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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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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府、蓟镇等地,驻军粮饷皆赖以转运递送。臣老家保定高阳,即在大清河畔,是以臣知之。”

    朱大明听完孙承宗的话,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朱大明之所以知道毕懋康这个人,当然不是因为他曾经倡议兴修水利,而是因为他不仅写出了一本《军器图说》,而且还率先以燧石枪机代替火绳枪机,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杆燧发枪。

    但是看孙承宗的样子,貌似毕懋康如今并不以其精通火器而出名啊,反而是以任职御史时的作为而为人所知。

    朱大明正犹豫间,英国公张惟贤这时候突然说道:“陛下,臣对毕懋康其人略有所知。”

    朱大明一听大喜,马上对他说道:“那太好了,张爱卿快快说与朕知。”

    张惟贤看皇帝如此急切,也是微微一笑,说道:“陛下,此人现如今正在南京任职,官任南京通政使。”

    说完了这句话,张惟贤略作停顿,然后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毕懋康的情况娓娓道来。

    毕懋康,字孟侯,安徽歙县人,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如今应该已经六十岁上下了。

    这个人早年间官运还是不错,中了进士以后,先是在内阁做中书舍人,几年后到了督察院里当御史,在御史任上干了孙承宗所知道的那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因为风评很好,几年以后又先后升职为陕西巡按御史、顺天府丞,又因为做官清廉如水,在泰昌皇帝即位以后,即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

    但没过多久,泰昌皇帝驾崩,毕懋康也被免去长芦盐运使职务,重新回京,到督察院做了佥都御史。

    天启四年一度升任郧阳巡抚,但是刚到任还没多久,其母病逝,毕懋康丁忧回籍。

    天启七年初,毕懋康守制结束,天启皇帝又起复任用他为南京通政使。

    如今在南京通政使的任上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因为皇帝在北京,所以南京通政使基本上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所以朱大明也没有注意到如今坐在这个职位上的人物。

    历史上,毕懋康在崇祯八年七月的时候,曾经向崇祯皇帝进献过一本兵书,就是《军器图说》这本书,书中图文并茂地罗列了各种火器、毒弩等军器的制造、使用与威力,并说“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

    可见,毕懋康对军备武器的发展形势,认识的非常清楚,把握的也非常准确,并且在进献这本军器图说之前,就已经自主发明了燧发枪,在书中对燧发枪的制造工艺,进行非常详细的描述,而在这本书的落款署名上,毕懋康写的是“崇祯八年七月二十日原兵部右侍郎今致仕臣毕懋康谨对”。

    由此看来,最晚到崇祯八年之前,毕懋康不仅任过兵部右侍郎,而且已经致仕回家了。

    当然了,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不管是孙承宗,还是张惟贤,眼下自然不知道这些事情。

    如今朱大明既然已经知道了毕懋康的情况和下落,那么就一定要找个机会,把他安置在他能够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位置上去。

    除此以外,毕懋康还有一个同宗的族兄,叫作毕懋良,也是一个青史留名的人物。

    这对毕氏兄弟,出身安徽歙县的世家豪族,当官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一展胸中抱负,所以一直清廉自守。

    后世的明史在评价这两个人的时候,都提到了他们为官清廉有清誉。

    毕懋良比毕懋康大两岁,也比他早了几年中进士,如今也是六十往上的人了,早年仕途也比较顺利,先是当知县,后任南京吏部主事,再然后,一路升迁,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左参政。

    泰昌皇帝即位以后,毕懋良当了顺天府尹。天启以后又当了户部右侍郎,后来在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中受到波及,在户部右侍郎的任上,被削籍为民,从此归乡闲住。

    而削籍为民的理由,并不是说他是东林党,而只是因为他从顺天府尹的任上升任户部右侍郎,是东林党的大佬赵南星所举荐的。

    所以毕懋良被削籍为民,完全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造成的。

    听完张惟贤的介绍,朱大明沉吟了片刻,对一直侍立在身旁的王承恩说道:“王承恩,即刻去内阁传旨,着令内阁会同吏部、礼部,恢复毕懋良进士出身,并以削籍为民之前的原职起复任用。至于毕懋康?”

    说到这里,朱大明看了看孙承宗和张惟贤,然后问道:“孙爱卿、张爱卿,朕打算让毕懋康到兵部任职,协助卿等整顿九边军器武备,卿等以为如何?”

    听了这个问题,孙承宗、张惟贤都有点莫名其妙。

    他们此时当然不知道毕懋康在军事武备方面的造诣,毕懋康虽然是进士文官出身,但对军器制造等问题也是向来关心,其在崇祯八年编写而成的《军器图说》,自然不是一时半会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积累。

    所以此时毕懋康虽然还没有显现出在火器制造方面的惊人才华,但是私底下必定早就已经开始了研究,在这方面,毕懋康与孙元化相比,应该是不遑多让才对,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孙元化虽然对火器制造非常重视,也算精通,但他毕竟不算创新型的技术性人才,这一点他与毕懋康相比,应该说还是略有不如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毕懋康是当时大明朝第一个用力研究燧发枪,并且第一个自主制造出燧发枪的人。

    孙承宗与张惟贤两人对视一眼,最后还是由孙承宗来说话,而孙承宗如今既是军机大臣,又是兵部尚书,同时更是武英殿大学士,兼职如此之多,而手下可用之人除了以前的旧部,比较放心的,也找不出谁了,再说皇帝的意思那么明显,就算不满意也不能反对,更何况这个人说到底,应该算是英国公张惟贤,推荐给皇帝的人了,自己更不能反对。

    于是孙承宗躬身说道:“臣本兼职过多,兵部事务确有分身乏术之感,陛下既属意毕懋康,臣无异议。”

    这时,张惟贤也躬身说道:“臣无异议。”

    听完了两个人的表态,朱大明点了点头,继续对王承恩说道:“王承恩,你一并传旨内阁,即日起任命南京通政使毕懋康为兵部侍郎,协助本兵督理九边军备等事务。”

    本兵,就是兵部尚书,算是过去对兵部尚书的一种尊称,毕竟在圣旨里面也不可能把孙承宗的名字都写上去。

    说完这道旨意,朱大明随即起身,在众人的跪送之中,离开了武英殿的军机处大堂。

第三十八章 募民屯垦() 
随后的几日里,军机处众人忙得是焦头烂额,与朝廷的其他衙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忙碌又是军机处诸人多年来所一直期盼的,能得到皇帝的重视,有机会献身于自己为之向往已久的事业,对这些人来说,即使再忙再累,内心也是充实快乐的。

    孙承宗、张惟贤先是亲自到了京东的通州,看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通州城的西北角选定了一处北面靠山、南面临河的一处所谓风水宝地,作为军机处讲武堂的地址,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涿州和易县,勘察新军大营的选址,最后把第一座新军大营,选定在了涿州的一处相对开阔的荒山谷地。他们的选址奏疏一上报,很快就被皇帝批准了。

    首批募民屯田的地方,正是皇帝捐献出来的皇庄,这几乎连绵成片的田庄,总面积足有几万顷,足可以招募二十万流民,而且抛荒时间不长,易于开垦,再者此地靠近京师,也方便军机处人员往来指导。若是以后募民屯垦走上正轨,那么就会往易州和保定方向拓展。

    涿州的屯田地址定下来以后,杨应乾这个军机处分管屯田事务的军屯司郎中,就开始忙上了,先是交割土地,立碑标记,然后请旨从户部、兵部和自己在辽东屯垦时的老部属中抽调人员,搭建军屯司在涿州的办事机构,然后就是起草和发布文告,面向蓟辽、宣府、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公开招募无地无业百姓前往涿州屯垦。募民屯垦的文告,在锦衣卫和各地官府的帮助下,迅速从京师向京畿四周扩散,甚至沿着运河传到了南直隶。

    当然有人不相信皇帝会拿出自家的皇庄给他们无偿耕种,而且给吃的、给住的,给种子、给农具,毕竟万历以来皇帝的贪婪可是天下皆知的。但是总有一些活不下去的百姓会来试试看,若是朝廷的文告里说的都是真的,那岂不是天上掉下来个馒头,刚好落在自己脚下吗?

    加上北直隶各州府的地方官们,也都正在为自己治下的流民救济发愁呢,把这些流民赶走,既完成了军机处的任务,又减轻了自己的压力,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募民屯垦的文告发布几天后,最先知道消息的那些明末“北漂们”,就开始三五成群地赶到设在顺天府衙门前的京师招募点打听消息了。

    而有些胆子大的,就登记了户主和家人姓名,跟着募民的官差,开始往良乡、房山而去。一个成年男丁就给地十亩,一户人家有成年男丁两人就给地二十亩,给种子,给农具,给建造房屋,第一年免收任何税赋和粮食,第二年才收取全年粮食收成的两成,而且一两银子不要,就要地里打出来的粮食。很快,那些第一批分到原来皇庄耕地的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就成了各个募民屯田点儿最好的义务宣传员,而且随着一天天过去,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一些地方州府官吏的推波助澜,关于皇帝募集流民无偿耕种皇庄土地,谁耕种收成就归谁的传闻,越传越广,越传越悬乎。

    徐光启就是在前往京师觐见皇帝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的。看着成群结队、拖家带口,前往通州、涿州等地应募屯田的流民,徐光启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对新皇帝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了。本来他在天津搞农业试验,自己也召集了不少的流民,按照他教给的种子和方法,在天津周边无主的盐碱地进行耕作,种植而大量对大明来说比较新奇的作物,比如土豆,比如番薯,比如玉米。

    历史上,这些耐寒耐旱耐盐碱的高产作物,明末的时候,在中国南方不少地方,比如福建、广东等地山区,已经开始种植了。这些作物当然不是中国本土之物,它们来自遥远的美洲,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时候发现的,然后引进到了欧洲,几十年之后,当西班牙人征服了菲律宾以后,又把这些高产作物带到了菲律宾,最后被来往中国和菲律宾之间贸易的闽粤商人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逐渐流传开来。然而这个时候,大明朝的统治阶层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高产作物的重大价值,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推广。

    幸运的是,徐光启认识到了这些高产作物的价值。万历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一三年,徐光启告病去职,先是在房山、涞水等地开渠种稻,进行农业实验。到了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兵败的消息传来,徐光启认为当前练出一支强军更重要,于是上书请求练兵,万历皇帝竟然同意了,让他在通州督练新军,后来因军饷、器械不继半途而废。到了天启年间,对仕途心灰意冷的徐光启,干脆又辞官来到天津左近,开展农业实验。种植实验的对象,正是土豆、番薯、玉米等外来农作物。经过几年的试验,如今也弄明白了这些作为耐寒耐旱耐盐碱的习性,并掌握了耕种它们的技术,还培养出了一批懂得这些作物种植方法的佃农。

    按理说,皇帝召见,天津距离京师又这么近,两三天就能赶到了,然而如今距离接到圣旨已经十来天过去了,徐光启一行才刚到通州。耽搁的原因,就是徐光启必须亲自在天津指导招募来的农户,收获今年种植的高产作物。这次进京,他首先想做的事情,就是建议皇帝在全天下推广这个农作物,尤其是在陕甘宁等九边地区。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朝局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简直是改天换地一般的变化。阉党彻底倒台了,内阁首辅也换了,最近还倒台了一个次辅,还成立了军机处,而且据说内廷和锦衣卫大清洗,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如今又拿出了皇庄的耕地,向全天下招募流民屯垦,并且准备核实九边军卒员额,筹划编练新军了。

    这一个个消息传出,都让徐光启感到振奋。这次进京,如果能够有所作为当然最好,否则的话也不想再回天津了,如果遇上这样的皇帝自己都无所作为,那也应该告老回乡,回到自己南直隶松江府的家里了。所以这些天来,一边指挥农户收获实验作物,献给皇帝用作募民屯田的种子,一边总结这几年的试验心得,预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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