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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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工程师是怎样一些诡计多端的坏蛋啊，他们多么善于用各种方法穷凶极恶地进行暗害啊！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冯一梅克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里假装成很忠于新经济的建设，能够长时间兴致勃勃地谈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问题，并且喜欢提出建议。他的一项最有害的建议就是：增加货运列车长度，不要害怕重载。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下，冯…梅克被揭穿了（并被枪决）：他想使线路、车轮和机车损耗，让共和国遇外国武装干涉时没有铁路使用！过了短短的时间，新的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使用重载列车，甚至两倍、三倍超载的列车（因为这项发明，他和其他领导人获得了列宁勋章），这时，坏心肠的工程师们就以极限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大叫大嚷，说这太过分了，说这将毁灭性地损耗机车车辆，于是他们就因不信任社会主义交通运输的优越性而公正地遭到了枪决。
这些极限论者挨了好几年打，他们在各部门摇晃着自己的计算公式，并且不想理解人的干劲能帮助桥梁和机床提高强度（这是整个人民心理大翻个的年代；那种“要快就不会好”的瞻前顾后的民间智慧受到嘲笑，那则“欲速则不达”的古老谚语被颠倒过来）。对老工程师们的逮捕有时延缓，只是因为接班人还没有准备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拉德仁斯基是伊热夫斯克军事工厂的总工程师，起初因“极限论”、因“对备用强度的迷信”，由于这种迷信，他认为奥尔忠尼启则签署的扩建工厂的投资金额不够用（据说，奥尔忠尼启则同旧工程师们是这样谈话的：他在写字桌的右边放上一支手枪，左边还有一支。）而遭到逮捕。但后来改为对他实行监外管制，并命令他在原单位工作（业务没有他就要垮台）。他渐渐把工作搞上轨道。但资金原来不够，现在依然不够于是这时又以“资金使用不当”为名重新把他投入监狱：资金之所以不够，是因为总工程师对资金处理不当！拉德仁斯基在戊木场好歹拖了一年就死掉了。
这样，在几年内，加林一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扎米亚金惯于描写的主角曾为我国增光的老一辈俄罗斯工程界的脊梁就被砸断了。
不言而喻，在这股水流中，象在任何水流中一样，也会捎进其他一些人，与受害者亲近和有牵连的一些人，例如还有……我根本不想珐污哨兵的晶莹光泽的古铜色面孔，但不得不如此……还有未收买成的情报员。我请读者永远记住这股完全秘密的、一点也不公开显露出来的水流特别是革命后最初十年：当时人们往往很高傲，许多人还不认为道德是相对的、只具有狭隘的阶级含意的东西，还敢于拒绝请他们效劳的建议，因之他们全都遭到了无情的惩罚。有一次，要求一个年轻女人马格达林娜·艾朱波娃监视工程界人士。她不仅拒绝了，并且还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他正是应当监视的对象）；然而这个人很快就被抓了起来，并在侦查中招认了一切。怀孕的艾朱波娃“因泄露业务上的机密”被捕，并被判处枪决（然而，她只服了数种刑期加起来共为二十五年的徒刑）。这些年内（一九二七），在另一类人哈尔科夫的显要共产党人中间，也有一件这样的事，纳杰日达·维塔里耶芙娜·苏罗维茨拒绝对乌克兰政府成员进行监视和告密为此，她被抓进国家政治保卫局，并且只是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半死不活地在科雷马河上挣扎钻了出来。关于没有浮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三十年代，这股桀骜不驯者的水流已化为乌有：既然要求提供情报，那就应当提供往哪里躲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我还有别人。”“与其让别人坏人去当‘密工’，不如我这好人来充当。”这时人们争先恐后自告奋勇去充当“密工”：又有利，又显得英勇。）
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审理了轰动一时的沙赫特案件这次审判因赋予它的公开性，因受审人（暂时还不是全部）令人惊愕的供认和痛心悔恨而轰动。过了两年，在一九三O年九月，对饥荒制造者食品工业中的四十八名暗害分子（他们！他们！就是他们！）进行了大叫大嚷的审判。一九三O年底，进行了更加轰动的并且已经排练得无懈可击的工业党案件审判：这里，全体受审人已无一例外地把各种荒唐的卑鄙勾当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在劳动者的眼前，象揭开了盖布的大石像，呈现出一个巨大而巧妙的编结物，它把迄今被揭露的各个单独的暗害行为编成一个同米留科夫、里亚布申斯基、迪特丁和彭加勒连在一起的魔鬼结子。
一着手考察我们的审判实践，我们便已经懂得，大家看得见的审判这只是田鼠在洞外堆的土堆，而全部主要的挖掘工作是在表层下进行的。提审的只是一小部分在押人犯，只是那些同意反常地诋毁自己并诬陷别人以期得到宽恕的人。对于有勇气和理智驳回侦查员的胡说八道的大多数工程师不声不响地进行审判，但这些不认罪的人得到的照样也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准备好的那十年。
水流在地下流着，顺着管道流着，排定地面上的繁茂生活的废水。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采取了一个走向全民参与下水道工程、全民对它分担责任的步骤：那些还没有掉进下水道口的人，那些还没有被管道输送去群岛的人他们应当在上面举着旗帜游行，颂扬审判，并为坏人得到司法制裁而高兴（这是远见卓识！一几十年后，历史将会清醒过来但侦查员、审判员和检察长们却不会比你我之辈普通公民们更有罪！我们之所以能长满一头体面的白发活到今日，正因为我们当初体面地投了赞成票）。
如果不算列宁、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审判社会革命党的那次实验，那么这样的尝试可以说是斯大林搞“饥荒制造者”审判时开的头。当大家都在富饶的俄罗斯土地上挨饿的时候，当大家都在东张西望诧异我们的粮食被藏到哪里去了的时候，这种尝试怎会不成功？于是，在各工厂和机关，工人和职员们赶在判决前面，愤怒地表决赞成把那些落入法网的坏蛋处死。对“工业党”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普遍的群众大会，那是游行示威（捎带上中小学生），那是法庭玻璃窗外几百万人的整齐步伐和吼叫：“处死！处死！处死！”
在我国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也曾发出过一些孤孤单单的抗议或保留之声在那个合唱和吼叫声中说出一个“不”字是要有许多勇气的与今天的轻易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今天敢于表示反对者也不很多）。而且，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这都是那些腰杆最不硬、最脆弱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在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会议上，德米特里·阿波里纳利耶维奇·罗然斯基教授弃了权（看来他是根本反对死刑的。要知道，杀头，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马上就被关进监狱！大学生狄马·奥利茨基弃了权，也马上被关进监狱！于是，这些抗议之声刚一开始就沉寂下去了。
就我们所知，白胡子的工人阶级是赞同这些死刑的。就我们所知，从火热的共青团员到党的领袖，到传奇般的集团军司令整个先锋队都一致赞同这些死刑。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和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自己的不光彩灭亡前的七年内，都曾向这种群众吼声表示欢迎，而不曾想到，他们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他们的名字很快也将在这吼声中遭到唾骂“魔鬼”，“败类”。
对于工程师们来说，打击恰好到此结束了。在一九三一年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说出了建设的“六个条件”，我们的君主作为第五个条件指出：从打击旧技术知识界的政策转到使用和关心它的政策。
关心它！我们正义的愤怒消散到哪里去了？所有我们的威严的指控扔到哪里去了？这时正在进行着对瓷器工业中暗害分子的审判（他们在这个行业里也干了许多坏事！）而且全体被告都异口同声地痛骂自己并招认了一切突然间照样异口同声大声叫道：我们没有罪！！于是就把他们释放了！
（在这一年甚至形成了一条小回流：让一批已经被审判或侦查折磨得濒死的工程师们活着出来了。德·阿·罗然斯基就是这样回来了。是不是应当说，他顶住了同斯大林的角斗？是不是应当说，具有公民勇气的人们是不会为写作这一章或这本书提供根据的？）
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对“孟什维克联盟局”、对格罗曼…苏哈诺夫…雅库博维奇的公开审判中，斯大林在早就被打翻在地的孟什维克身上又踩了几蹄子。（格罗曼更像是立宪民主党，雅库博维奇是布尔什维克，而吉梅尔…苏哈诺夫则是二月革命的理论家。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就是在彼得格勒卡尔波夫卡河滨路他的住宅里开会并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忽然间他又犹豫起来。
白海边上的人这样说潮水“水犹豫起来了”：这是潮水快要低落时的情形。啊，把斯大林的浑浊的心灵与白海之水相比是不行的。是啊，也许他丝毫也没有犹豫过。也许从来也没有低落过。但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个奇迹。紧接着对“工业党”的审判，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对“劳动农民党”一支似乎（从来也没有！）存在过的由农村知识分子、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活动家以及发达的上层农民组成的、准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的地下组织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审判。在“工业党”的审判中已经提到“劳农党”，当做一共查获的、情况已弄得很清楚的组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查机关不间断地进行了工作：已经有几千名被告招认是劳农党员，并供认了自己的犯罪目的。预计总共会有二十万“党员”。算作党的首脑的，有经济学家一土地问题专家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扬诺夫、未来的总理N·风·康德拉季耶夫、刀·H·尤罗夫斯基、马卡罗夫、季米里亚泽夫学院教授阿列克谢·多亚连科（未来的“农业部长”）。
也许把后来四十年间担任过这个职务的人拿来审判将会更好些。这就是人的命运！多亚连科是原则上从来不问政治的！当他的女儿把一些似乎持有社会革命党人观点的大学生带到家里来的时候，他把他们都赶了出去。可是斯大林忽然在一夜间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得知。他想洗刷洗刷肮脏的灵魂？那太早。是幽默感露了头？感到太单调了，太乏味了？可是谁也不敢发出这样的指责，说斯大林具有幽默感！我看多半是这个原因：他估量了一下，整个农村就这样也很快将因饥荒而死光，何止是二十万，那干吗还去花费劳力。于是，整个劳农党的案件撤销了。要求所有“低头认罪的人”否认已经作出的供认（他们的高兴是可以想象到的！），代之把小小的康德拉季耶夫…恰扬诺夫集团拉出来审判一番了事。（在一九四一年，受尽折磨的瓦维洛夫被控说，劳农党是存在过的，并且他，瓦维洛夫正是暗中领导了这个党。）
事件挤成一团，年代挤成一团我们怎么也无法次序分明地说出发生过的一切（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对付得很好！而国家政治保卫局却什么也没有遗漏）。但我们将始终记住：
教徒们不断地自然而然地被关进监狱，（这方面有一些日期和高峰浮到了表面，一是列宁格勒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前夕的“反宗教斗争夜”，那一次抓了许多宗教知识分子，而且不是在黎明前动手的，不像是圣诞节的神话。一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在该市一下封闭了许多教堂，同时对宗教界进行了密密麻麻的逮捕。再还有什么日期和地点，谁也没有传下来让我们知道）；
也不放过打击各种教派，甚至是同情共产主义的（例如在一九二九年，把索契和霍斯塔之间的公社的全体社员都统统关了起来。他们一切都是按共产主义原则行事，生产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