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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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契卡人员拉齐斯关于孟什维克写道：“这类人不光是妨碍我们，还有更大的害处，所以我们要把他们从路上清除掉，免得绊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把他们关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送进布蒂尔卡去，并且迫使他们一直坐到劳动与资本斗争结束的时候。”在一九一八年七月，非党的工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被克里姆林宫拉脱维亚卫队逮捕。几乎全部在塔干卡枪毙。
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断定，从国外归来的俄国人（为了什么？带着什么任务？）是很可疑的俄国远征军团（在法国）回国的军官们因而都进了监牢。
一九一九年，在真真假假的阴谋四周撒开了大网（“国民中心”，军事阴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其他一些城市里，按名单实行枪杀（就是说把自由的人抓起来立即枪决），并把所谓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干脆一下划拉进狱去。什么叫做“近立宪民主党的”知识界呢？指的是既非保皇的又非社会主义的，那就是说全部科学界、全部大学界、全部艺术界、文学界，以及全部工程界。除了走极端的作家以外，除了神学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以外，其余全部的知识界，它的百分之八十，就是近立宪民主党的。依照列宁的意见，算入这里的例如有柯罗连科“被资产阶级偏见所俘虏的可怜的小市民，”“让这样的‘天才’坐上几星期牢并不为过。”关于个别被捕的集团我们是从高尔基的抗议中得知的。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伊里奇在答复他时说：“……我们清楚，这里也有错误，”但“这算什么了不起的灾难！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不公平！”，并劝告高尔基不要浪费精力去“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从一九一九年一月起，施行了余粮征集制，为了搜集余粮，组织了余粮征集队。它们在乡村中到处遇到反抗有时是软磨硬顶的反抗，有时是急风暴雨式的反抗。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也在两年之间提供了（不算就地枪决的）非常充足的逮捕流量。
在这里我们有意识地撇开不谈随着战线的移动，随着省份的占领而被契卡、特别科和革命法庭消灭掉的那很大一批人。上面提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的那个指示，要求各地“把一切与白卫军活动有牵连的人无条件枪决”。但有时你会感到茫然：界限该怎样划才对？一九二O年夏天国内战争还没有全面结束，可是在顿河地区已经结束了，如果这时候从那里的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把大批的白卫军官们押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然后用驳船运往索洛维茨群岛（据说有几艘驳船在白海里被凿沉了。不过这类事在里海也发生过。）那么这应当算进国内战争时期呢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开端呢？如果在同一年，在新切尔卡斯克，一个怀有身孕的妻子因为窝藏了她的丈夫而遭枪杀，这又该放在哪一类里注销呢？
一九二O年五月有一个《关于后方破坏活动》的俄共中共决议。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一个这样的决议都是引起囚犯水流新泛溢的推动力，都是水流的外部标志。
在上述各股水流的组织工作中的一项特殊困难（也是一项特殊的优越性）就是一九二二年以前没有刑法典，没有任何刑事法律的体系。抓什么人，怎样处置，抓人者和下水道管理者全以革命的法律意识为依据（而它永远是没有错误的！）。
本书将不考察刑事惯犯和“普通犯”的水流，所以这里只是提醒一句，行政、机构和法律大变革时期的普遍灾难和匮乏必然造成偷窃、抢劫、暴力行为、贿赂和倒买倒卖（投机）作案数字的剧增。这类刑事犯罪对于共和国的生存虽然不是那么危险，但也部分地遭到追究并以其囚犯的水流扩充着反革命分子的流量，但是，据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部法令指出，投机也有纯属政治性质的：记已有出售、为出售而收购或贮存国家垄断食品并以此为营生的罪行的分子（农民贮存粮食就是为了出售，并且是以此为营生的，否则农民的营生该是什么？？作者注）……处以为期不少于十年的剥夺自由，同时科以最重的强制劳动并没收全部财产。”
从那年夏天起，本来已经负担过重的农村年复一年地无偿交出自己的收获。这引起了农民的暴动，当然也就引起对他们的镇压和新的逮捕。（“人民中最勤劳的部分被铲除殆尽了。”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八月十日给高尔基的信。）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九二O年有对“西伯利亚农民协会”的审判，在二O年底，初步镇压了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对它没有进行司法审判）。
但是从唐波夫农村抓人主要是发生在一九二一年六月。全唐波夫省布满了关押参加暴动的农民家属的集中营。一块块的公地围起了木柱，拉起了带刺的铁丝网。谁家的男人有参加暴动的嫌疑，就把这一家人在那里面关押三个星期。如果三星期之内那家的男人没有出面用脑袋来赎取自己的家属这一家人就会遭到流放。
还要早些，在一九二一年三月，经过彼得保罗要塞的特鲁别茨堡垒，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水兵，除枪决了的外，都送到了群岛。
一九二一年是从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对资产阶级加强镇压”的命令（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开始的。现在国内战争已经结束，但镇压不应削弱，而应加强！这在克里米亚是怎样一种情况，沃洛申在若干诗篇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
一九二一年夏天，那个企图制止俄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饥荒的救济饥民委员会遭到了逮捕（古斯科娃、普罗科波维奇、吉施金等）。问题是在于，这些给饭吃的手不是那些可以允许来给饥民饭吃的手。这个委员会的被饶恕了的主席，垂死的柯罗连科，把对委员会的摧毁称作是“最坏的一种政客行为，政府的政客行为”。（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给高尔基的信。）（柯罗连科还使我们注意到一九二一年监狱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整个浸透了伤寒病”。当时坐过牢的斯克里普尼科娃及其他人也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一年，已经有了以“批评现行制度”（不是当众而是私下谈话时）为罪名逮捕大学生的作法（例如季米里亚泽夫学院E·多雅连科集团）。上述集团是由明仁斯基和雅戈达亲自审讯的，由此看来，当时这类事例还是不多的。
但是也不那么少。一九二一年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们突然地英勇罢课，怎能不以逮捕告终呢？从穷凶极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年代以来，这个学校就有从本校教授中选举校长的传统。当选的是卡林尼科夫（我们还将在被告席上看到他），革命政权派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来代替他。正逢紧张的考试期间。学生们拒交试卷，在校园里举行了群情沸腾的集会，否决了派来的校长，要求保持学校自治的制度。然后集会全体参加者步行出发去莫霍夫大街，要和莫斯科大学同学联合开会。这倒是个谜：当局怎么办呢？是个谜，但不是对于共产党的。在沙皇时代整个高尚的报界，整个知识界都会沸腾起来：打倒政府，打倒沙皇！而现在记下演说人的名单，让集会者散开，停止考试，在暑假期间把所有要抓的人分别在不同地点一个一个地抓进去。其他的人也因此而没有拿到工程师文凭。
也是在一九二一年，逮捕异党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并进入了常轨。俄国的一切政党，其实，除了胜利的政党外，都已被搞掉了（啊，不要给别人挖坑！）。而要使政党的解体成为不可逆转，还必须使这些政党的成员，使这些政党成员的身体解体。
俄罗斯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某个时候加入过其他政党而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就不能逃脱自己的厄运，他是注定了的（如果没有像迈斯基或维辛斯基那样，来得及跨过抢险跳板投奔到共产党人那里）。他可以不是头一批被逮捕，他可以活到（根据自己的危险程度）一九二二年，活到三二年，甚至活到三七年。但名单保存着，排队的长龙在移动，名次一轮到，就把他逮捕，或者客气地把他请来，向他提出唯一的一个问题：他从……到……是否参加过……？（有时也提一些关于他的敌对活动的问题，但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此已很清楚）。往后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命运。有的立即落入沙皇的著名中心监狱中的一个（幸好这些中心监狱都很好地保存下来了，而某些社会主义者甚至恰巧坐进他们当年坐过的监室，看守也是他们所熟悉的）。有的则被建议去过流放生活噢，期限不长，住上两三年。甚至还要轻些：只得到个“减号”（即不准在某些城市居住），由自己来给自己选择住地，但往后，就请乖乖地固定住在这个地方，并等待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意处理。
这项行动拖长了许多年，因为它的主要条件是要干得静悄悄地，不引人注目。’要紧的是把所有非我族类的社会主义者从莫斯科、彼得格勒、各港口城市、各工业中心，然后从一般县城里断然地清除出去。这是一局规模宏大的无声无响的“牌阵”。它的规则是我们现代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它的内容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能估量一个大概。这是由一个什么人的有远见的头脑设计出来的。一个什么人的办事认真的手，一眨眼工夫也不错过地，从一摞里抽出呆够了三年的牌，轻轻地摆进另一摞。蹲过了中心监狱转去流放（弄到更远的地方），“减号”期满了也去流放（但要远离属于“减号”的城市），已流放的一再去流放，然后再次关进（另一个）中心监狱。支配着摆牌阵者的思想的是耐心再加耐心。于是异党分子们不吵不闹，不哭不叫地渐渐消声匿迹，同原先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革命活动的地方和人们失去任何联系一就是这样，为消灭这些曾在学生集会上叱咤风云、骄傲地戴过沙皇的镣铐的人们，隐蔽而不懈地准备着条件。
（柯罗连科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历史有朝一日将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使用与沙皇政府相同的手段惩处真诚的革命家和社会党人。”啊，如果仅仅如此那就好了！那些人都会活下来了。）
大多数老政治苦役犯都在这场“大牌阵”行动中被消灭了，因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在沙皇的法庭上得到了最严厉的判决，老苦役流放地的居民正是由他们组成的。
不过消灭的序列倒是公平的：在二十年代曾建议他们签署脱党以及放弃本党思想的书面声明。有的人拒绝，自然落入第一批消灭对象，签了这种声明的人便能多活几年。但他们仍是在劫难逃。到时候仍免不了人头落地。
有时候你能在报上读到一篇小文章，叫你吃惊得头晕目眩。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消息报》报道：希特勒上台一年以后，马克西米利安·豪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不是寻常的什么党派）而遭到逮捕。他被消灭了吗？没有。判了两年。过后一定是又判了新的刑期？没有。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悄悄地生活、建立地下组织，因而出现了这篇介绍他的无畏精神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春天，刚刚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决定干预宗教事务。还需要进行一次“宗教革命”一撤掉旧的领导，换上仅用一只耳朵朝向上苍而另一只朝向卢宾卡的那样的领导。新生教徒愿意担当这样的角色，但是没有外力的帮助，他们不可能把教会机关拿到手。为此就把吉洪总主教抓了起来，并且举行了两次大张旗鼓的审判，每次都有人被判枪决：在莫斯科是对总主教号召书散发者的审判；在彼得格勒是对文涅明大主教的审判，因为他阻挠将教会权力转移给新生教徒。许多地方的省、县大主教和主教也遭逮捕。每条落网的大鱼后头，必有成群的小鱼如大司祭、僧侣和助祭之类。这些人是不见报的。凡是不向新生教徒革新派压力宣誓效忠的人，都被关进监狱。
每天的捕获量中，神职人员是不可缺的一部分，每一批解送索洛维茨的犯人的队列中都闪现着他们的银白的头发。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神智学者、神秘论者、招魂术士（帕连伯爵一伙从事扶乱活动）等人的小团体、宗教团体、别尔佳耶夫小组的哲学家也都纷纷落网。“东方天主教派”（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追随者）和A·N·阿勒里科索娃的小集团也被顺手粉碎了，全体成员都关进监狱。连普通的天主教信徒波兰天主教教士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进去了。
国家政治保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