实现德国崛起成为世界强权的战略目的，但俾斯麦的短视为德国制造了一个强大而难以征服的敌人，并促使英法结成在欧洲围堵德国崛起的强大同盟，德国在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都与俾斯麦当年的鲁莽战略有关。
事实上，俾斯麦在维也纳城下戛然而止的战争背后另有原因。这就是，当普奥战争打到第7周，兵临维也纳城下的俾斯麦已接近其金融动员能力的极限，他已经无力将战争继续下去了。要明白普鲁士军队当时的处境，我们必须将视野扩展到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金融力量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理解战争和革命背后的金融力量，也就无法真正看清历史的全貌。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1）
德国处于欧洲东西部之间的连接点，特别是柏林更是处于欧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位置上。南来北往东行西去的客商都云集柏林，形成了欧洲的各种货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从罗马帝国开始，柏林就是货币兑换中心，到拿破仑占据这一地区之后，对货币兑换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
老布雷施劳德叫塞米欧（Samuel），他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买卖当地政府的债券，在买卖的交易过程中赚取差价。当时这种债券发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抚恤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者儿子的家庭。1828年前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跟罗斯柴尔德家族建立起商业合作关系。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处于欧洲金融权力的顶峰，正是这样一种“搭上大腕”的商业合作关系，使得布雷施劳德家族一举从众多的柏林银行家中脱颖而出。1830年以后，布雷施劳德家族开始定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取佣金，而当时柏林声名显赫的门德尔松这种老牌银行家族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布雷施劳德在罗氏家族的统一指挥协调下，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金融市场之间寻找低买高卖的套利机会。由于欧洲市场上各种债券和货币的价格在各个城市之间会略有不同，利用地域差价实现套利的关键是获取准确的情报和抓住恰当的时机。金融业从一开始就对情报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实际上现代国际情报机构就是建立在早期国际银行家族商业情报传递系统基础之上的。当时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毫无疑问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情报速递系统，其覆盖面、快捷性、保密性、准确率和复杂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各国政府官方的系统。
布雷施劳德家族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强烈渴望能够进入罗氏家族的情报速递网络。他们在柏林做生意，要收到从巴黎到柏林的信件，需要6天的时间，如果通过罗氏的情报网络，只需要5天，这1天的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据多年的考察，逐渐把布雷施劳德家族纳入到自己的情报体系之中。
1831年，布雷施劳德家族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柏林的忠实代理人，他们不断地给罗氏传递关于普鲁士内政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各方面信息，例如荷兰国王等5个欧洲强权对新成立的比利时持有何种政治态度，沙皇俄国对于波兰的反叛又是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布雷施劳德家族也汇报有关瘟疫在欧洲蔓延的情况，还有1848年革命在柏林的动态，并一再确保为罗斯柴尔德家族购买的黄金和债券的安全性。各种情报通过布雷施劳德的收集和传递，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欧洲情报系统，有助于罗家掌握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而广泛和深入地影响欧洲各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在遍布欧洲的金融市场交易中大获其益。
老布雷施劳德：罗斯柴尔德的代理人（2）
柏林的金融市场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规模还不大，最活跃的金融产品就是铁路债券。普鲁士政府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引起像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国际银行家“大腕”对铁路债券的关注，想方设法吸引罗家投资到普鲁士的铁路工业。在投资的过程中，罗家在普鲁士工业领域的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逐步担任了多家铁路公司的董事。
183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英国银行的当家人，同时也是整个家族的首脑人物内森去世，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接任家族掌门人的位置。在布雷施劳德投靠詹姆斯的初期，双方的地位完全不平等，布雷施劳德必须要让出很多利益，才能得到获准加入罗氏家族的特权金融网络。当时詹姆斯对布雷施劳德的态度并不好，经常敲打布雷施劳德不要忽略了罗家的利益。这种警告实际上意味着罗家对他们的合作并不十分满意，而且一直在试图寻找新的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为了维持与罗家这一特殊渠道的畅通，布雷施劳德家族不得不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1840年德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布雷施劳德家族不惜损失自己的佣金来换取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订单。几年过去了，双方合作还是不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满意，以至于布雷施劳德家族有时不仅拿不到佣金，甚至要倒贴一些钱，以维持与罗家的商业关系。
双方的从属关系可以从老布雷施劳德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在此信中，塞米欧把他17岁的儿子格森推荐给维也纳的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男爵：
“请允许我以全部的衷心和最深的热爱来表达对您的感谢。多年以来，您如此的大度和如此的善意，使我很荣幸地被您所垂青，就好像一粒尘埃从一片泥沙之中被拣选出来一般。您是一个最高贵的、最善意的贵人。您把我放到一个大家庭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我无以表达我的感谢。只要我活着，您的画像将永远留存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完全忠实于您，我的恩人。现在我请求您能够把对我的关爱和呵护传递给我的儿子。”
1855年塞米欧去世，他的儿子格森顺理成章地成为家族银行的掌门人。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正在德国迅猛扩张，柏林的金融市场也在实业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此时，对于布雷施劳德家族而言，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仍然是与罗斯柴尔德的长期稳固的商业关系。这种合作模式，在格森执掌布雷施劳德家族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格森也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中心。他与柏林的其他众多犹太银行家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广泛地渗透到冶金、铁路建设等行业。他们当时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
奥本海默：科隆的金融霸主（1）
1834年，亚伯拉罕？奥本海默娶了老罗斯柴尔德的孙女，23岁的夏洛特？贝菲丝（Charlotte ；Beyfus）。从此，亚伯拉罕有了财雄势大、富可敌国的岳父和叔叔――他们就是决定着法兰克福财政政策的阿姆斯洛，掌管着奥地利金库钥匙的所罗门，主宰着伦敦金融城的内森，控制着意大利税收的卡尔和征服了巴黎银行业的詹姆斯。
能够娶到罗斯柴尔德家族女儿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也不是平庸之辈。
所罗门？奥本海默
家族属于犹太人中的最高阶层“宫廷犹太人”。1789年，亚伯拉罕的父亲，年仅17岁的所罗门？奥本海默在波恩创建了奥本海默家族银行，后来迁往科隆。年纪轻轻却已跟着父亲在金融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所罗门敏锐地察觉到，在新兴资产阶级财力迅猛扩张的时代浪潮中，封建贵族势力已经逐渐失去控制力。
任何一个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集团，在它对其他各种社会集团的控制力逐渐衰弱时，必将形成权力争斗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从周天子式微到春秋五霸的兴起，从东汉王朝的解体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从晋室内斗到五胡乱华，从唐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每一次控制力的衰落都必然形成权力真空，这时候外在的和内生的新兴势力涌入进来，势必形成颠覆性的社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