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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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医疗中的作用。有多少好医生，能不断保持对文化、社会、伦理、心理学的兴趣和理解，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治疗？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
　　　　—在医学生的课程里，医学伦理和医学心理学形同虚设，内容空洞，上课几乎就是走过场，也从来没有进行过沟通技巧的培训，只能靠自己日后在工作中无师自通，很多医患矛盾由此产生。医院墙上挂的“假如我是病人”的换位思考法，有几位医生领略其中的奥妙？一位专业好医生的门诊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如何在七八分钟里达到最有效的沟通？我们的病人又准备了什么资料、信息，以何种心态去和医生积极沟通？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这样的医生，又如何能在医院的小社会里血拼，如何幸存到日后你去挂他的教授号？为什么在美国医生面临的压力调查中，也提到来自同行和医院内部的挤压和斗争？如何培养一位博爱的医生，一位不只流于天真清高，还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医生？
　　　　现在你可能明白了，在眼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是极其稀有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其实都一样。
　　　　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那天起，人们对医生职业中神性的期待就从未减少。虽然其间，我们屡屡受挫，屡屡失望，但从未停止。即使在道德基因渐被稀释的今天，我们对道德的要求，可能唯一没有放弃的仍旧是医生这一职业。谁让我们是脆弱的凡人？谁让我们有着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组合成的身体？谁让我们对身体知之甚少，对健康抱有本能的渴望，对死亡心怀恐惧？谁让我们已经习惯在看病这件事里被动执行，把全部任务扔给医生，而不是和医生一起合作、一起努力？
　　　　希望医生就是神，是不是可能就是千百年来病人养成的偷懒习惯？我们把对战胜疾病最好的设想，都加在了医生身上，让一个凡人务必“万无一失”地去完成这些赢得健康的任务，而这任务可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但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支良莠不齐的中国医生队伍，然后是一片长不出神圣的时代土壤，最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面对的医生也是一群凡人，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办不到的全部寄托给了他—在生病这件事上。这时，与其“我希望”，不如“我去做”。
　　　　谁为你的健康打算？除了医生，还有你自己。既然这样，聪明病人不如面对粗砺现实，为自己的健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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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虽然《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中的五个希望非常渺茫，但我们作为病人，从未停止过期待，从未停止过失望之后的再期待。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对医生这个职业，我们了解多少呢？
　　　　医事中一条无奈的规则就是，我们面对医生，可能最后希望听到的才是医生自己的苦恼。从病人变成医生的杰米。韦斯曼在从医后就感叹：“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病了，你最后听的才是医生自己的问题。”
　　　　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没做医生？我真不知道怎么给出一个简短明了的答案，即使现在也是。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每日所见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得疏离和冷漠。
　　　　如果还有个具备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自己18岁时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眼前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由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
　　　　而且，医学其实并不像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不断有局部战役的喜讯传来，但最后难免一败。医学常常会面对束手无策的“不确定性”障碍，也面对着许多无法解释的关于“人”本身的宏大问题。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对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作为一种和生命相关的特殊职业，它要求把谋生和兴趣，把工作和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提倡：“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
　　　　我们现在常能在各类金融或是时尚杂志上读到这样的文章，它们抛弃了高大全的模式，写得极富人情味。比如，一位能干、敬业的职业经理人，白天进办公室，是一副攫取生意的进取表情，但回到家里，他可能读的是《庄子》，捧的是《红楼梦》。这样的故事试图让我们感觉这个经理人看上去有血有肉、生动真实，而不是脸谱化的“商场强人”。我们很喜欢这样的故事，读起来很受用。我们能够接受别的职业领域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但对医生的期待却要高得多，我们希望一个符合医生这个职业概念的人，能保持“高大全”的形象，上班下班一个样，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一个样，心里想的和行动做的一个样，甚至下班的路上、吃饭的桌上也在想着如何救死扶伤。
　　　　一位门庭若市的老教授，行医多年，辛辛苦苦像打仗一样看门诊，四五个小时，三四十个病人，最后仍然难免遭到病人的埋怨。去年，我陪妈妈去心内科门诊，复查她的风湿性心脏病的病情。几年前，我在医学院时，曾以白大褂的名义要了个女教授—其时也是大内科主任的门诊号。自打被这位教授听过诊后，我妈一直保存着那次的病历，有时说起女教授来，满脸崇敬之情。这回，我托人找到女教授的徒弟要了个号，弟子在电话里嘱咐我说：“上午11点以后来吧，别太早了。老太太门诊很忙，能给加号就不错了。还有，记着看完了一定要谢谢。”
　　　　我们到门诊时，一屋的病人、家属、实习生把老教授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老教授在重重的包围中已是严重缺氧，两颊鲜红。11点30分，有实习生招呼我们进门。老太太简单地问了问我妈的病史，翻了翻病历，看见自己几年前的字迹，便刹那间心领神会。她给我妈查了体，开了药。这期间，我妈高度专注，虔诚地看着老教授，期待着她能多说一句，再多说一句，仿佛这对她是莫大的安慰。七八分钟后结束了，我像她弟子吩咐的那样说了声谢谢。我妈出门后问我：“七八分钟，这就算看完了？”似乎很不过瘾。我说：“是，其实就那么点事情，再说她以前也看过你。”
　　　　我妈又问：“怎么觉得我说病情的时候她似听非听的？也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这回，我似乎一下子找不出什么词了。想想，要不是我还认识几个熟人能要到门诊号，一般来说，人们能被专家看一次很不容易。但因为跟专家一起出过门诊，我也知道其实除了疑难杂症和危重急症，一般病人开口说上几句话，这些专家就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显然，作为一个病人的期待不止于此。
　　　　有些职业，人们能容忍它仅仅是职业而已。这个时候，它可以等同于养家口、磨洋工等工资……人们可以宽恕这样的事，只是最后能干出彩的，大多是那些能把职业和兴趣融为一体的幸运儿，他们在现实里的比例并不高。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我们面对它时，要求的是救死扶伤，起死回生，点亮自己随时准备照亮别人，面对每个病人都能百分之百投入，像协和名医张孝骞提倡的那样，“每个病例都是个研究课题”。医生这个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职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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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的意义超越职业之外（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据说，餐馆里的好厨师一天中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其余时间炒出来的菜水平也很一般。但医生不比厨师，一般说来，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半天要看三四十个号，这其中，有些人是变卖瓦房全家出动，殷切期待专家神圣的嘴里给个说法的，但轮上的时间只有七八分钟。面对的期待值这么高，当初宣誓背过希波克拉底誓言，好医生的道德感、责任感不由自主地往外冒，好医生要把自己变成四五个小时都必须炒好菜的厨师。这背后一定应该有某种来自精神的神奇力量，才能让他们像燃烧的蜡烛一样舍身长明。
　　　　从生理上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可以支撑这种时时刻刻绷紧的状态。既然医生也是普通的一副躯体，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年轻人在进医学院时，都向医神宣誓许诺时刻救死扶伤。只是到后来，在真正面对病人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宣誓比工作要容易多了。有些人不堪理想主义重负，中途变了节。而那些留下的呢？即使到了教授级别，如果只能分给每个病人七八分钟，也会遭到病人的抱怨。虽然这已经是医生在目前的体制下，能做到的最好安排了，此外他无能为力。不知道有几位奋战在一线的医生还能轻松地同意：“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你所从事的现代医学是什么？如果让那些在一线工作的现代医生选择，在艺术、科学、宗教三者之中，他们可能一个都不会选。大多数现代医生，会去选另外一个词—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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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格林童话》温暖亲切，贴近人心，适合一家人围着火炉朗读。其中有一则童话这么写，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医生能欺骗死亡：医生会把病人的床头掉转方向，这样，死亡会违背意愿站到病人的头上方，不再纠缠病人。对应的中国故事是：起死回生，妙手回春。
　　　　《淮南子》一书中写一个叫神农的人：“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们只知道怎么对付打猎时划下的伤口，什么植物吞下去能顿时神清气爽。有很多疾病却远不止这么简单，它们来得毫无缘由、气势汹汹，充满了隐秘和未知。这时的人们慌了手脚，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疾病，只能认定是魔鬼逃离了神的手掌，袭击了人体。这时，巫医站出来说，他有超人的能力，能借用神的力量，把魔鬼从病人身上赶出去。于是，病人落到了这些戴着面具装神弄鬼的巫医手里。
　　　　但这些巫医总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教士渐渐承担了一部分治病的任务。这些教士们，被认为是联系神和人的使者，他们既管老百姓的精神救赎，也管治病。只是多半他们问的是病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他们教病人怎么祈祷，还给病人喝神水之类的东西，教病人怎么向神灵赔罪。在教士那里，治病和精神救赎难分你我。
　　　　1983年，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书中说的就是医学这门科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病但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
　　　　而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活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著名诗人拜伦即死于放血，临死前，诗人的太阳穴上放着吸血的水蛭趴了一晚上。这位诗人可谓“活得洒脱，死得愚蠢”。在当时，对精神病人的治疗，更令人毛骨悚然：水淹、放血、灌肠、电击、切除脑叶……这些医疗活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还徒增病人的痛苦，但是在当时，它们却以医学的神圣名义出现。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预后而已。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最初医生这个职业诞生的环境，就会发现，是人们对疾病的一无所知、对生命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呼唤着医生这个职业的出现。因为无法解释疾病的产生，因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