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侵戮础�
这些“新时代医生”，看上去虽不是个个如我们期望的和蔼可亲，但如果摘下两千多年来希波克拉底的眼镜，换种稍微能和现实接上轨的眼光，我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明显的趋势：像有的职业一样，时代和环境促使这些三甲医院的“新时代医生”开始把职业和个人生活分离。他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在职业追求和个性释放之间，在坚守底线和妥协求全之间，来回转换着角色，平衡着道德追求和现实需求。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在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后，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最后的妥协选择。
我曾经和一位国内著名的内科教授同行开会。这位教授国外留学归来，年轻有为、功成名就，除了临床工作之外，还领导着十几个人的实验室，临床和科研全面开花、欣欣向荣。我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基因治疗的现状和未来。在去机场的路上，这位教授突然问：“给我讲讲你们在公司都干些什么？”我有些诧异，开玩笑说：“白领，坐班。”他认真地说：“具体地说说，比如你们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我试图白描自己普通的一天：“接电话，打电话，收邮件，发邮件，和销售联系，和专家联系，做年度计划，策划活动，管理品牌……”这位专家很好奇地听着，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我真希望自己能年轻几岁，也能像你们这样去公司上班。”在一个道德土壤稀缺、理想让位于现实的大时代，我们可能再也碰不上那种谈起医学就兴致勃勃、浑身上下散发着从医乐趣的医圣了，但我们还能碰上合乎敬业标准的医生。
》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如果不是神医就是庸医”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这个队伍里混杂着各色人等，有着各种背景、各种追求、各种目的。作为病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杂医生队伍，要学会区分其中的金子和泥沙。但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是医德，还是医术？或者医德和医术两者兼有？如果不能同时具备，我们选哪个？
一位三甲医院的骨科医生，面对一个准备换人工膝关节的病人，病人在手术前向他倾诉惴惴不安的心情时，他可能觉得这种担心人皆有之，根本不值一提，于是他手臂一挥说：“没事没事，不就是换个关节吗？”在手术完了之后，当病人疼得以泪洗面，却要坚持功能锻炼时，骨科医生可能也会说：“忍几天就好了。”在进手术室前，他和下面的助手医生说说笑笑。进了手术室，和手术护士会开些半荤的玩笑。但是，手术一开始，他立刻冷静了下来，进入另外一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关心每一个技术细节，把握每一个关键步骤，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整个小组。两小时之后，手术结束，他可能吹着口哨出了门，琢磨着周末开车带老婆孩子去郊区哪个地方玩。
那位留学回国的内科教授也一样，对自己职业选择的怀疑，并不妨碍他面对病人时全力以赴，做科研时成果倍出。对于那些受过正规教育、在管理正规的医院里规规矩矩工作的医生，我们也许也不能总用非同寻常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在可以容忍其他职业出现多样性的同时，医生这一职业能否被给予一个缓冲的空间？
我参加过许多次骨科医生读片会。一般来说，没有几位骨科医生认真研究怎么给病人用药，他们给人的感觉大都是线条粗犷，不像内科医生那样讲学术。但是每当轮到介绍手术经验和技巧、交流X片怎么读、怎么设计手术时，我发现他们个个都在竖着耳朵听，眼里有种和内科医生谈论药物时一样的兴奋和专注。他们会因为手术观点的不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会议结束聚餐时，大家又回到了松弛的状态，这时他们喜欢喝酒、猜拳或者起哄，偶尔嘲笑一下内科医生的磨磨唧唧，和刚才开会时判若两人。
在上学时，常常会听那些70多岁的老教授描述年轻时所接受的医学教育，和自己眼下接受的教育比起来，两种医学教育已经错位了几个年代。在美国时，因为在医学院的研究所里工作，加上周围有许多志在获取美国行医执照的同胞，也观察了美国是如何培养一个医学生的。
但中国病人在面对眼前的中国医生时，可能除了抱怨医生们的品德和技术之外，很少会想到这背后也和他们所接受的医学教育有关。
杰拉尔德。拉扎勒斯（Gerald S。 Lazarus）教授曾写过一篇《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他曾任美国加州戴维斯医疗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及医学院院长，参与过美国医学教育的评估。他是中国医疗界的朋友、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顾问、北京协和医院的客座教授，近几年常到中国来，先后与国内70多家医院交流过医院管理的经验，还经常到医学院探讨现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拉”。
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经验的医学教育学者，他提出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医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病人面对中国医生，有一大部分就是面对着这一医学教育下诞生的产物，面对着这一教育存在的种种遗留问题。
在老拉看来，中国医学教育中，不同医学院的学制不同，对住院医生的培训时间也不同，使得很难制定出统一的认证标准来衡量医生的水平。中国的大多数医学教育着重医学生记忆知识的能力，但不重视应用循证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认识到核心能力与核心知识之间的重大区别。一位真正优秀的临床医生，可能并非是在医学生时成绩优秀的选手。当医学生进入真正的临床工作之后，才强烈意识到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
他还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医学生人文修养的缺失，这可能很大原因也来自于医学生的单一教育背景，直接从高中考医学院，从“医”而终，爱好寡淡。相比之下，欧美国家需要念完各种各样的本科以后，再报考医学院，而且即使从医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文化、社会、心理这些学科仍旧保持着兴趣。一位美国外科医生，他可能是摇滚乐迷，自己会吹小号，会给《纽约时报》写专栏，谈论关于医学的“不确定性”问题。在《一个美国专家眼中的中国医学教育》一文中，老拉提到，在中国的医学教育中，明显低估了社会心理、经济、家庭环境及职业等方面的因素在医疗中的作用。一位好医生，他会把病人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进行医疗活动，他会不断加强对文化、社会、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理解。他保持着对医学之外的普通教育和科学的兴趣，以更好地做好病人的工作，做一位人文的医生。
在老拉眼中，医学的艺术不但反映出医生的素质，也反映出对医生伦理道德的培养情况。成为一名医生，意味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而在中国医学生的课程中，对医生的职业精神、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义务这方面的教育非常少。当他听说中国一年有上百位医生被打，其中有人受重伤，感慨道：“看来你们的医患关系很紧张。”
》
素质混杂的中国医生（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医疗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环境下，医学生的教育除了教给他们怎么面对病人，还必须教给他们在白色巨塔中保护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个人的问题，这样才不会影响医生的职业生涯。医务工作者常常可能会面对极大压力并导致心理问题，如吸毒、酗酒及其他反社会的行为，这些都会对病人产生消极影响。老拉说：“在美国，我们认识到这种情况，设立课程教育医务人员如何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之不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
从教育体系上说，在中国还有一类医学专家也非常缺乏，这就是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医疗服务这门科学包括：研究医疗质量的评定、服务质量的评定、花费效益比以及病人生活质量、功能状态、重返工作的情况、无痛状态及健康的感觉等。因为缺乏研究医疗服务的专家，所以这个领域的事务在中国几乎无人问津，或者由医生兼管。
在最后，这位美国专家还不忘呼吁，中国应注意保证医生的福利。他认为，只有对自己的职业满意的人，才会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现在有许多医生关心自己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问题。目前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一些前途远大的优秀人才会失去长久发展的机会。要想使中国的医疗达到最佳水平，必须用良好的待遇吸引最好、最出色的人到医疗行业来。医疗行业要为自身的形象和持久发展着想，努力做到让干这一行的人对自己的行业更为满意。
》
中国医生究竟有多糟（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医院里每天发生各种故事，当大家听到一个坏医生的案例激发内心积怨的同时，冷静客观地端详这支良莠不齐的队伍也是必须的。有时我们在医生办公室里看到的锦旗，上面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春”，这些也不是医院为了炒作而自己去市场上买来的托。
即使在一支混杂的队伍里，我们也还是能发现闪光之处，也总有一些病人能幸运地碰到好医生。
眼前的这个世界，并没有差到让人无路可走、让人绝望的地步。离中国医学教育改良的那一天还为时尚远，眼下我们能把自己交出去看病的，就是从前的医学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医生。
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眼前这支中国特色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尽自己所能去发现那些善良的医生，或者一个尽管脾气暴躁但其实骨子里很真诚的医生，虽然这样的医生在队伍里并不超过一半？
最近，我和一位内科专家去浙江，在车上，她的手机响起，是一位病人打来的电话。这位年轻女病人来自温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刚刚怀孕，她在电话里询问专家激素治疗怎么用，这位专家详细地解释了用法和用量，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
我问专家：“您看过的病人是不是都很信任您？”她说：“是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看门诊时很仔细，有时我一天从早8点看到晚6点，70多个病人，特别是外地来的，大老远挂不着号，就给他们加个号算了。他们也不容易。”
“那是不是年轻医生能像您这样的渐渐少了？”我问这位年近60的专家。她的回答没有针砭时弊，让人意外：“其实也不一定，我们科年轻的一批有几个也很优秀，不输于我。不同等级的医院、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科室风气会出品不同的医生。”
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在南方一个人人都有商业意识的地方，我碰到一位内科教授。他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40多岁并没有能在当地的医学会里混上风光的头衔，这多少削弱了他的全国影响力。但是一次聊天时，他说：“学会的头衔是哄圈里人的，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病人。我只要在门诊把病人牢牢地抓住了，对他们尽心尽力，用心看病，他们就会口碑相传，不断地介绍别的病人过来。这才能真正提高我的医术，扩大我在病人里的影响力。”这样的医生已经有了需要牢牢地抓住病人的意识，他们知道如何与同行竞争，如何向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我听说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们班的一对夫妻，说他们俩都主动要求去了北京“非典”治疗的大本营小汤山。
这对夫妻中的女生，是我大学的多年好友。在学校时，我们应该算是理想碰壁、快要滑入美国人批评医学生说的“玩世不恭”的那一群。毕业后几年，她在医院里干，有时会跟我发牢骚说医院太辛苦、病人太难缠、不想干了之类。“非典”之后，我去北京出差，怀着点好奇拜访了这对“英雄”夫妻。聊起刚刚过去的小汤山生活，她轻描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