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1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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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文学不是都歌颂过盗贼吗？对于弗朗索瓦·维永，我们不去求全责备，但无论雨果或巴尔扎克都未能避开这条道路，就连普希金也曾赞赏过吉普赛人身上的盗贼因素（拜伦又怎样呢？）。然而，像苏维埃文学那样广泛、那样一致、那样彻底地歌颂盗贼的，却从未有过！（正是因为有崇高的理论根据嘛，不光是有高尔基和马卡连科作俑。）
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在游艺场的舞台上带着浓重的鼻音嚎叫，台下如醉如痴的听众也对着他嚎叫。维什涅夫斯基和波戈廷“笔下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哥儿们说的正是这种江湖黑话。而且，他们的机智正是通过这种江湖黑话最充分地表现出来的。哪个不是怀着神圣的激动在向我们描写盗贼——开头是他们生动的放荡不羁的否定一切的态度，结尾是他们的符合辩证法的改造。——马雅可夫斯基如此（萧斯塔科维奇步武其后——芭蕾舞剧《小姐与流氓》），列昂诺夫如此，谢尔文斯基如此，英贝尔也如此，难以—一列举。盗贼崇拜在文学缺乏正面人物的时代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甚至像维克托·涅克拉索夫这样的高经叛道的作家，也没有找到比丘马克准尉（《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更好的形象来体现俄罗斯的英雄气概。甚至塔季扬娜·叶赛宁娜也中了这种魔术，给我们塑造了温卡·“方块钩”的“天真无邪”的人物形象。也许只有那善于不带偏见去观察世界的田德里亚科夫，才第一次不是用赞赏不已的笔调向我们描写一个盗贼（《三点、七点、爱司》），而揭示了他的精神卑鄙。阿尔丹…谢苗诺夫好像自己也蹲过劳改营，但却全然胡诌地说什么：窃贼沙什卡·亚历山大罗夫（《岩上的浮雕》）在那个似乎因认识列宁和打过高尔奈克而受到全体盗窃犯尊敬的共产党员彼特拉科夫的影响下（完全是阿维尔巴赫时代的传奇式的论据），把一些垂死的犯人组织成一个作业班，并且不靠剥削他们生活，（可不是吗！阿尔丹·谢苗诺夫知道得最清楚！）而为给他们弄饭吃去操心！为了这个目的，他去同自由雇员们玩牌赢钱！好像他自己不需要用这些赢来的钱买茶叶沏一杯迷魂汤；对于六十年代，这是多么陈腐不堪的荒唐笑话！
四六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在卡卢加关卡的小劳改营里，一名盗窃犯俯卧在三层楼的窗台上，放大嗓门一支接一支地唱起盗贼的歌曲来。歌声没遮拦地穿过门岗，穿过铁丝网，在大卡卢加的人行道上、在无轨电车站上和涅斯库奇内花园的邻近处都听得到。在这些歌子中，歌颂了“轻松生活”、杀人、盗窃和抢劫。看守、教育员、门岗不仅谁也没有去阻止他，甚至谁也没有想到去喝斥他一声。可见，宣扬盗贼的观点根本不违背我国的生活制度，不威胁这种制度。我蹲在隔离区里想，要是我现在走上三层楼去，就从这个窗口，用同样大的嗓门唱一支如像我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听到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样的关于战俘遭遇的歌曲，或者自编一支关于受侮辱受跃朗的前线军人遭遇的歌曲，——那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呀！人们马上就会跑来！等不到人们跑拢，就会匆忙地用救火梯向我靠过来。他们会堵住我的嘴，捆住我的手，给我会上个新的刑期。然而盗窃犯却在唱着，自由的莫斯科人在听着——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像我们爱说的那样，历史地形成的。在！日俄时期存在过（在西方现时还存在着）一种对盗贼的不正确观点，把他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固定不变的罪犯（“犯罪成性”）。因此，在递解站上和监狱里，把政治犯同他们分隔开来，以免受其侵害。因此，行政管理当局，如n·雅库博维奇所述，挫折他们在囚犯界里的放纵习气和带头地位，禁止他们担任公共职务、肥缺，从而坚决地站到其他的苦役犯方面。“萨哈林岛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吞了进去而没有吐出来。”在！日俄对刑事惯犯采用的公式是：“把他们的头按下去套进法律的铁轭！”（乌鲁索夫）所以一九一七年以前，无论在国内生活中或者在俄国的监狱里，盗贼们都没有为所欲为。
但是，任格掉下来了，自由放出了光芒。二月革命一来，刑事犯罪分子们呼地一声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牢门，跟自由公民们混在一起了——有的是趁乱跟政治犯一道出来的，有的是根据克伦斯基优惠的大赦令，接着就放出来的。在一九一七年上百万士兵的开小差中，然后在国内战争中，人的欲望，首先是盗贼们的欲望，大大地放纵起来了，再也不愿把头套在轭下了，何况还向他们宣布不需要这样做了。人们认为这是一种有益和有趣的观点：他们是私有制的敌人，也就是一种革命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引入无产阶级的轨道，而这是毫不困难的。这时，他们的空前大量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参加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是由国内战争的孤儿变成的流浪儿、小流氓。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沥青锅旁取暖，他们受到的最初教育就是割女人的手提包，用钩子从车厢窗户里拽出箱子。作为社会问题考虑，这一切都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吗？我们要把这些健壮的流氓无产阶级改造过来，纳入到自觉生活的体系中去！这时就出现了最初的公社、教养院、“生路”（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流浪儿——这还不是法律上的贼，流浪儿的改过自新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呢）。
现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可以回顾一下并提出疑问：究竟谁改造了谁：契卡人员改造了盗窃犯？还是盗窃犯改造了契卡人员？接受了契卡信仰的盗窃犯就成了所谓“母狗”，盗窃犯们专杀这种人。可是，养成了盗窃犯心理的契卡人员——这是三十一四十年代的果敢的侦查员或意志坚强的劳改营长官，他们受到尊敬，他们得到提升。
而盗窃犯的心理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养成的：
1．我要生活和享乐，别人去他妈！……
2。强者有理。
3．人家没有砸在你头上，不要自己往上凑（就是说，没有揍你，就不要去为挨揍的人打抱不平。等轮到自己头上再说）。
单个地打击驯服的敌人！——这是一条很熟悉的法则。希特勒这样做过。斯大林也这样做过。
舍伊宁老在我们耳边唠叨什么盗贼们有“独特的法典”，他们说话讲“信用”。你读他写的东西，他们好像都是些堂·吉河德式的人物和爱国者！可是如果你在监室里或在“乌鸦车”里遇上这帮鬼怪……
哎。出卖良心的笔杆子们，说谎说够了！你们是扶着轮船的栏杆、隔着侦查员的办公桌来看盗贼的。你们从来也没有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遇上过盗贼！
盗贼——不是罗宾汉！当需要去偷奄奄待毙的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偷奄奄待毙的人！当需要从冻坏了的人脚上扒下最后的包脚布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不屑去干这种事。他们的伟大口号是：“今天你该死，明天才是我！”
但是，他们也许真的是爱国者？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国家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不去抢特种别墅？为什么不去拦截长长的黑色小轿车？是因为他们预料在那里会遇到打败高尔察克的胜利者吗？不是的，那是因为小轿车和别墅警卫严密。商店和仓库处在法律的庇护下。因为现实主义者斯大林早就懂得，所谓改造盗贼只不过是一些虚张声势的废话。于是，他就把他们的精力调动到别的地方去，唆使他们去偷盗自己国家的公民。
请看三十年来的法律（一九四七年以前）是怎样处理的：职务上的盗窃、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公物？从仓库里偷走了一箱东西？从集体农庄偷了三个土豆？十年！（四七年起竟是二十年！）盗窃普通公民？把住所洗劫一空，把一家人毕生积攒下来的东西都装上卡车运走？如果在偷盗时没有杀人，那就是一年以下，有时——六个月……
由于处理宽大，盗贼也就繁殖起来了。
斯大林的政权用自己的法律向盗贼们明说了：不要偷公家的东西！去偷私人的东西！因为私有财产就是旧时代的复活（而大人物的财产则是未来的希望……）。
于是盗贼们心领神会了。在自己的故事和歌曲中，他们显得都是一些无所畏惧的人，可是他们总是到困难的、危险的、要掉脑袋的地方去拿东西吗？不是的。他们总是畏缩地、贪婪地往他们觉得合适的地方钻——去剥单身行人的衣服，去偷防护不严的住宅。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谁能不记得这种老是悬挂在公民头上的威胁：不要在黑暗的地方走路！不要晚归！不要戴表！身上不要带钱！家里不要走空！要上锁！装护窗板！养狗！（没有被及时洗劫一空的小品文作家现在写文章嘲笑忠实的看家狗……）
在反对个人独立地位的彻底斗争中，先是夺走了他的一个朋友——马，答应代之以拖拉机（好像马只是拉犁的牵引力，而不是活生生的与你同甘共苦的朋友，不是你的家庭成员，不是你心灵的一部分！），随即就开始不停地迫害你的第二个朋友——狗。狗要进行登记，把它们送进剥皮场，经常是由地方苏维埃派出打狗队开枪打死所遇到的每一条狗。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卫生的考虑，也不是出于经济上节省的考虑，理由还要深刻些：狗既不听广播，也不读报，好像是个不受监督的国家公民，并且是体力强壮的，但这种力量不是用来为国效劳，而是去保护主人个人，不管地方苏维埃关于它的主人作出了什么决定，也不管半夜上门的人们带着什么拘票。一九六0年在保加利亚并非开玩笑地建议公民们不要养狗，而要养……猪！猪是没有原则的。它为每一个拥有刀子的人长肉增膘。
然而，对狗的迫害从来也没有波及对国家有用的执行行动和守卫任务的狼狗。
有多少遭盗窃的公民知道，民警机关甚至不会去查找罪犯，甚至不会立案，免得结案的表报显得不好看：如果对盗窃犯只会判六个月，并且折抵下来还要去掉三个月，干吗要花费力气去抓他呢。何况抓到的匪徒还不知是否会受审判？因为检察机关为了“降低犯罪率”（在每个会议上都要求他们做到这点）而采取一种奇怪做法，即干脆暗中结案，特别是可以预见到会有许多被告的案子。
最后，必定会减刑，当然，减刑的正是刑事犯。喂，法庭上的证人当心点儿！——他们很快都会回来，谁作了证的，谁腰上就会挨一刀子！
因此，如果你看到，有人正在爬进窗子去，正在割破衣兜，正在打开你邻居的箱子——你就眯缝起眼睛，从旁边过去！你什么也没有看见！
盗贼这样教育我们，法律也这样教育我们！
一九五五年九月，（除了对文学外，对什么都敢于大胆议论的）《文学报》在一篇大文章里挤出了几滴鳄鱼眼泪：夜里，在莫斯科的街上，在两个家庭的窗下，有人在喧闹地行凶，并且杀死了一个人。后来查明，两家（我国的家庭！苏联的家庭！）都被吵醒，都看见了窗外的情况，但谁也没有出去救助：妻子不放丈夫出去。他们的一个同楼住户（也许他当时也被吵醒，但报上没有说明），一九一六年的党员，退休上校（大概是闲得发慌），自动承担起了社会公诉人的义务，他奔走于编辑部和法院，要求把这两家作为杀人共犯追究责任！记者也大唱高调：这虽然够不上触犯刑律，但这是——一耻辱！耻辱！
不错，是耻辱，但是谁的耻辱？正像我国充满偏见的报刊上一贯的情形，在这篇文章中除了主要的东西外什么都写到了。这没有写出来的主要东西就是：
1．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伏罗希洛夫”大赦，为了在人民中沽名钓誉，使战后费了好大劲儿抓起来的杀人犯、匪徒和盗贼在全国泛滥成灾（盗贼受宽待——好人倒了霉）。
2．在刑法典（一九H六年刑法典）里有一个荒谬绝伦的“关于正当防卫范围”的一百三十九条——只有当罪犯对你举起刀子的时候你才有权拔出自己的刀来，并且只有当罪犯向你刺来的时候你才有权刺他。否则你将受到审判！（关于最大的罪犯是袭击弱者的罪犯这种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是没有的！……）这种害怕超过正当防卫范围的心理，完全削弱了民族性格。红军战士亚历山大·扎哈罗夫在俱乐部旁遭到一个流氓的殴打。扎哈罗夫拔出了小折刀，杀死了流氓。因此，他被按杀人论罪，得到了十年！他感到奇怪：“那我应当怎么办呢？”检察长阿尔齐舍夫斯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