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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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如果从用药的角度说，可以打个比方，《医事》大概应该算是一剂温药—它有趣、客观，涉及了“医”作为学科、作为职业、作为生活事件……这些影响着普通人和医生的全部敏感方面，同时也能直击痛处，对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了解和描述，让人有了多层面深入思索的可能。至少对我来说，在国内，还没能看到这样一本同时贴近普通人和医生的作品。我深感此书出版的确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近些年来，社会对医生的抱怨不断，对医院的质疑不断，医生本身也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问题要反思。不过，不论是医生还是大众媒体，多少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和辩驳，很少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理性的平台，对这些问题深入探讨。“医为仁术”虽然是句老话，但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交流是行医的开端，没有有效交流，医生不能明确诊断，而如果缺少了更大环境下的交流，行医的社会价值也无法得到最有效的实现。我想，《医事》在这种交流方面，是一个有价值的开始。
从1970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算起，我行医已经36年。“医”是什么？不用说对普通人，就算对医生来说，也不是两三句话就能解答的问题。我从医算是受到家庭影响，父母都是医生。即便如此，最初我对医学的理解也非常简单：外科医生用刀片、内科医生用药片去医治患者。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介入治疗的手段越来越多，普及速度也越来越快。1985年，仅仅阜外医院等少数医院有心导管室，而现在，几乎北京的每个区县都有了这种设备；64排CT问世不久，北京的医院就装备上了一批。技术发展、高新设备引进或者新药研制，对医学、对患者都是件毋庸置疑的好事。不过，这是否就是“医”的全部呢？现代刚入行的年轻医生，是不是还像我当年那样简单地理解“医”呢？普通人平日视就医为畏途，他们理解的“医”又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希氏内科学》的序言说“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主义职业”。医生是一种职业，但核心却是“人道”，做不通人的文章，摆不正人的位置，诊治疾患中少了哲学的思考，忽略了医学的社会和人文内涵，就不能说真正地理解了“医”。
在所有的职业之中，医生是最无法速成的职业之一。回顾我自己的从医生涯，从进医学院到去美国进修学习的20年间，我行医下过乡，进过厂，去过河西走廊，也上过世界屋脊，长年劳累的住院医经历，其中有些艰辛可能是现在的年轻医生难以想象的。不过这些年让我至少有了两个收获：一是医生的经验和临床素质需要一点点培养，最初级和笨重的工作，只有认真做下去，并善于学习和积累，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财富；二是真正去体察病患的痛苦，急患者所急，痛患者所痛，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就会形成，而这一点和优秀的医术一样，都是医生的必备素养。一位医生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患者信任，这个信任既包括对技术和判断力的信任，也包括对人的信任。我想，所有的医者先贤，包括未来的名医大师，也脱不了这条既定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谁也无法越界偷懒。
技术是医疗水平的基础，技术的发展是可见的，也是经过努力可以逐步实现的，真正艰难的努力在于，社会对医生的职业角色和医生的自我认知达成基本一致。医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新技术的同时，和患者沟通却越来越少，不重视问诊，不重视望触叩听的基本功。医学分科越来越精细，医生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细节和深入，却也开始忽略了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治疗。这种专业、细节至上的“医”，是不是也是哲学理想中的“医”呢？显然也不是。
《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医学分科的精细已经足够复杂到让患者难以应付，也让医生的专业视野受到了限制。打破过细的分科，已成必然之势。人是一个整体，让患者排着队在不同科室中没完没了地排除，最后盖个帽子开始吃药，一种不行两种，两种不行三种，这种治疗方法不仅让患者痛苦，也让患者承受了很重的经济负担。机体上的病和心理上的病都有可能导致不适，按照现有常用的方式，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通常当成机体上的问题来治疗，不可能治到要害。我看到了太多的例子，有些患者自认为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其实是精神心理上的焦虑、抑郁或恐惧。由于医生缺乏身心全面健康的概念，重躯体疾病、重技术，不关注精神心理健康，把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误认为躯体疾病，过度使用高成本甚至有创伤的技术，不但不能解决患者的疾苦，而且由于不正确的解释加重患者的病痛，导致医源性疾患。如果医生更尽心一些，综合关注患者的身心健康，多花一些时间给患者解释病情，解除患者的精神负担，就可能花费更低的成本获得更满意的治疗效果，也使医患关系更为和谐。
仅有这些还不够，“医”同时还是一套完整的服务和管理体系。没有这套系统，再先进的技术也无法施展出真正的效能。现在的情形是：心脏病归心脏科管，内分泌疾病归内分泌科管，康复归康复科管，心理疾病要去心理门诊，“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实际上患者需要的是综合服务。从欧美医学界的大趋势来看，一个以临床医学为躯干，以基础医学和群体医学为两翼的新模式已经形成，但以上三者在我国还基本上“各自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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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序（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当坐堂医生、针对疾病中末期治疗的模式已经过时，重视预防、服务健康的时代已经到来。医生要树立大医学、大健康的概念，不但治疗患者，而且要主动承担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责任。
“医”是什么？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和层次，也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从医疗卫生整个体系来说，还意味着保障和保险，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正如讴歌在书中提到的，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有自己的病症与隐痛。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依赖国家和单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健全的保险保障时代尚未到来。这种问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在不断改革中探索解决是一条必经之路，但不应再推行粗犷型的以医院的毛收入为标准的模式。以人为本，以人类健康为中心，从来都是“医”之根本。
作者讴歌是年轻一代的医界人士，他们学习和吸纳的信息远多于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的思考也更直接、更勇敢。不管怎么说，医院是一个人一生中必然要打交道的地方，医生医治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个体，这些问题可以唤起大家共同的关心和关注，达成充分的探讨和交流，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理性和关怀是医学最重要的支撑，缺了任何一个，医学都无法真正飞翔。
是为序。
胡大一教授 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和北京市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医师协会循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得“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美国心脏病学院专科会员（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F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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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以下这样的经历，你我可能都有过：一个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不适，手里攥着病历本，不得不去一个让人头疼眼花的“冷漠、官僚”系统—医院。在医院的导诊台后面，那个表情淡漠的人可能眼皮也不抬，告诉他去哪里挂号。于是，他钻在拥挤的排号队伍里，而一般来说除非起大早，那些教授、专家的号基本没戏。他在门诊简陋的椅子上坐了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见上了医生，医生却只能给他五分钟，顶多七八分钟，而他满肚子想说的关于病情的话还没全描述完。他想问的问题，医生三下五除二作答，然后大声对门外叫道：“下一个！”他满腹狐疑，一肚子疙疙瘩瘩地出了门，手里拿的是字迹龙飞凤舞的病历和一叠处方单、检查单。那些药名他不懂，那些检查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处。好了，现在，他去交费。划完价后一看，费用令他大吃一惊！他马上想起一个叫做医疗保险的东西，幸好，他还有保险，能报销80％。但这些阻挡不了他的一通牢骚和愤懑……
看上去，像一场为赢得健康而跋涉的畏途。现在，是时候去改变这样的烦恼境地了。只是，《医事》并不是想和大家一起抱怨，而是想提供一些理性、开阔的角度，看看我们自己如何找到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如果把罗素的这句话用在医疗世界，在一堆抱怨和高调情绪之中，总需也存在一些沉静、客观的声音，它们的存在，至少能帮助我们拨开云雾，接近真相。当然，作为普通人，我们还希望这些理性声音最后能对自己有所帮助。这就是《医事》这本书努力的目标，希望也是它存在的理由。
我要感谢生活给了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15年前，我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接受了8年的医科教育。毕业之后，我没有做医生，而是从事了和制药相关的工作。这十几年间，我目睹了那些医生老师们、医生同学们的生活，也频繁地接触着其他医院的医生。除此之外，我还经常接到朋友、熟人打来的电话，咨询和疾病相关的问题，时不时他们还会请我帮助搞个紧俏的专家号，找位名教授看病……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近几年，我还陆续目睹了身边几桩和看病有关的生活事件，它们无一不充满了冲突和戏剧性。与此同时，大众媒体和舆论也越来越多地谈论和“医”相关的事，大体给人的感觉是：去看病的人不开心，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
所有这些角度叠加在一起，促使我开始去思考一些和“医”有关的问题。这些思考，最后集聚起来，就是你现在读到的《医事》。这本书从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一是，为何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在一步步发生着演变；二是，作为去看病的患者，如何面对眼前的医疗状况，自己主动争取得到最好的照顾；三是，看病的医生，他们的职业生活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了解了这些，医生这个职业才能重获尊重，也才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投身其中，最终得益的还是病人；四是，我们如何客观地去认识自己身处的和“医”有关的大环境。
不过，一个人身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这时医生和医疗可能都无法给你帮助。当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时，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平日健康生活中让人麻痹、舒服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眼前环境和心底的暗流。这时，他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入平静、坦然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医事》在后面谈到的两个问题：我们作为人本身，有着并不完美的身体和自私的基因；对于生命过程中穿插的疾病，我们怎么用自己最舒服、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它们。
我的母校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是病人的身体和灵魂，和今日的“医生”，并非同义词。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 B。 Grant），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们、护士们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当时，兰安生教授还邀请过“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他在演讲中，有这么一句话：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面对眼前一片广阔农村，志在赋予医学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