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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3部分

日月当空照中华-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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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二午时三刻,绥德城外一处黄土台地之上,铅云密布、寒风怒号,从乱民之中随机抽取出来的一千一百多人,五花大绑之后,被延绥镇官军一批又一批地拉到了台地上面,然后斩首示众。

    一千一百多具尸体就地深埋,而一千一百多颗头颅,则悬挂在绥德城四门外特意立起的柱子上。

    剩下的九千多乱民则按照之前三边总督衙门的军令,由延绥参政陈奇瑜、参将黄庭政,带着三千骑延绥镇官军,一路押送定虏镇,进行戍边屯垦。

第二九五章 历史惯性() 
如今的定虏镇,也就是原来的固原镇,袁崇焕到任三边总督之后考虑到六盘山深处的固原镇土地贫瘠、穷困已极,无力驻屯大军,没过多久,就报经崇祯皇帝同意,将三边总督衙门迁到了总督衙门曾经的驻地花马池,并把固原镇也一并移防到了花马池,也就是后世甘肃的盐池,从此改称定虏镇。

    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移防花马池之后,所面临的形势,比过去在六盘山山区的固原城时好转了很多,在崇祯皇帝批准同意之下,三边总督衙门设置了三边盐运司、茶马司,并在花马池边外开设榷场,与鄂尔多斯左右翼诸部开展食盐和茶马互市,财政情况大为好转,一改过去在固原之时欠饷缺粮、缺吃少穿的局面。

    不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固原兵变没有发生,而且固原镇汉回士卒的逃亡情况也大为缓解。

    如今的困局,不过是粮食价格居高不下这一条而已。

    虽然陕西三边之地的干旱大同小异,但是花马池所在的地方毕竟靠近宁夏的黄河不远,沟渠纵横,河湖遍布,情况自然是要么六盘山的固原和陕北的延绥镇好了很多。

    再加上之前在宁夏黄河两岸,募集了部分原属固原镇随军的家属和固原、庆阳、平凉等地饥民,在那里屯种土豆、番薯、玉米等作物,粮荒的情况比陕北黄土高原上好了不少。

    至少入冬以来,还没有出现如同陕北那样饿殍遍地、饥民聚众造反的情况。

    由此可见,三边总督衙门迁到花马池,固原镇移防河套长城沿线,并改为定虏镇,实在是正确之举。

    移防之后,三边总督衙门不缺银子,不缺马匹,不缺肉食,如今所缺的只是人口,也就是用来扩大屯垦的人口。

    所以陕北乱民造反之后,袁崇焕就给三边总督下属的延绥巡抚、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分别传去了军令,流贼骨干一律不准招抚,必须斩草除根,而被流贼裹挟的乱民,俘获之后也不许在原地安置,而是全数送往宁夏镇、定虏镇等地屯垦耕种。

    历史上杨鹤当三边总督的时候,招抚了流贼之后,总是将其骨干收编为官军,然后将乱民就地安置。

    而陕北诸府在崇祯年间几乎就没有不闹灾的时候,基本上是年年干旱,年年起蝗。

    所以杨鹤就地安置的招抚方法,根本不能奏效,饥民从贼都是因为在当地活不下去,你把他安置在当地,有粮食救济还好,一旦没了救济,马上就会再次从贼。

    这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反对招抚流贼的原因。

    如今袁崇焕在宁夏、定虏等沿黄地带募民屯垦,倒是可以把被迫从贼的饥民迁移到那里安置耕种了。

    且说延绥参政陈奇瑜带着三千官军骑兵,押解着大量被捆绑了双手的乱民,经靖边、定边,一路往花马池而去之后,孙传庭派巡按御史李应期与绥德守将杜文焕,前往米脂附近的山中,寻找并彻底焚毁王嘉胤等人的山寨老营,自己则与贺时雨一起启程返回了榆林城补充休整。

    孙传庭以为此番击溃了这一大批流贼之后,延绥镇辖地内怎么也能够安静一阵子了,至少能让在外奔波了两个多月的麾下将士们安安稳稳地过个好年。

    结果,孙传庭、贺时雨带着疲惫不堪的延绥镇官军刚回到榆林城没几天,绥德州方向就又传来了一个杀官造反的消息。

    绥德下面的葭州,一部分默教回民在一个绰号叫作老回回的固原镇逃卒率领下,聚众造反,并与逃亡葭县的紫金梁王自用、闯王高迎祥等贼头里应外合,拿下了葭县县城,杀了葭县一应朝廷官吏,一时间再次聚众五六千,声势复振。

    与此同时,一个月前逃亡宜川的王嘉胤、王二、王左挂也在蛰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聚众攻占了宜川县城,杀死了守城官吏,在城中烧杀抢掠、大索钱粮。

    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召集延绥镇官军,总计两千骑兵,五千步卒,一路往葭县赶去。

    同时也行文陕西巡抚洪承畴,约定在剿灭了葭县的流贼之后,南北夹击,会剿占据了宜川的流贼。

    然而这一次剿匪,就远没有上一次顺利了。

    话说明末的官军,遇上建虏的时候,战斗力虽然渣到不行,但是每当遇到流寇的时候,却从来都是以少胜多,所向无敌。

    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流贼首领刚开始起事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大明官军腐败、不堪一击的印象,还敢跟官军对阵,但是吃了几次大败仗之后,很快就学聪明了,从来不跟官军当面锣对面鼓地打硬仗,而是用自己老营里的流贼骨干,驱赶着一帮裹挟来的饥民一层又一层地搞围困,一旦围困失败,这些流贼首领就会率领自己的老营流贼骨干远远遁走。

    这也是为什么明末剿灭流贼的时候,总是大胜,但却总是不能彻底根除流贼的原因。

    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这些流贼首领,当然都是乱世之中的枭雄人物,这样的人都不笨,所以在延安府城之外大败而归,特别是在绥德城外再次大败而归之后,这些人就吃一堑长一智学聪明了。

    等到孙传庭、贺时雨辛辛苦苦地带着延绥镇的官军,横穿了整个陕北山区,快要接近葭县的时候,就在崇祯元年的最后一天,这些流贼再一次在城中抢掠一番,然后放火烧了葭县城,裹挟着大量葭县百姓,一路往东,踏着此时已经封冻的黄河,逃到了黄河对面山西离石的吴堡境内。

    与此同时,早就与葭县的流贼互通了消息的王嘉胤所部流贼,也没给领兵前来围剿的洪承畴任何机会,听说陕西巡抚派兵前来围剿,当机立断就烧了宜川县城,裹挟着大量宜川百姓,也往东逃去,从封冻的壶口上游过了黄河,逃进了山西境内的吉州。

    至此,崇祯皇帝关于围堵陕北流贼的最初设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陕西的流贼还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被陕西的官军给追赶到了山西境内。

    三边总督衙门和固原镇的移防,虽然让固原镇的军队找到了一条活路,但是却依然没有能够成功地诱使陕西的流贼往西部流窜。

    而这个时空之中十一月就开始封冻的黄河,则给了流贼一个天赐的机会,可以毫不费劲地过河往东,进入山西作乱。

    当崇祯皇帝在正月十八和正月十九两天内,接连收到了锦衣卫、东厂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陕西巡抚洪承畴的奏报之后,内心之中第一次涌起了一种深深的无力与无奈之感。

第二九六章 临洮汉中() 
明末的流贼,就像大明朝机体上的癌症一样,转移扩散的地方越多,对大明朝这个机体的伤害就越大。

    一旦这一次也像历史上那样,没有能将他们赶回陕西,或者就地消灭掉,让他们再一次从山西南下,越过黄河,流窜到河南腹地,然后再到庐凤和湖广四处流窜破坏的话,那么大明朝就很可能也会像原本历史上一样最后走向末路。

    因此,得知孙传庭、洪承畴等人,没能将流贼消灭在陕西本地,也没有将流贼赶向固原等西部边陲,崇祯皇帝的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怪不得孙传庭和洪承畴。

    三边总督衙门虽然率领着固原镇军队移防到花马池去了,但是从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横山这几个地方往西去,一路上都驻扎着防备套虏的重兵,这一路上不管是靖边卫,还是定边卫,都不是陕北的流贼敢去招惹的。

    而过了定边卫之后,往西就是花马池,这是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的核心防区,更不是如今的区区流贼赶去触犯的了。

    与此同时,陕西巡抚洪承畴又奉旨在同川、西安、潼关以及汉中等地整军经武、厉兵秣马,陕北流贼又不敢南下,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流窜了。

    说来说去,流贼窜晋的背后,其实还是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出了问题。

    虽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但是对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到的几次围剿流贼作战的胜利,崇祯皇帝还是要按照惯例下旨褒奖一番的。

    特别是对延绥镇上下处理俘虏流贼及乱民的做法,崇祯皇帝还算比较满意,知道这些人终归还是领会了他的意图。

    在答复给孙传庭的旨意之中,崇祯皇帝对坚守延安府城和绥德州城的一应官员进行了褒奖,并将阵斩混天猴张应金的绥德守备杜文焕,提升为延绥镇右协参将,继续镇守绥德。

    此外,对于剿贼有功的延绥镇将士,崇祯皇帝也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十万银元进行奖励,并由孙传庭、贺时雨、马懋才三人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至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及的葭县回民反贼首领老回回,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贼首领老回回马守应。

    马守应,也是延绥镇边军逃卒出身,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叫作“老回回”,是因为他在以汉族军户为主的延绥镇军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回族人。

    后来杀官造反之后,马守应成了陕北流贼之中区别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营”的首领之一,同时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贼中造反比较早,同时又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回革五营”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武装,这是一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汉族农民军破坏性更强的明末流寇队伍,所到之处杀光烧光,简直是无恶不作。

    “回革五营”后来变成了“革左五营”,就是因为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兵对待汉民太过残暴,令同一阵营的其他几支流贼队伍都看不过眼,不愿与他一起并称,最终分道扬镳。

    张献忠这个人在明末流贼之中,已经算是够凶残邪恶了,但是与老回回马守应相比起来,还是属于小巫见大巫的那种。

    而张献忠本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马守应的帐下当喽啰,分家单干之后也曾多次回归依附于老回回马守应,说起来,他还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附回军”旧部出身。

    马守应这个人平生就两个爱好,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杀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经,不太好说。

    这里只能说,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经,至少不是劝人向善的佛经。

    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享有不少特权。

    等到朱元璋恢复中华之后,蒙古人被赶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着抵抗的元军退往西北,剩余的归顺明军,继续定居华夏腹地。

    尽管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犯下过无数残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进行清算复仇。

    相反,大明朝后来的皇帝和朝廷官员,对待回回与汉人完全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歧视。

    比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肃的临洮、固原、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回比较集中,又有所谓的“经堂”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所以非常抱团,一到了荒年,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抢掠汉民。

    为此,明朝中叶的时候,陕西的官府曾经专门针对回回规定了几条禁令,比如回回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等等,但是这些禁令形同虚设,根本约束不了这些人。

    而当时的这类人也很少以大明百姓自居,不认为大明朝廷管得了他们,所以动不动就聚众造反。

    这个问题不光是明朝存在,即便是到了后世汉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西北的这个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一在孙传庭的奏报之中看到老回回这个名字,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立马就想到了马守应,想到了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回乱,或许应该趁着陕北大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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