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6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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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多数地方，比如说陇西甘南地区，过去曾长期被木速蛮人口所盘踞，儒家的文教事业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
眼下，那些曾经遍布宁夏、固原、河州、临洮、天水等地州县乡村的木速蛮番寺，都已经被三边总督袁崇焕下令焚毁了。
然而，不管是焚毁那些番寺也罢，拆除它们也罢，或者将它们改作其他用途，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收回西北。
因为，类似文化这样的东西，消除了旧有的那一套之后，必须有新的东西去填补前者留下的空白。
若是属于华夏文明的儒释道那一套不去填补这个空白，那么其他的东西就会去填补这个空白。
比如说，以康迪纽斯为首的耶稣会西北分会以及保安团。
当初，康迪纽斯带着一批新的传教士和追随者队伍到了西北之后，拿着军机处和武备院的公文，从三边总督袁崇焕的手里，终于领到了一批枪炮弹药，拉起了一支五百余人的耶稣会武装保安团。
等到来自巴达维亚的军事指挥官安东尼？范？迪门，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赞助的资金，经过崇祯皇帝的允许，来到宁夏，来到天主教在华耶稣会对抗回教徒的最前线海喇都堡（后世宁夏海原）以后，耶稣会西北保安团终于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尤其是在清除烧毁曾经遍布宁夏地区的木速蛮番寺番经的问题上，耶稣会传教士康迪纽斯和同为宗教激进分子的安东尼？范？迪门，领着耶稣会西北保安团立下了大功。
对待那些隐匿的宁夏木速蛮，以及宁夏木速蛮中的神职人员，耶稣会保安团的手段极其残忍。
他们打着为龙华民等在华耶稣会殉教圣徒们复仇的旗号，将所有抓捕到的木速蛮神职人员，全都一个个地裹上浸满了猛火油的毛毯，当众活活烧死。
这样的事情，在固原、临洮、天水、河州等地，常常都是由那些当年在木速蛮之乱中逃得一命的汉人民团来做。
但是对于木速蛮之乱还没做大就被镇压下去了的宁夏地区来说，移民来此沿黄屯垦的陕西汉人，与木速蛮之间的仇怨，并没有那么深。
所以宁夏本地的汉人民团武装，对于世居此地的木速蛮们多多少少还是心存善念，比较宽容，愿意和平共处。
到了三边总督袁崇焕公开发布《告木速蛮书》之后，宁夏的木速蛮在宁夏镇总兵官贺虎臣率军威逼之下，虽然也大量迁往河西而去，但却仍有一部分世居此地的木速蛮不愿离去。
有的选择了归顺，选择效忠大明朝廷。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不愿西迁的木速蛮，则选择了隐匿逃脱，终究不肯归化。
而这些不愿离去的木速蛮以及其中的神职人员，则成为了天主教在华耶稣会的会长康迪纽斯和耶稣会西北保安团指挥官安东尼？范？迪门报复和清算的对象。
康迪纽斯和耶稣会西北保安团针对宁夏木速蛮及其阿訇等神职人员的血腥手段，袁崇焕不仅没有意见，而且相当支持，乐见其成。
可是，对于康迪纽斯以及汤若望等传教士随后在海喇都堡（后世宁夏海原）等地私自兴建耶稣会天主堂的做法，袁崇焕却非常不满。
早在崇祯三年年底的时候，袁崇焕就一边下令禁止康迪纽斯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在宁夏兴建天主堂，一边接二连三地，给崇祯皇帝递送密折，建议朝廷尽快增派进士出身的朝廷官员，到三边地区的州县任官，尤其是充任州县学官。
三边地区的州县学官好办，南北两京的国子监里有不少科举无望的老监生们，以及礼部、吏部备案候选多年的举人们，愿意充任这样的职务，也有能力充任这样的职务。
但是知州县令之类的州县父母官，即便是相对偏远一点的地方，却也都是朝廷进士文官们的领地了。
不管是袁崇焕也好，还是如今总领西北军国大事的军机大臣李邦华也好，这些进士出身的官员，都还是抱着非进士不选任的执见，请求崇祯皇帝从崇祯四年的新科进士里多往西北任命一批。
就这样，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之下，三榜中式赐同进士出身的黄宗羲，也成了被安排到西北三边地区任职的新科进士之一。
若不是刘宗周这个名头响亮的大理寺正卿为自己这一科中式的弟子们说了话，跟吏部尚书成基命写了信，那么根据黄宗羲在三榜之上的名次，他会被安排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去。
比如说陈于泰、陈名夏、张采、孙淳这些来自南直隶地区的新科进士们，就因为三榜进士皆外任的惯例，被吏部一竿子给分派到了真正的三边地区。
原本历史上崇祯四年的状元陈于泰，这一回殿试之后不仅与状元无缘了，而且连二甲都没进。
在这次吏部授官任官的名单上，陈于泰更是被分配到刚收复不久的甘肃岷县县令的位置之上。
原来由木速蛮乱军占据的岷州卫，在被汉中军队潘云腾所部收复之后，没过多久，就被朝廷批准改为了岷县。
与岷州卫的结局一样，原本由木速蛮世家大族世袭指挥使或者世袭土官的河州、洮州、阶州、秦州等地，也相继改为了直接隶属于三边总督的府、州或者县。
当地的木速蛮世家大族，经过了木速蛮之乱以后，先被西窜的流贼过了一遍，又被西进的官军过了一遍，到了崇祯四年初的时候，早就被连根拔除，干干净净，原有的世家势力什么也没剩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自然是空出来大量的位置，即便袁崇焕不提建议，即便崇祯皇帝不打招呼，吏部也会把崇祯四年的大批新科进士，安排到这个地方去任职。
除了陈于泰之外，这一次同是三榜进士出身的江南名士陈名夏，也被安排到了西北任职，不过却是比县令还稍有不如的洮州推官。
推官同样是正七品，不过却是州里面的佐贰官，比不得县令管治一县的权力大。
这当然也是崇祯皇帝授意改定的方案了。
因为这个陈名夏虽然在江南士林中名望不小，也颇有点文学才华，在原本的历史上，还曾高中了崇祯十六年的探花，但是他的气节和人品，却实在是不怎么样，也是一个闯来投闯、清来投清的货色。
对于这样的人，即使让他当个西北边远地区的县令，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无法真正放心，到最后也只能让他去当个洮州推官了。
与此同时，张溥的弟弟张采、张溥的朋友——历史上复社的风云人物孙淳、李雯，也在崇祯四年殿试之后的三榜进士名单里面，这一次，自然也被一股脑儿地安排到了西北。
在历史上虽然屡试不第但是人品还算不错的李雯，在崇祯四年春闱的扩招计划之中，如愿中了进士，这一回被得授陕北延安府延川县令。
而历史上人品也不怎么样的孙淳，则被安排到了刚刚收复不久的河州府做推官！
如今河州府当面的积石关外，就是大西贼张献忠所部盘踞的河湟之地，而河州城的附近又是高迎祥所部盘踞的兰州城。
他这个推官，对本地区缉捕盗贼的事情负有直接的责任，把他安排到那里去，当然是一种考验，能不能挺住不被追责，就看他的造化了。
张溥的亲弟弟张采，与陈名夏、孙淳等江南士林名士们类似，也被授予了新改的固原府推官的“重任”。
第一零二六章 最大赢家（）
如果历史上那个大名鼎鼎的复社组织在这一世，仍然存在的话，那么这一次，吏部把这么多出身江南士林的名士，一股脑地安排到陕北以及三边之地任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或许，在吏部的这个方案本身还在酝酿过程中的时候，就会被朝中那些出身江南士林的官员们，群起而攻，指控为党同伐异的党争恶行了。
但是这一世，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朝中的东林党大佬们，早就靠边站了。
有限的几个前东林党外围人物，比如崇祯四年春闱副总裁官之一礼部左侍郎何如宠，也早猜透了崇祯皇帝对待东林党人的真实态度。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在党争中死难的东林党人评价很高，不仅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而且也给了他们很多死后的哀荣。
只是这些前东林党大臣们死后在崇祯朝的哀荣备至，对于眼下还活着的东林党人却毫无作用。
一来，前东林党人死后的哀荣，根本改变不了，也动摇不了崇祯皇帝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方法分化和贬斥活着的那些东林党人的决心。
不仅在朝的那些前东林党骨干大臣们被陆续贬斥了，比如郑三俊、钱象坤、高宏图、钱谦益等人；
而且天启年间尤其是天启末年辞官归隐或者丢官罢职的那些前东林党大臣，也没有被起复任用，比如在士林清流之中德高望重的韩鑛、孙慎行等等。
二来，不管崇祯皇帝如何高度评价已经死掉了的那些东林党大臣，也都改变不了崇祯皇帝打着各种高大上的旗号进一步将前东林党人的外围或者影响边缘化的做法。
比如，将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甚至包括史可法等人，一个个打发出去任职，而且还是越远越好。
崇祯皇帝的这个做法，当然与天启年间阉党对待东林党大臣的血腥手段截然不同。
然而这样的做法，却也让朝野之间的东林党分子和读书人们，没有办法真正团结起来进行抗争。
因为过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天启年间，东林党人总是以大义名分来批评皇帝，指摘朝政，让天启皇帝和非东林党的大臣们，处在了一个道义上十分不利的位置。
然而现在，站在大义名分一边的，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人，却是当今的崇祯皇帝。
当崇祯皇帝亲自站出来以大义名分为旗号，或者贬斥或者分化朝野东林党人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对抗的资本。
比如这一次，这些出身江南士林的读书人们，既然考取了举人或者贡生，到北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会试，那就意味着你要为朝廷效力，要为皇帝效力了。
如今皇帝在殿试之后，亲自录取了你，并将大明朝一个县的百姓，或者说一个州府的司法职责交给了你，让你负责，这算不算是皇恩浩荡？！
你要是敢挑肥拣瘦拈轻怕重，穷的地方不想去，偏的地方不想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新科进士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立刻丧失了大义名分，立刻就在道义上落入千夫所指的局面。
那么在明朝的历史上有没有那种对于朝廷分配的官职不感兴趣不愿意去从而拒绝接受辞官不就的呢？
当然有了，比如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也有很多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路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或者能与忠君相媲美的道义出发点。
这就是孝道。
刘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为借口辞官不就的。
而这个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绝朝廷许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