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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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监军御史，分赴九边发放军饷的事情处理完，朱大明这才放下心来。明末的流民造反之所以势大难治，跟九边各镇军卒的逃亡有很深的关系，这些人相对流民来说更有组织性，也更有战斗力，并且深知官军的虚实。
正是大量逃卒、溃兵的加入，陕北的民乱才不断壮大，最后成为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这是朱大明想尽办法也要避免出现的局面。
当然了，现在需要处理的急务，还有很多，暂时还顾不上全力去扼杀民乱的萌芽。再说了，陕北的农民起义，有着很深政治、经济乃至气候的原因，不是说你提前把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大贼头找出来杀掉，陕北的民乱就不会爆发了，或者说就能自然地平息了。没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恐怕还会有别的贼头冒出来，这是肯定的。
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上长了脓包，只有这个脓包发出来，成熟了再拿掉，才能真正把脓包下面的肌肤乃至躯体治理好，也才能根除后患。
再说有大乱才有大治，只要在可控的范围内，陕北的民乱也会成为新皇帝重塑中华帝国的一股助力。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把发端于陕北的民乱，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一旦失控，那就麻烦大了，就可能重蹈历史覆辙。
第五十一章 老臣陛见（）
十二月初十日，先后与内阁、军机处商议处置完一些政务军务，朱大明刚回乾清宫东暖阁，就收到了新任刑部尚书乔允升、漕运总督袁可立请求觐见并陛辞的消息。
乔允升此前已经当过几年刑部尚书了，天启初年本来已经被廷推为吏部尚书了，但魏忠贤比较忌惮他当吏部尚书，所以想尽办法在天启皇帝跟前说他的坏话，并指派一些御史言官不断上疏弹劾他，最后乔允升看天启皇帝也没有力保他的意思，心灰意冷，辞官回家了。
如今五年过去了，乔允升已经七十三岁，本来对起复已经不抱希望，但是没想到新皇帝登极未久，就下诏起复他继续做刑部尚书，虽说修身养性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但是一想到老有所用，内心还是颇为激动。
皇帝的圣旨一到，乔允升很快就在长孙乔启泰及几个忠仆的陪同下，启程前往京师，一行人到山东临清，准备转走运河北上时，遇到了同样奉旨进京觐见陛辞的新任漕督袁可立。
袁可立如今六十四岁，天启六年从南京兵部尚书任上弹劾魏忠贤遭罢官，历史上罢官以后，未再出仕，崇祯六年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病死睢阳家中。
如今，崇祯皇帝下诏起复他为漕运总督，对天启年间的朝堂党争极为反感的袁可立，本想拒绝，但没过几天就又收到了孙承宗的来信。
袁可立虽然年长孙承宗五岁，但却非常看重孙承宗的才干，孙承宗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期间，袁可立时任登莱巡抚，积极支持孙承宗的辽东战略，东攻西守，水攻陆守，确保辽东数年稳定，是辽事败坏以来最为平稳的一个时期，从此与孙承宗相互欣赏、联络不断。
如今受孙承宗举荐起复之余，还接到孙承宗的来信力邀，左思右想之下，袁可立还是决定复出，带着次子袁枢及一干亲信家仆，走运河前往北京。
这个年代的漕运总督，可不只是管管运河或者漕运而已。明代的漕运总督，总称是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不仅管理南起浙江北到京师的运河漕务及两岸沿河地区，而且还兼任庐凤巡抚，管理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徐州、和州、滁州等州府，明后期，漕运总督还节制如今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所有军镇兵马，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袁可立与乔允升几乎同时接到朝廷的圣旨，但是乔允升接到圣旨以后很快就出发了，而他则犹豫了几天，并从孙承宗的信中知道了乔允升起复的消息，因而也是有意在临清等候同行。
袁可立一行到了临清的第二天，乔允升就到了。因为乔允升是刑部尚书，一路走官驿，到了临清也是想要转乘运河上的官船，只是到了才知道，此时临清以北运河河段已经完全结冰封冻，无法行船，所以这个愿望落空了，暂时只好留在运河边上的驿馆之中。
而袁可立贵为新任漕运总督，整个运河及周边都是他的地盘，乔允升一到，马上就有管河官吏前来禀报。就这样，一个刑部尚书，一个漕运总督，一起搭伴进了京师。
对于这两位老臣，朱大明发自内心地尊重，因此当王承恩领着两个老人，一前一后进入乾清宫的时候，朱大明也是起身离座，来到了东暖阁的门口，提前迎接。
乔允升须眉皆白、身材高大、方面大耳、仪表堂堂，而袁可立面容清矍、身材瘦削，行走间显得沉稳干练、不卑不亢。两人虽然年龄大、资历深，算得上四朝老臣，但他们都是标准的儒家君子，所以不管自己年纪再大，皇帝年纪再小，皇帝也是君父，朱大明阻拦不住，只好接受了他们的参拜。
等到两位老臣坐定，朱大明说道：“两位卿家旅途劳顿，陛辞之事倒是不必着急，觐见之后可在京师休息一段时间再赴职司。”
乔允升与袁可立对视一下，躬身说道：“臣等得陛下恩典，起复重用，区区劳顿，何足挂齿，陛下可无虑也。”
朱大明点了点头，说道：“也好，如今正是朝廷查办阉党，三法司会审定罪的关键时期，刑部事务繁重，乔爱卿休养两日，不需再来陛辞，即可赴部理事。袁爱卿且在京师休养一段时日，离京时再来陛辞。”
两位老臣昨日到通州，今日就来觐见，其中乔允升七十多岁，不让休息几日就做事，不是优待老臣之礼，而袁可立的漕运总督衙门在淮安，刚从睢阳赶来京师，就离京赶赴淮安，也不是那么回事。
朱大明着重跟乔允升说了对于阉党案的惩办原则，同时也初步跟袁可立说了几件事，比如从漕兵漕丁及运河河工役夫之中选取青壮，筹建漕运总督直属督标，进而选练漕兵、扩建漕营，以及从山陕、河南招募流民，趁着寒冬季节，运河上船只往来稀少，以工代赈，疏通运河、沿河屯垦等等。
袁可立一听，心中也是吃惊不小，皇帝这么多想法，看来事情果真如孙承宗所说，他这一任漕运总督可干的事情很多，乃是大有作为之时也。
对有的人来说，皇帝安排的任务太多或者太重，是一种压力，一种负担，但是对于袁可立这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求升官发财，不图生活安逸，只想立德立言立功，只为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来说，皇帝安排的事务越多，压的担子越重，给的权力越大，他反而越是精神振奋、意气风发。
袁可立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惧事务繁难，怕的只是掣肘太多，但是如今看皇帝竟然对他如此信任，不仅允许他扩建漕营，而且允许他建立直属督标，主动提出让他招募山陕河南流民沿河屯垦，一下子激起了蛰伏已久的雄心壮志，心潮澎湃之下，当即离座跪地谢恩。因为事前孙承宗给他写过信，约略知道新皇帝的思路，但是没想到皇帝的想法如此宏大长远，一时也不可能拿出具体的方略，只能是离京陛辞的时候再说了，而皇帝给他一段时间在京师休整，估计也是给他时间来考虑上任后的种种举措。如此想来，袁可立又发现这个皇帝给予臣子的不只是充分的信任，还有将心比心的理解。
觐见完毕，朱大明分别给乔允升和袁可立在京师赐予了府邸。此前查抄魏氏及其在京党羽，不仅抄了大笔的金银田庄，也抄封了上百座京师的官宅私邸，如今多数都是闲置，分给新近起复任用的臣子或者历史上为大明出过死力的有功之臣，也算是物尽其用。得到宅邸的同时，乔允升随行来京的长孙乔启泰，袁可立随行来京的次子袁枢，也分别得到了锦衣卫的职务，没有功名的乔启泰，被荫补为锦衣卫北镇抚司百户官，拥有生员功名的袁枢则被荫补为锦衣卫肃奸司驻宣府镇千户官。
乔启泰在历史上最后是什么结局，朱大明不知道，但朱大明知道这个袁枢的结局。历史上崇祯死时，袁枢在南京兵部为官，第二年满清兵围南京，弘光朝的诸多大臣皆投降，而袁枢则积极募兵抵抗，失败后归家自杀而死。如今袁可立带着这个颇有谋略和气节的次子进京觐见，朱大明自然没有不留下并予以重用的道理。
第五十二章 抄家有理（）
接下来的两天，朱大明没有再接见大臣商议政务，除了批阅司礼监递进来的折子之外，难得地有了一些闲暇，可以陪一陪后宫的皇后和两位妃子。
如今的内阁，只有三位阁臣，关于裁撤蓟辽总督府，同时设立直隶总督府，并由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兼任直隶总督的圣旨下发后，孙承宗先是赶往通州查看并安排直隶总督衙门的驻地等事宜，然后又赶往山海关，坐镇指挥蓟辽总督府的裁撤和搬迁，忙的是不可开交，根本没有时间来见皇帝议事。
另一位阁臣李国鐠则全力以赴在处理阉党案，会同新任刑部尚书乔允升、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以及大理寺正卿刘宗周，根据锦衣卫、东厂侦办和抄没的证据，按照皇帝的意思议定阉党人员的名单，为他们划分等级，并议定罪名。
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历史上直到崇祯三年，阉党案才算是尘埃落定，而且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致使阉党与东林的党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
历史上没清理干净是因为崇祯皇帝还是不够狠辣，抄家抄得不及时，没有抄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全靠负责查办阉党案的大臣自己找线索找证据。
这次当然不能这样，锦衣卫、东厂的抄家搜证很有效，而且也不全重视证据，有证据的看证据，没证据的看御史言官的弹劾，看朝野上下的检举，总之无论京官还是地方官，在朝的，致仕的，甚至削籍为民在野的，只要是阉党就一定遭清算。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人中有不少当年投靠阉党也是不得已，这话说起来是没错，但是该抄家还得抄家。
这些人中有内阁首辅，有尚书侍郎，有勋贵世家，都是家资豪富的大地主、大商人、大宅门，抄他们的家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经济上也非常划算。
倒不是说朱大明非要与这些人过不去，实在是朱大明找不到其他更加名正言顺、大义凛然而且快捷高效的来钱渠道了。
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干渴到要死的朝廷财政，有阉党这个近水，又何必非要去寻找远水呢。
财政充裕了对谁都有好处，比如说九边及京营的欠饷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至少大大缓解了，士卒因为吃不上饭而流失、逃亡甚至哗变的风险大大降低了。
即便是内廷之中，后妃们的日子也可以过得不那么紧巴了，太监宫女们有了赏赐，脸上也有了笑容，整个皇宫大内之中都轻松和谐了许多。另外就是官员的俸禄，也不需要再打折扣了。
虽说不少官员都是世代官宦之家出身，本身就是大地主或者大商人，根本不靠俸禄生活，但总有一些出身贫寒的清官，要靠本就微薄的俸禄生活，如果一个朝廷连官员的俸禄都不能足额发放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要求这些官员洁身自好履职尽责呢？既要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短期或许可以，但长期肯定不行。
当一个官员不贪污受贿，就无法生存的时候，那么贪污受贿就是必然的了。明末的政治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根源于朝廷的财政危机。朱大明对这一点看得是很清楚的，所以不管有多少官员上书反对抄家，都不可能动摇他尽快捞钱的决心。
朱大明当然不是在为自己捞钱，他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危机而捞钱。
大明朝在编有品的官员其实并不算多，文武百官的总数大概维持在十五万左右，而官员的俸禄也已经低到了可怜的程度，每人每年从六十两到二百二十两不等，比如说漕运总督，与六部尚书同级，都是正二品，然而一年的俸禄银子，也只有区区一百八十两而已。所以能够拿到二百二十两的官员，只是极少数，平均下来，大概每名官员每年的俸禄银子只有区区一百两左右。
可是即便如此，一年的官员俸禄，若是足额发放，朝廷也需要支出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而大明后期户部的财政收入，每年也就收上来六七百万两银子而已。
再想想天文数字一样的军费开支，还有将近十万光拿俸禄不干活的宗室子弟，朝廷的财政收入完全处于入不敷出的崩溃边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面对大明朝廷这种财政状况，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