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4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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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大同这个地方行政上属于山西，按照明朝的官员任职回避原则，山西人出身的孙鼎相，不应该担任大同巡按御史。
不过这一次，经过崇祯皇帝一番雷厉风行的安排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因为在崇祯皇帝发给宣大总督、大同巡抚以及军机大臣李邦华的旨意之中，明令祖大寿率领大同镇边军骑兵在撤离河套的途中，从山西镇总兵官王国梁的手里接管归化城内的一切，然后驻守归化城周边。
同时，崇祯皇帝还废除设立在大同的山西行都司，正式设立大同都指挥使司，由大同镇副总兵张全昌改任大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
至于大同都指挥使司的驻地，崇祯皇帝明旨让其设立在了大同边外的集宁堡，专门沿边卫所墩堡及边外军屯的设立编管。
除此之外，大同也正式脱离山西，成为了一个与山西地位平等的行省，在大同城内设立大同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
由陕西右参政练国事升任大同承宣布政使，由京师朝堂上的风云人物詹事府詹事刘鸿训出任大同提刑按察使。
詹事府是朝廷设立的东宫辅臣。
不过这个时候崇祯皇帝还没有太子，所以也用不上詹事府这一套东宫文官班子，留着刘鸿训这个爱搞事情的大炮筒子，也确实是自找麻烦。
原本历史上，刘鸿训也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被无法忍受他的崇祯皇帝赶出了朝堂，赶到了代北戍边，几年后病死在边地戍所。
不过那一世，他是因为骂崇祯皇帝是个啥也不懂的娃娃，被人举报上去，然后被皇帝问罪撵走的，属于充军边地。
这一次则不同，从詹事府詹事到一省的提刑按察使，算得上是一种升迁了。
然而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是高升，还是贬斥，只要把这些疑似东林党人或者疑似东林党的同路人弄走，离开京师朝堂，那么他们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第七八四章 剑走偏锋（）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也不是非要搞一言堂不可，也并非完全听不进去任何不同的意见，或者反对的意见。
他也知道，很多反对意见其实也有道理，而且很多时候也都是对的。
这些人也不全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反对，有不少人都还是颇有忠贞之心的。
只是眼下的崇祯皇帝，即将迎来自己筹谋已久的军政改革，他可不想这个时候，在自己的身边存在这么多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光说不练就会空发议论的清流名臣。
因此，凡是对于他的决定，一贯性地，或者习惯性地保持着质疑和批评态度的大臣，他都要将他们远远地打发出去。
三月初一的建极殿朔日大朝会结束之后，连着好几天，一队接着一队司礼监的太监们、内阁中书舍人们，以及锦衣卫的缇骑队伍，带着朝廷发出的一系列封赏和调任旨意，奔赴四方各地传旨而去。
在这一道道被送往四方各地的旨意之中，还有一道，是关于河套之地的安排。
河套之地的鄂尔多斯蒙古人到底应该怎么办？
是应该把他们留在河套之地继续放羊，还是把他们赶走？
如果选择把他们赶走，是应该让他们往西，还是应该让他们往北？
如果这些人的人数很少的话，留在当地也好，让他们往西或者往北依附别的蒙古部落也好，对于将来的河套之地，他们就构不成什么威胁。
但是现在，随着额璘臣、善丹以及扎木素等人归附的鄂尔多斯诸部蒙古人，男女老少总计超过了四万五千人。
这么多人，不可能都杀了。
就算是有能力，也不能这么干。
若是真的都杀了，从此之后还有哪个蒙古部落敢于归附大明？
且说那日额璘臣等人被理藩院的官员带着接受了崇祯皇帝的召见并封赏之后，迷迷茫茫的额璘臣直到出了紫禁城才反应过来，自己应该提出的一些请求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提出来。
过了两日，在京师暂时安顿了下来的额璘臣，再次找到了理藩院的官员，请求拜见同为蒙古人的理藩院院使恭顺侯吴惟英。
第二天上午，恭顺侯吴惟英带着理藩院的两位副使，就在理藩院让人找来请求拜见的额璘臣。
理藩院原本只有一位副使，也就是姜曰广。
但是现在则有两位副使，新增加的那一位，正是在居庸关下成为三千营官军俘虏的察哈尔窦土门固山多尔济达尔罕济农。
多尔济达尔汉济农在居庸关下被迫督促着麾下各个蒙古部落人马猛攻居庸关，大量的部众人马惨死在近卫军第一镇的火枪火炮霹雳弹猛火油弹之下。
黄台吉率军仓皇撤退之后，三千营骑兵大队人马出击，将停留在温榆河冰面之上的建虏和北虏残部消灭殆尽。
这期间，多尔济达尔罕济农率领自己的本部护卫临阵倒戈，算是为自己赢得了一线生机。
那一战过后，他麾下的数百精壮部众，被编入了王廷臣的三千营骑兵队伍之中，而他本人则被押送到了居庸关城之中。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没有了威胁，却在蒙古草原上有着一定号召力的人物，崇祯皇帝还是比较重视的，不仅饶了他的性命，而且对他也颇为尊重。
而多尔济达尔罕济农虽然不是出身黄金家族，但也是蒙古草原上的大姓博尔济吉特氏出身，更是察哈尔部六大万户之一，算是林丹汗麾下的重要人物了。
如今林丹汗逃窜进入了青海，若是林丹汗的命运没有因为自己而全面改变，那么数年之后，林丹汗就会病死在青海的草原上。
到了那个时候，这个多尔济达尔罕就会派上很大的用场，可以让他出面去招降逃入青海的察哈尔部众，从而兵不血刃地将青海收归版图。
甚至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只要甘南洮岷之地的回乱告一段落，利用多尔济达尔罕等察哈尔部蒙古降人，招降林丹汗麾下人马的行动，就可以立刻展开了。
正是因为这个考虑，在带着察哈尔部万户的多尔济达尔罕济农，以及科尔沁左翼的满珠习礼等人回到京师之后，崇祯皇帝将两人全都安排进了理藩院任职。
察哈尔万户出身的多尔济达尔罕济农，当上了理藩院的副使，而满珠习礼当然只是理藩院行人司里的一个行人。
额璘臣来到理藩院衙门前院的二堂，拜见了理藩院的三位长官，用前不久刚从理藩院这里学来的大明官场礼节，对着三人躬身作揖行了礼，然后用还算流利的陕西官话说道：
“当日外臣朝见圣天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未及请旨天子，对于河套之地，对于鄂尔多斯诸部，如何安置。
“外臣既来京师，圣天子封侯赐宅，留外臣及亲眷永留京师，外臣领旨，并无二话。
“然则，鄂尔多斯诸部跟随外臣内附大明之时，外臣曾对诸部有所许诺，说大明朝必不会亏待内附部落，圣天子亦必恩养鄂尔多斯诸部如赤子！
“此番，外臣等人自来京师之后，圣天子赐予我等金银府邸、绸缎布匹、车马等物，我等外臣亲眷富贵荣华、生计无忧，只鄂尔多斯诸部究竟如何安置，实令外臣等人内心忧虑！
“今日前来理藩院拜见众位上官无他意，只为问询朝廷安置鄂尔多斯诸部之方略！”
崇祯皇帝对于如何安置鄂尔多斯蒙古人，一开始虽然下定了决心，清空其地，准备为山陕、中原等地汉人新辟一块可以垦荒重地、安置流民的地方，但是这些鄂尔多斯人到底应该怎么办，始终没有好的安置去处。
额璘臣等人抵达京师之前，崇祯皇帝就让理藩院里的众人拿出一个章程出来，只是吴惟英也好，姜曰广也好，包括另一位新任理藩院副使多尔济达尔罕也好，始终拿不出一个令崇祯皇帝感到满意的方案。
直到乌素图召活佛萨木腾敖斯尔主动上门前来求见。
活佛萨木腾敖斯尔虽然不被林丹汗所重视，还曾被林丹汗从黄教在漠南蒙古的圣地伊克召大庙赶走，但他的名头却还在漠南流传，包括被迫跟着林丹汗改宗的多尔济达尔罕，也听说过他的名头。
而年纪一大把却还是一心想走高层路线的活佛萨木腾敖斯尔，也曾听说过多尔济达尔汉济农的大名。
此时在大明朝的京师见面，虽然恍若隔世，但却让萨木腾敖斯尔看到了机会。
让这些人继续留在河套之地，当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大明朝的皇帝不肯。
而让这些人往西去归附林丹汗，不仅大明朝这边不同意，就是萨木腾敖斯尔活佛本人也不乐见。
鄂尔多斯的这数万蒙古人，不仅都是黄教的信徒，而且还主要都是他现在坐床的乌素图召的信众。
让这些人往西去依附林丹汗，恐怕转眼之间就会成为林丹汗身边那些噶举派活佛的信徒。
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他是不会干的。
不过，让理藩院诸位高官感到头疼不已的事情，却难不倒这位藏地游历而来的活佛。
很快，理藩院就向崇祯皇帝上了一个关于如何妥善安置鄂尔多斯蒙古人的条陈。
经过多尔济达尔罕的提议，以及吴惟英、姜曰广的联署，三人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细想起来却又颇有点剑走偏锋、一石数鸟的方案。
最后，崇祯皇帝接受了恭顺侯吴惟英的建议，在武英殿里亲自召见了乌素图召活佛萨木腾敖斯尔本人。
萨木腾敖斯尔站在武英殿巨大的沙盘之前，指指画画，先是向崇祯皇帝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康藏地区的形势，然后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武英殿巨大的沙盘，虽然对于此时的乌斯藏都司辖地做的并不详细和准确，却把自诩见多识广却从来没有见过这类东西的乌素图召活佛惊得够呛。
不过，他的汉话虽然说得结结巴巴，但却不影响与皇帝之间沟通的有效性。
个别地方夹杂着蒙语，却也有吴惟英、多尔济达尔罕等人在旁解释。
到最后，崇祯皇帝也好，萨木腾敖斯尔活佛也好，对于这次见面的结果，都很满意。
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给理藩院出的主意，是由他带着乌素图召的数百喇嘛弟子，一路领着这些鄂尔多斯部的蒙古人，也就是他们乌素图召的黄教信众们，前往藏地朝圣。
并请崇祯皇帝以大明朝廷的名义，在辽阔的藏地高原，封给这些虔信黄教的蒙古人一片草原。
第七八五章 埋个钉子（）
从洪武年间开始，大明朝廷就在藏地设立了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朵甘都指挥使司。
朵甘都指挥使司的辖地，位于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东部，涵盖了后世四川的甘孜、阿坝等藏区，主要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以朵甘卫即后世的昌都地区为中心。
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辖地，则基本上相当于后世的西藏大部分地区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乌斯藏都司也涵盖了后世的不丹、锡金等地。
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虽然从洪武年间就纳入了大明的版图，但是采取的是世袭土官僧官制度。
当地的世家大族和势力比较大的寺庙喇嘛，被封为了世袭的土官和僧官，也就是世袭的都指挥使或者卫指挥使。
大明朝廷在此地与奉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地区一样，基本上不设流官。
所以，名义上虽然都是大明朝廷的治下领土，但实际上除了几个重要僧官的继承之外，朝廷基本上从不过问藏地的具体事务。
如今应出身甘丹寺的大喇嘛萨木腾敖斯尔活佛之请，在乌斯藏地区封给笃信黄教的鄂尔多斯蒙古人一块地盘，对现在这位崇祯皇帝来说，自然毫无压力，没有任何问题。
当地本来也是地广人稀，人口和信众，对于任何一个寺庙来说，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如此高龄的老喇嘛，如何带着多达四五万人的男女老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前往千里迢迢之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圣地甘丹寺去呢。
事实上，距离河套地区最近的黄教圣地，是青海的塔尔寺，如今这个地方，被林丹汗麾下的察哈尔部人马霸占，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绝不会给理藩院出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主意。
最重要的是，历史上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乌斯藏地区黄教与其他教派的争端十分严重，曾经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格鲁派不断式微，噶举派、宁玛派强势崛起，黄教的信众流失严重，大量的黄教喇嘛、僧侣甚至活佛失去了信众，无以为生，只能流向蒙古地区。
来自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