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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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医生生活调查的结果，许多选择从医的人都感觉渐渐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仅仅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可惜的是，舆论和环境在试图改变医疗政策时，无情地、不公平地审视医生。而病人们开始变得古怪，他们不再心存感激，向医生们要求的也越来越多。”
如果医生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应对压力，他们又怎么去帮助病人？如果要更有效地照顾病人，医生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临床工作的压力会不会恶化，最终把他们杀死？还是他们能战胜压力变得更坚强、更幸福？只能让医生自己去选择吧，因为现在似乎没有人会同情医生。起码现在的统计结果是，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品依赖率最高，医生似乎比其他人更容易幻灭和痛苦。
有一年春节，公司联欢时，一个节目赢得了许多医生的掌声：一群自觉没什么文艺才能的同事，为了好歹凑个节目，合唱了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们重新填了词，并配上了相应的医院情境画面打在大屏幕上，现场效果出奇的好。每当唱到“门诊到病房，一刻不得闲，做台小手术，风险也要担……”台下的医生立刻一片安静，然后鼓起掌来。这一刻，这些医生感觉到自己至少在歌词层面上被理解了。
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一位我很敬重的女外科医生，骨科关节置换专家，40岁左右，她曾作为亚洲唯一的年轻专家人选参加了美国一项著名骨科基金的培训。有次我听她给外地医生讲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眼见下面近60号当地骨干、男外科医生，全都被她镇住了。她讲课娓娓道来，常常穿插讲解许多一般人不注意也不愿和大家分享的手术技巧。等结束时，赢得了满场喝彩。这时，一位中年医生站起来问：“关于踝关节置换，您有什么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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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女专家非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得欠奉，我自己觉得做手术是要讲感觉的，我做踝关节置换时找不到最佳状态，这点做关节镜也一样。我曾经做过几例踝关节手术，可惜最后结果都不太好，我赶紧把病人转到其他手术组去了。说实话，以后我就少碰踝关节置换的病人了。”我敬重的这位女医生，就这么坦率地在近60位崇拜者面前，承认自己曾经在做踝关节置换时犯过错误。
自打进医学院起，我们就许多次听老师这么说过：一位练就的名医后面肯定站了一排鬼魂。最初听起来似乎无法接受，等我们真正到了病人床边，就知道这句话蕴涵的意义了。
比如我们实习过程中胸腔穿刺、阑尾手术那些不甚完美的操作，肯定也是本来可以由熟练医生避免的小错误；比如一台中小型手术，是让艺精技熟的教授上，还是让需要锻炼机会的主治医生上；比如我们在妇产科人工流产门诊，带教医生让我们体会一下刮宫的感觉。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练习，哪来日后的熟练操作？但是，病人永远是期待医生不犯错的，起码不要在自己这里犯错。
前文提到的罗森邦医生在年近古稀，回忆他这辈子从医感想时说：“宣称自己从未犯错的医生，一定是个危险的傻瓜。”他甚至认为一个医生存在他的局限，那简直是一定的事，这种情况与道德无关，哪怕是给自己最亲的人看病，错误也在所难免，甚至可能更多。“如果我的孩子生病，我一定找别的医生替他们看病。因为有个同事为自己的儿子看病，却没有诊断出阑尾炎，结果阑尾破裂造成腹膜炎，这位父亲的余生都得带着伤痛活着。太太生病时，我也会去找别的医生，因为有位病理科医师为自己的太太看病，却没有发现她得了卵巢癌。”在医生圈子里，甚至有一种说法—给越熟悉的人看病，反而越容易犯错误。所以外科医生们很少亲自给家属开刀，而是托付给别的医生去做。
这位老医生在自己生病时，站回曾经的医生角度说：“身为一个医生，我了解他们的感受，我自己也误诊过，每犯一次错，就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感到沮丧、悔恨、焦虑，可是这都无法和病人及其亲属的痛苦相比……要知道，控制疾病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位艺精的厨子，总有不在状态或是大脑短路的时候，但是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医生身上，因为与生命相关，因为与健康相关，职业的特殊性把他置身于道德的聚光灯下，他的错误便变得不可饶恕。医生存在局限是一定的，这种局限既来自他作为凡人而非神的特性，也来自医学本身的局限和某些不确定性。
美国波士顿的外科医生阿图尔。加旺德（AtulGawande），在自己书《并发症》的扉页写着：医学，一门不完美的科学。紧接着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孰能无过？
“医学是瞬息万变的集合体，我们得到的讯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的人不免会犯错。”他引用了哲学家认为人类为什么会犯错的原因：一是知识有限，二是能力不足，三是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
医生在犯错中成长，而病人想的是，纵使犯错几率是千分之一，起码在我这里，不要犯错。这时候，“认识到医疗科学存在风险和局限这一事实，认识到医疗人员作为人可能会犯错”—这条被克林顿的委员会列为美国病人的义务之一，真正做起来时，似乎就显得太难了！
香港一位笔名叫区闻海的医生在倾诉《白袍医烦恼》时，先让读者玩一个文字游戏。他举了一个现代医生“扩充句式”的例子：孩子的中文作业，有一样叫做“扩充句式”。 以医生工作为题，可能是这样的：■ 医生治病。
■ 医生的工作是治病救人。
■ 医生在一个剧变的城市中工作，治病救人。
■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很多人对医生有很多期盼；病人看医生，不单是求医，也想医生为他纾解忧虑和烦恼，医生的工作，不单是治病救人而已。
“在做医疗的句式扩充时，世界更复杂了。这不是坏事，工作多了明明暗暗的层次，更立体。但医生的烦恼是：一个人一双手，有时难以消受过多的期盼和没完没了的纷扰。
“在一个剧变的城市，分心分神的事情纷至沓来，可说是另类的噪音污染。年长医生告诉年轻医生，世界不再是往昔的平稳世界，他们也不是不理解，就只是问：白袍越穿越重，载得下几多烦忧？”
我们会孜孜不倦地要求在医生身上看到一种叫“医德”的东西。所谓伦理，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自然而然怎么做。但是医德，和别的“应当”似乎不同，它是一种大众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永远无法否定的“应当”。或者可以这么说，医德是医生这个行业存在的前提。
问题是，无论是医生还是医学本身，都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应该”和“必须”。在面对世界万物时，在我们尽己所能以为到达了知识的顶端时，生命的奥秘可能还在顶端之上，有些领域可能是目前的医学尚未抵达的。面对知识有限、能力不足、无法克服的“必要错误”这三种哲学家认为可能导致犯错的原因，医生们在寻求最后的生存底线—医德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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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创下了从医誓言“为病家谋幸福”，其时，流行于中国的版本则是“医乃仁术”。但现在，似乎最为妥当的底线听起来让人悲观—不伤害，换成另外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尽可能少杀人，这一底线的来源和一次世界大会有关。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开了一个叫做“世界宗教大会”的会议。从全球各地赶来的各种宗教的代表云集，他们提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这个宣言里说，各种宗教间的共识可以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不杀人，不偷窃，不撒谎，不奸淫。”这“四不”日后成了大家口耳相传的—道德底线。
在崇高追求与无情现实的反差之中，这种“底线”可算是为凡人们找到了一条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医生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医生是最关注这一道德上的自我解脱之道的凡人。这样的“底线”公布之后，几乎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有人质疑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世风日下？是不是意味着崇高精神的沦丧？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渐渐进入流于技术化和物化的世界？
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医学伦理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就会发现：“不伤害”正被换成各种各样的同义词句，出现在大家面前。比如，一个叫奥斯卡。伦敦（Oscar London）的医生写了本《尽可能少杀人》（Kill as Few People as Possible）。他在书中列出了作为好医生的57条规则，其中规则9就是—尽可能少杀人。
如果我们像区闻海医生在《白袍医烦恼》里举的例子那样，以“不伤害生命”做一个负责任的“扩充句式”，可能是这样的：■ 不伤害生命。
■ 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 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 怀着为病家谋幸福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医术，尽己所能，不伤害生命。
只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每个医生生活在不同的道德层面。只有发自内心的自律，才能最终成就一个病人期望的好医生。也别忘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并非理想真空。比如，写《尽可能少杀人》的那位医生说，除了尽可能少杀人外，别忘了—“拥抱病人，雇个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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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05年，似乎是从一种叫做苏丹红I号的色素起，一场关于“健康”的舆论大战就开始了。媒体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衷于报道有毒食物、致癌生活用品、有副作用的药品……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危机四伏，超过理解力的信息迎面扑来，挑战着我们的知识面。我们如何去阅读这些和健康有关的新闻，我们是该相信大众媒体的客观公正还是医生的权威？
读到网上这篇描述“中国人一天的幸福生活”的帖子时，我们好像在阅读一部让人汗毛直立的恐怖小说，笼罩着近乎毁灭性的气氛，而我们就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光明牛奶（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
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丝，老板上一杯重金属超标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这日子过的，安逸！
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搀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当小菜。
仅仅是不煎炒烹炸，只买带露水的有机蔬菜，尽量少用调料（带红色的一律不用）……是不够的。在这些揭黑报道中，我们看到除了按风险程度对食品分类管理外，还要有食品安全准入制度、食品安全预警机制、食品生产加工厂巡查回访制度……这时候，放一首沙子乐队的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哎我们那些健康向上的小理想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而我们的健康却是严肃的哎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是纷繁混乱的看起来它时刻都在变化着而我们的每根神经都能揭露它但苏丹红仅仅是序曲而已，“举毒”的媒体大战并未结束。
在好不容易理解了这个叫做苏丹红I号的工业化学制剂之后，又有人翻出已炒作多年的丙毒。淀粉类食品在高于120℃的烹调下容易产生这种学名叫做丙烯酰胺的成分，也有试验显示致癌。美国杜邦公司的特富龙（Teflon）致癌一说，也让商场里的顾客纷纷把不粘锅换成铁锅。
新闻还在层出不穷。有无知无畏打假青年试图状告SK…II里含有烧碱，有传高露洁牙膏含致癌物质以致刷牙也致癌，有立顿红茶涉嫌“氟化物超标”……甚至因生西红柿含有尼古丁，所以“吃生西红柿等于抽烟”，致使西红柿销量大跌，价格降了一半。
这些纷繁复杂的报道，已经远远超越了给监管部门以舆论压力，有助于制定、完善各种法规的效用。有意思的是，这些新闻很少首先出现在健康版，它们常常是财经头条，或者出现在社会新闻中。
在第一条关于苏丹红的新闻出来时，多少还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