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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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志在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找到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医事》也是希望能在解决之道上给你一点启发。在读过这本书后，你也许能发现：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书中提倡的是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拿出全部的智慧，更聪明、更有效地使用这个体系，赢得最大的关怀和照顾，更从容、更有尊严地去面对病痛，帮助自己为健康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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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这种解决之道虽然不完美，但至少比眼前的现实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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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种方式实践医学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这一两年，我目睹了三位朋友的经历：一位曾经患过生殖细胞肿瘤，在她身上体现了现代医学的进步。这种几十年前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因为新的化疗方案的出现，竟有了治愈的可能。除此之外，她的经历还告诉人们，好医生并非已经绝迹。在医院的第一个月，她手里捧的是一个英国人写的《别让医生杀了你》。给她主治的是一位老教授，技艺精湛但脾气暴躁。这位朋友说：“你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事发脾气吗？你会发现，多半是因为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而和病人的治疗有关的那些事情。”朋友举例，说自己曾因难以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老太太厉声喝住，站在她病床前慷慨陈辞，演讲了两个小时，听众泪如雨下，只为了劝说朋友留下来治疗，争取重返健康的机会。
一位是发小好友的妹妹，20来岁，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母亲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安慰着她无助的父母，听他们说起医生闪烁其辞的治疗方案，在那些高价药的背后无一例外都暗藏着商业陷阱。在疾病面前，病人的顽强求生热情和家人的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甚至试过在报纸一角刊登广告的一家河南医院，而那显然又是另外一个商业陷阱。最后，她父母花费大笔积蓄，只为了在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
一位是我的同事。在她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的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这半年，对于40出头的同事来说，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挑战：她陪着突然诊断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生和死，健康最终投降于疾病。那天吃饭时，同事和我谈起关于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她还提到一本同样探讨生死的新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40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他一直到临走前还认为自己仅仅是零件出了错而已，能够修好，而我，也实在难以想象疾病的无情。”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的一两年中。整个2005年夏天，我没有按照自己的冲动去写篇小说，而是写了这本《医事》。我是一个曾怀着从医理想去念了8年医科的医学生，但毕业后却没有当医生，而是去了美国从事基础研究，然后回国做新药开发和医药推广。在医院还是公司？中国还是美国？北京还是上海？……这些选择中，都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无甚遗憾。如果要论遗憾，那就是我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的理想主义之梦，因为现实种种，未能成真。但我生活的一部分，已打上了医学的烙印。
自学医近15年以来，医学展现的是一个无比纷繁庞杂的世界。大家所要面对的医疗也不是十几万字可以涵盖的，更多时候，问题和答案一样多。但因为曾经受过的医学生教育，因为我多年来怀揣却未遂的人文医生的理想，因为曾做过医学基础研究，因为现在每日从事医药工作，因为其间我目睹过种种患者、朋友生病的经历……这样的思考，也许具有了某种多样性和多角度。但愿这多少能启发你重新去打量我们生活中的部分真相，重新调整和它们之间的距离。
如果你在读完这本书后有所启迪，也许是我通过别种方式实现了17岁时的从医梦想，也许离开的那份遗憾会少一点。这就是写这本书的初衷。
感谢本书策划方希，感谢陈彤、孙敏、师永刚，感谢胡圣天、曾小峰、孟凡强、尹佳教授，感谢陈村教师，感谢鲁重美、朱元钰、袁钟、汪丁丁、赵汀阳教授，因为这本书和诸位结缘，获得大家无私的帮助，对我来说是写作本书的最大收获。感谢给我来信的读者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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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学观察系列访谈“医事之痛”医学观察系列访谈意在用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多方位探讨医生、医药、医学和医疗体制的各方面问题。作者讴歌女士作为常在嘉宾，与医学界知名专家、中年学科带头人和医药领域权威人士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和广泛讨论，连载于博客网。现选取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访谈嘉宾 ？
胡天圣教授：世界知名眼科学教授，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同年考进北京协和医学院，于1955年毕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防盲委员会顾问、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国际眼部炎症学会执委等职。
曾小峰教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副主任、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学会委员、北京医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审专家。
孟凡强博士：精神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北京某三甲医院副院长，2000年以来历任著名跨国医药公司临床科学首席顾问，2005年起担任某中美合资医药咨询公司副总裁。
医患关系的今昔对比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栏目有一期提到，有94％的人认为与10年前相比医生的声望有下降的趋势。
胡天圣：声望下降，甚至医患关系比较紧张，既有整体的政策问题，也有部分医生的道德品质问题。比如，外地的病人经济上不是都很宽裕，千山万水地跑来是希望医生能够帮他解决问题。我看到有的医生写的门诊病历简单到只有几个字，就觉得很痛心。
主持人：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医生应该更多地反省吗？
胡天圣：我觉得医生需要更多地反省，更多地要求自己。现在有些医生对病人太马虎，平均给一个病人的时间不到七八分钟，有的光开化验单，有的几句话就打发了。如果说患者因此对医生产生质疑和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生是需要多加反省的。
病人家属打医生、打护士的情况是有，但这是比较个别的情况，可是医生、护士对病人照顾不够，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有很多病人来北京看一次病很不容易，我自己做了点滴的努力，想办法建立了一个进修生网络。我的进修学生散布在全国各地，我看完一个病人，等病情稳定后，让他回去在当地医院找在我们这儿进修过的医生。周日我在家里，在电话里和进修生讨论病情。这样一个“网络”对节省病人的看病支出是比较方便的。
主持人：解决医患关系的紧张，仅仅是提高医生的道德水平，这样的效果大吗？
胡天圣：医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会受社会的影响。和上世纪50年代比，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社会的影响，不能只说医生的道德水平。
讴 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见过许多离开这行的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无论是做人还是专业。可能就是因为待遇或者对行业声望、处境的看法，迫使他们离开。现在好多医生，子女都不愿意学医，他们大多数也不希望子女再去学医。医生这个职业的声望，是需要大家共同建设的，并不仅仅是医生自己要求自己的职业道德。
主持人：好医生的标准是什么？
胡天圣：医德、医术兼备，病人放在第一位。
讴 歌：比较现实可行的标准，就是要保证服务，尽自己所能保证医疗质量，然后在这些前提下争取比较合理的回报。
看病难和医学资源浪费主持人：目前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症结在哪儿？
胡天圣：城乡、地区的医疗水平差别太大，这是主要原因。
曾小峰：看病难，实际上只是局部看病难，看大医院的专家难，但是社区医院、小医院的医生都快下岗了，他们没事干。
医学是科学，确实存在着水平高低一说，有无良好的训练有很大的差别。要成为专家，就必须成为专科的医生。像社区医院，是面向大众健康的体制，不一定非常专业，但至少知道疾病属于哪一方面，如果处理不了，可以建议病人看专科，这种形式肯定是发展趋势。
对于常见的感冒等基本疾病，教授和一般医生的处理是一样的，所以这类疾病，不一定要看专科的教授，这是资源的浪费。当然有一些社区医生处理不了的疑难病例，就应该转诊，但是现在我国缺乏这种机制，没有规定社区医生应把病人转到哪里。转诊是无序的，需要病人自己找，而且很多医生的工资要看自己的劳动所得，没有病人就没有钱，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那结果肯定是实在不行了，才会让病人走，这样就会耽误病情。
讴 歌：造成目前这种情况，除了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社区医院和全科医生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某些基层医生的素质，相比大医院，误诊误治、延迟治疗而耽搁病情的几率比较高，我们可以在报刊上频频读到。同样的疾病，看社区医院和大医院，可能思维方式和考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巨大的供需矛盾有没有缓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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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之痛（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曾小峰：必须靠体制。现在三甲医院和其他医院可能治疗水平有一定区别，但是挂号收费基本是一样的，为什么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倒闭，甚至发不出工资？用同样的钱住饭店，地下室和王府饭店，如何选择？肯定是王府饭店了。
专家教授一两天培养不起来，至少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能够称得上专家的医生，这也是医生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的不同。
主持人：体制上暴露的弊端，是否会体现在医生和患者关系的对立上，但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
曾小峰：现在经常有报道说，医生见死不救，如果是医生责任心的问题，那是要谴责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制度问题。比如，来了个病人看急诊，需要抢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抢救需要药，病人必须去药房里取药才行，如果因为没钱等原因，取不了药，就说医生不救人，这就有点偏颇了。有的医院，病人欠费了，最后甚至要医生来出。
基础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分主持人：什么是基础医疗？自己花钱买的服务可以定义为医疗消费吗？
讴 歌：基本医疗保障和带有医疗色彩的消费，不同医疗体制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定义：如果是市场化色彩非常强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医疗行为就是消费行为，而类似英国这种相对以社会保障和国家扶持为主的，可能就会认为大部分医疗行为都属于保障。
孟凡强：传统医学的定义是指为了预防和治疗患者的疾病，并使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康复。而比如割双眼皮、隆鼻、乳房重塑、处女膜再造之类，跟医学相关，但都不是传统医学的范围。
自己花钱买的医疗服务就是通过医疗手段进行的个人消费，与国家负责的部分完全是两码事，我们确实需要将基础医疗保障和消费医疗区分开。
主持人：病人和家属在医疗活动中到底是不是消费者？我们是否可以对医疗行为进行划分，基础医疗有相应的监管体系，而消费医疗则享受消费者待遇，获得消费者权利的保护？
孟凡强：这就是困难所在。按照我个人的思路—也许卫生部不同意这个想法—一些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一些最高的学术机构，比如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等，其中的一部分也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另一部分则提供更高的消费医疗，这两种服务甚至从医疗主体上就要划分开。看病确实很复杂，收费不能一刀切，需要坚持公平的原则，风险分担，广泛受益。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医务人员一定要了解基础治疗和消费医疗的区别。有时治病救人是给他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但在有些地方则是做“生意”。比如各种美容手术、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