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6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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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江南地区匹马值银百两而且有价无市的情况，如今也一去不复返了。
来自塞北蒙古部落的蒙古马虽然个头不高，比不上河西马那样身材挺拔，但是胜在四肢矫健、适应性强，正适合耕地拉车长途跋涉。
而田国丈家的四轮马车和车马行生意，也因为马匹来源的日益充足和马匹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而变得越来越红火了。
南直隶随便哪一家大户，甚至随便哪一家大户家的朝奉，出门会客或者谈生意，若是没有一辆两马并驾，或者三马并驾甚至是四马并驾的马车，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大户人家了。
至于大明京师里的权贵豪门之家，乘坐数马并驾的四轮马车出门办事或者饮宴游玩，更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早就成为了一种日常。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素来不喜朝廷上的文武百官乘坐轿子出行。
虽然从来也没有明旨禁止过文武官员和皇亲国戚们乘坐肩舆或者轿子出行，可是皇帝本人出宫的时候必坐四轮马车，就是在皇宫大内，也从来不坐肩舆或者轿子。
近便一点的地方，都是带着随从护卫直接步行过去。
稍微远上一点的地方，则是亲自骑马过去。
与此同时，如今的内阁大臣与六部尚书们，以及军机大臣与五军都督府的左都督左护军们，人人也都拥有了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互匹配的御赐车马和通行令牌。
即使入宫当值或者上朝觐见，这些人皇帝倚重的重臣们，也都有在紫禁城内骑马通行的特权。
过去官员出门必乘的轿子，如今都成了多数朝廷大臣家中的摆设。
因为家中养的轿夫们走得再快，也没有四条腿的骏马跑得快。
而且轿子装饰的再豪华也不过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辆精致豪华的四轮马车更能显示地位和派头。
同时，四轮马车的持续改良，以及顺天府尹王元雅在京师城内力推的主干道水泥路改造，也让四轮马车的舒适度和通行速度大大提升。
以至于抬轿子的轿夫这个行当，在京师城内面临淘汰，而技术精湛的马车夫们，则成了京师内外的抢手货。
现如今，只有那些实在不良于行的朝廷大臣和皇亲国戚们，才会在短途出行的时候用上一用，或者是由皇帝特旨恩准在紫禁城中用上一用了。
时光虽然只是过去了四五年，可是大明朝的京师内外，与天启年间相比，已然有了大大的变化。
宣大与漠南的抗虏战争，虽然刚刚过去两年，战争留下的许多痕迹还没有消失，可是关于那场战事的恐慌记忆，却早已消散不见了。
对于京师内外的百姓来说，那场战争就像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至于遥远的西北，官军、流贼与木速蛮三方之间的战事绵延已久，但是对天子脚下的百姓们来说，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为什么陇西河湟，什么甘州肃州，距离他们实在是太遥远了。
即便是那个与京畿百姓只隔着一道山海关的辽东，如今的形势似乎也不再如同天启年间那般一日数惊了。
在京师百姓的眼中，来自山海关外的战火和威胁，似乎也只是存在于多年之前的记忆里了。
京畿之地的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不必经受战事连绵的折磨，不必经受异族铁蹄的蹂躏，曾经是崇祯皇帝梦寐以求的一个局面。
只是当这个局面过早地到来，尤其是在建虏未灭、西北未平的情况下到来，却让他不知道是应该感到欢喜还是应该感到忧虑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崇祯四年四末的京师，春暖花开、繁花似锦，天子脚下的百姓们，没人忧虑远方的战争，到处都是一派安居乐业安享太平生活的景象。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曾经的反贼头子之一罗汝才奉旨入京，到锦衣卫指挥使司任职一事，并没有在朝堂上引起什么波澜。
大部分朝廷官员并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而小部分听说了这个消息的官员们，充其量也只是在肚子里腹诽几句皇帝的妇人之仁而已，没有人把这件事情的发生看得多么重要。
唯有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自己，在心里为此暗自高兴不已。
因为陕北流贼曹操营的临阵倒戈，曹营首脑人物罗汝才、吉珪的入京任职，意味着崇祯皇帝本人之前推行的封堵流贼使之西进的战略，已经迈出了走向圆满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大明朝的官军在西北可攻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
只要弹药粮草供应得上，只要李邦华、袁崇焕、洪承畴、王廷臣等人不出现什么重大失误，流贼在西北地区的生存空间，就只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
最后，他们要么就是被就地消灭，要么就是得继续往西逃窜。
然而不管如何，从此往后，崇祯皇帝再也不用忧虑西北的流贼突然窜入中原腹心或者湖广地带了。
原本历史上，由西北流贼带给大明朝，带给崇祯皇帝的那一场噩梦，该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因为眼下，不管是闯王高迎祥还是后来的李自成，又或者是夺占了西宁之后妄自尊大的大西王张献忠，作为流贼，他们失去了历史上的那个机会。
如今的他们，已经窜入了遥远偏僻的西北，再想如同历史上那样，于屡战屡败之下，一入河南和湖广之地，便刹那间如同龙归大海、如有神助一般，再次拥众数十万勃然而兴，并最终攻入京师、灭亡大明，该是绝无可能了。
第一零二三章 山外有山（）
崇祯四年三月开始的春闱，到了五月的时候，就全部尘埃落定了。
不光是那些科场失意的落第者们，已经离开了京师，就是那些科场得意的新科进士们，也到了吏部授官然后奔赴各方任职的时候了。
崇祯四年春闱里的头三名，即高中一甲的那三个人，也就是状元左懋第、榜眼杨廷麟、探花宋时烈，仍然按照大明朝的旧例，进入了翰林院任职。
其中，状元左懋第直接担任了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而榜眼杨廷麟和探花宋时烈，则担任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除了一甲进士及第的这三个人铁定要进入翰林院之外，二甲的一百多人可以通过朝廷举办的考试，进入翰林院担任翰林院检讨或者翰林院的庶吉士。
但是能够进入翰林院的终究还是少数人，即便是二甲里的新科进士们参加了朝廷举办的考试，最终如愿进入的只不过二三十个人而已。
说起来，翰林院并没有什么实权。
明初的翰林院负责前朝历史的编撰与修订，元朝的历史编修完成之后，翰林院最大的作用，就剩下三个了。
其一，是负责编修本朝的国史，尤其是前一任的实录和现一任皇帝的起居注。
这个功能，是翰林院的第一职能，不过说白了，主要是起着一个档案馆或者说国史馆的作用。
除了能够与皇帝保持着非常直接和紧密的联系之外，并没有其他什么权力可言。
其二，就是负责起草朝廷重要的政令与皇帝的诏书。
不过，到了崇祯朝，翰林院的这个重要作用，如今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
除非崇祯皇帝有特旨，比如说起草类似正旦大朝会上的那种面向全天下正式公开发布的诏书、敕书，才需要翰林院这个熟悉前朝和本朝历史的部门出手。
而其他的大多数时候，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是选择以上谕的形式，直接将自己的军令、政令发往天下各地。
一开始，内阁、六部以及翰林院等负有起草圣旨、诏书、敕令的衙门口，都还不太习惯。
但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之后，眼下不管是内阁、六部，还是翰林院，都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除了一些影响重大的朝廷政令之外，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再敢跟崇祯皇帝争夺圣旨的起草权和发布权了。
当然，除了上面的那两个职能之外，翰林院还有第三个职能，那就是陪皇帝读书学习，亦即翰林侍读、翰林侍讲的职能。
说到底，大明朝的翰林院就三个功能，首先是编撰史书，其次是起草诏书，然后是陪皇帝读书。
在这三个功能之中，可以说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权力。
特别是在当今这位崇祯皇帝继位之后，翰林院仅有的这三个功能，如今也只剩下了编撰史书这一个了。
起草诏书的事情，就不用提了，崇祯皇帝很少再让翰林院起草圣旨或者上谕。
就是有些时候，不得已的情况下需要别人帮助记录、连缀成文，或者是帮助斟酌润色，这样的工作，也是直接由当值的中书舍人们来做了。
至于陪皇帝读书的事情，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崇祯皇帝跟历史上的那位可不一样了。
不是说如今这位不喜读书，也不是说如今这位博览群书，已经不需要别人的指点了。
而是说，他并没有多少时间读那些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类的古书。
翰林院在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先后多次上书，请求崇祯皇帝重开经筵日讲，让翰林学士或者已经闲得蛋疼的翰林侍讲、翰林侍读们入宫，为皇帝讲解四书五经方面的东西。
可惜的是，但凡翰林院类似的上书，崇祯皇帝全部都是留中不发，采取已读不回、不予处理的方法对待。
久而久之，经筵日讲也荒废了下来，京师翰林院里的翰林侍讲、翰林侍读们整日无事可做，有的请了长假归家省亲，有的寄情山水吟诗作对，乐得逍遥自在。
然而，眼下崇祯朝的翰林院，即便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可是它在天下士子们的心目之中，却仍然是在朝京官里最为清贵显耀的所在了。
尤其是在二十四岁的宋时烈眼中，能够以朝鲜士子和崇祯四年探花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进入大明朝的翰林院，比起当初中了会元，都更让他感到高兴。
至于崇祯四年春闱殿试的状元左懋第，还有殿试之后取中的榜眼杨廷麟，更是自从殿试结束了之后，就处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之中。
尤其是三十岁的左懋第，崇祯三年秋天才刚刚在山东中举，本来这次前往京师参加会试的目的，就是想先熟悉一下进京赶考的感觉，蹚蹚路子，以便为下一次的大比之年做足准备。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回，他不仅一举得中，而且殿试之后皇帝亲自录取的结果，更是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在原本的历史上，左懋第运气也不错，同样是在崇祯四年首次参加会试就中了。
不过在原本的历史上，不管是会试的结果，还是殿试的结果，左懋第的排名都很靠后，属于三甲里的倒数，也就是同进士出身里的倒数。
当然，这一回在礼部举办的会试之中，左懋第的表现也并不突出，在徐光启排定的贡士名单里面，他也仍然排在四百五十名开外了。
然而到了崇祯皇帝亲自莅临的殿试之上，仿佛是冥冥中自有神助一般，左懋第从皇帝的口中，听到了一个让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策论命题。
即便是如此，已经三十岁的左懋第也很有自知之明，并非天才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不敢想象自己竟然会因此而成为崇祯四年春闱最后的状元！
与一甲三人的春风得意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殿试之后仍让排在三甲靠后心情郁闷的黄宗羲。
会试之中，一向自视甚高的黄宗羲考了个五百名开外的名次，心情已是郁闷。
到了紫禁城皇极殿里的殿试之上，因为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崇祯皇帝本人，二十一岁的黄宗羲心情激荡，虽然几个时辰之内就洋洋洒洒地写四五千言，可是不小心在数页卷面之上，出现了墨迹淋漓沾染。
若不是明朝的历史上没有过因此而黜落贡士的先例，那么黄宗羲就危险了。
就这样，一向自视极高、从不讲天下士子放在眼里的黄宗羲，在殿试之后，名次再次排在了后面，而且是三甲的后面。
这个结果，让黄宗羲心情落寞，郁郁寡欢。
崇祯四年五月初一的下午未时，京师内城东城崇文门内一处府邸的偏院花园里面，站着两个年轻人，一边看着连廊下的金鱼池子，一边有一句每一句地在说着话。
只听其中一个年约十五六岁刚刚束发成人的少年，对另外一个满脸沉郁之色的青年说道：
“兄长之才，人皆悉知！且不说兄长在国子监上舍之中一枝独秀，即令恩师这样的海内大儒，都对兄长赞不绝口！一次小小的科场失意，又能说明什么呢？
“何况兄长又不是不知，科场之上数篇八股定输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