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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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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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坚定的逃跑者
如今，当格奥尔吉·帕夫洛维奇·腾诺谈到他过去的多次逃跑，谈到他听说过的其他难友的逃跑时，他十分称赞那些倔强而毫不妥协的人，如伊万·沃罗比约夫，米哈伊尔·海达罗夫，格里戈里·库德拉，哈菲兹·哈菲佐夫等人。他说：“这些人才是坚定不移的逃跑者呢！”
坚定不移的逃跑者！这是指那些坚信人不能住在笼子里的人，而且对这个信念一分钟也未曾动摇过的人。这种人，不管让他去当个有吃有喝的监狱杂役，把他放在会计科或文教科，还是安排在面包房干活，他都始终想着逃跑。这是那些从被关起来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梦寐以求逃跑的人。这是铁了心决不妥协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服从于逃跑计划的人。这样的人在集中营里没有一天是随随便便度过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准备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劳改营监狱里。
坚定的逃跑者！他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看到过陈列在派工地点“以警效尤”的、被打死的逃跑者尸体，看到”过那些被活捉回来的人——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还要拖着他们在各工棚之间走，强迫他们高喊；“囚犯们，看吧！看看我这样子！对你们也会这样！”他也知道，追捕逃犯的人们往往嫌逃跑者的尸体太沉，不愿带回营来，于是就只把他的脑袋（或者，正确地按照规定执行的话）加上他的一只右手装在口袋里带回来。（把肘部以下的右臂截下带回，是为了让特别科验证指纹，以便注销。）
确实有这样的坚定的逃跑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才迫使当局给窗户装上又粗又密的铁格子，用几十道铁丝网把营区围起来，修建了碉堡、围墙、板墙，布置了潜伏哨、伏击兵，用带血的生肉喂养着军犬。
坚定的逃跑者！他们是不顾别人是否责备他们的，因为有些宁愿在劳改营苟且偷生的人总是要责备他们：你们逃跑，会使我们的处境更糟——管制会更加严格！每天要点十次名！烂菜汤变得更稀！坚定的逃跑者还要摆脱那些耳语声：有的囚犯会诚恳地好言相劝。劝他老实些（“不要铤而走险吧，在劳改营也能活下去，何况还有家属给你寄邮包来！”）；甚至要拒绝关于提出抗议和实行绝食的劝告，因为他们认为抗议和绝食不是战斗，而是欺骗自己。坚定的逃跑者在所有斗争手段中只承认一种，只相信一种，只为这一种作准备——那就是逃跑！
这种人简直就不能不这样做！他们似乎生来就这样。就像候鸟不能不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迁徙一样，一个坚定的逃跑者不能不逃跑。
在两次失败的间歇期间，有些安于劳改营生活的人曾经问过格奥尔吉·腾诺：“你怎么老呆不住呢？你跑什么？你在外界，尤其是在今天的外界，能找到什么好东西？”每听到这类话，腾诺就会惊奇地反问：“什么叫‘能找到什么好东西’？能找到自由！只要不戴脚镣，能在密林里蹲上一天也好嘛！．这就是自由！”
像腾诺和沃罗比约夫这样的逃跑者，在古拉格及其机关存在的中期，在胆小的家兔时期，是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囚犯只在古拉格群岛的初建时期有过，后来，到了战后，又出现了。
腾诺就是这样的人。每到一处新劳改营（他是常常被转押的），起初他都很压抑、苦闷，因为他还没有考虑好新的逃跑计划。一旦心目中有了这种计划，腾诺就一扫过去的愁容，变得愉快了，嘴角上常挂着胜利的微笑。
他回忆说，开始全面复查过去的案件并给人们平反时，他反而感到了沮丧，因为他觉得对平反所抱的希望会消磨他逃跑的意志。
腾诺的一生极其复杂，不是本书所能包括得了的。应该说，他的逃跑本领是天生的。孩提时，他就从勃良斯克市的寄宿学校里逃到“美洲”去过，也就是说，坐了小船在杰斯纳河上漂流过；在皮亚季戈尔斯克的孤儿院时，他冬天只穿一件内衣就爬越大铁门跑到姥姥家去过。他的生活道路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航海生活和杂技团的生活这两条线始终互相交织着。从航海学校毕业后，他当过破冰船的水手，扫雷舰的水手长和商船队的领航员。后来又读完了军事外语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北方舰队服役，曾作为苏联的联络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