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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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周或数天之内消声匿迹。但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虽则他的意志异常坚定，仍然
不仅常常对犯有某种不实之罪的重大诋毁感到震惊，而且也常常对此深感屈辱，在这种
诋毁不幸地同一些似乎能引为佐证的事情一起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他屈辱地发现人们
都如此藐视他的品质以致猜想他有可能犯有上述罪行。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清白
无辜的，但是上述诋毁看来还是常常在他的品质上投下了一层不光彩和不名誉的阴影，
甚至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也是如此。他对如此严重的一种伤害行为——不管怎样，它也许
常常不宜、有时甚至不可能予以报复——产生的正当义愤，就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非常
痛苦的感觉。人们的心情再也没有什么比这种不能平息的强烈愤恨更为痛苦的了。一个
清白无辜的人，由于被人诋毁犯有某种不名誉的或令人憎恶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遭
受了对无辜者来说可能是最大的不幸。在这种情况下，他内心的痛苦常常要大于确实犯
了同样罪行的人所感受到的痛苦。正如恶贼和拦路强盗一样，恣意犯罪的人往往很少意
识到自己行为的恶劣，因而总不后悔。他们总是惯于把上绞刑架看成是一种有极大可能
落在自己身上的命运，并不为这种惩罚的公正与否而感到苦恼。因此，当这种命运确实
落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仅仅认为自己同一些同伙一样不太幸运，只好听天由命，除了由
于害怕死亡而产生的不安之外，没有其它什么不安；我们经常看到，甚至这种卑微的可
怜虫也能轻而易举地全然战胜这种恐惧。相反，清白无辜的人，对落在自己身上的不公
正的惩罚感到愤怒而引起的痛苦，远远超过那种恐惧可能引起的不安。一想到这种惩罚
可能给他身后带来的臭名声，就极为惊恐，他怀着极大的痛苦预见到：今后他最亲密的
朋友和亲戚们将不是沉痛和满怀深情地回忆他，而会怀着羞愧甚至恐惧之情来回想他那
想象上的可耻行为。死亡的阴影似乎以一种比平常更加黑暗和令人窒息的阴郁来靠拢他。
为了人类的安宁，人们希望在任何国家里很少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所有的国家
里，它们时有发生，即使在正义通常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地方也是如此。不幸的卡拉斯，
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坚贞不屈的人（他是完全无辜的，由于被怀疑为杀害了他的儿子，在
图卢兹被处车刑后烧死），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祈求免除的，似乎主要不是残酷的刑罚，
而是上述罪名损害他死后的名声给他带来的耻辱。在他被处车刑，正要投进火堆的时候，
参加处刑的僧侣劝他为已宣判的罪行向神忏悔，卡拉斯这样回答：神父，您能使您自己
相信我有罪吗？
对于陷入这种不幸境地的人来说，那种局限于现世的粗陋人生观或许不能给予多少
安慰。他们不再能做什么事情，使生或死变得高尚可敬。他们已被宣判死刑并永远留下
不好的名声。只有宗教才能给予他们某种有效的安慰。只有宗教才能告诉他们，在洞察
一切的上天赞同其行为时，人们对它所能抱有的想法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宗教才能向他
们展示一个世界——一个比眼前这个世界更为光明、更富有人性和更为公正的世界——
的景象，那里，在适当的时候会宣布他们是清白无辜的，他们的美德最终会得到报答；
而只有能使洋洋得意的罪人感到胆战心惊的上述伟大法则，才能对蒙受耻辱和侮辱的清
白无辜者给予唯一有效的安慰。
一个敏感的人并不因为实际犯下的真正罪行而受到伤害，而是因为非正义的诋毁而
受到伤害。这种情况既发生在罪行较小之时，也发生在罪行较大之时。一个风流女子对
社会上流传的有关她的行为的颇有根据的猜测甚至会报以一笑。同样一种没有根据的猜
测，对一个清白的处女来说却是一种道德上的伤害。我认为，可以把这种情况规定为一
种普遍的法则：蓄意犯某种可耻罪行的人，很少会感到这种罪行很不光彩，而惯于犯这
种罪行的人，却几乎不会有任何可耻的感觉。
既然每个人、甚至理解力一般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鄙视不该得到的称赞，那么，不应
有的指责何以常常能使非常明智和富有判断力的人蒙受如此重大的屈辱呢？对这种情况
的产生或许应该作些考察。
我曾说过，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痛苦同与之相反和相应的快乐相比，是一种更加
具有刺激性的感觉。同后者总是把我们的感觉提高到高于通常的或所谓自然的幸福状态
相比，前者几乎总是把它压低到大大低于这种状态。一个敏感的人更容易因受到正义的
指责而感到羞辱，而从来不因受到公正的赞美而感到得意。一个明智的人在一切场合都
蔑视不该得到的称赞；但是，他常常深切地感到不应有的指责的非正义性。由于为自己
未曾做过的事也受到称赞所折磨，由于僭取某种并不属于他的优点，他感到自己是一个
问心有愧的卑鄙的撒谎者，不应该受到出于误解而赞扬他的那些人的赞美，而应该受到
他们的鄙视。或许，发现许多人认为自己有可能去做那未曾做过的事情，会给他带来某
种有充分根据的快乐。但是，虽然他会对朋友们良好的评价表示感激，他还是会认为，
自己如不马上消除朋友们的误解，就是一个极为低劣的罪人。当他意识到别人如果知道
真相就可能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时，再用他们实际上用来看待自己的眼光来看待
自己，并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快乐。然而，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经常因为用那种不老实和虚
妄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感到十分高兴。他僭取人们说是自己作出的每一个值得称赞的行
为中的优点，并且吹嘘自己具有从未有人把它们归于他的许多优点。他假装做过自己从
未做过的事情，假装写过别人写过的东西，假装发明了别人所发明的东西；从而导致了
剽窃和卑劣说谎者的一切可耻的邪恶。但是，虽然一个具有一般良好意识的人不可能从
自己从未做过的、值得称赞的行为错归于己之中获得极大快乐，而一个明智的人却会因
为他从未犯下的某种罪行错归于己而感到巨大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造物主不仅使痛
苦变得比同他相反而相应的快乐更富有刺激性，而且还使它超过了原有的程度。某种自
我克制马上使人不再追求荒唐可笑的享受；但它并不总是使人摆脱痛苦。当他否认错归
于己的优点时，没有人怀疑他的诚实。当他否认自己被指控犯有的罪行时，他的诚实有
可能受到怀疑。他立刻被这种虚妄的诋毁激怒，并且痛心地看到人们相信这种诋毁。他
感到他的品质并不足以保护自己不受诋毁。他感到自己的同胞完全不是用他渴望他们用
来观察他的那种眼光来看待自己，反而认为他有可能犯有被指控的那种罪行。他完全知
道自己是无罪的。他完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或许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知道他
自己可能做什么。他那特有的心情可能或不可能容许做的事情，或许是那或多或少被人
怀疑的事情。朋友们和邻人们的信任以及良好的评价，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有助于减轻他
由于这种令人极不愉快的怀疑而感受到的痛苦；他们的不信任和令人不快的评价则比任
何东西都更加容易增加这种痛苦。他可能十分自信地认为他们那令人不快的判断是错误
的，但是这种自信很少大到足以阻止那种判断给自己留下印象；总之，他越是敏感，越
是细心，越是有能力，这种印象就很可能越是深刻。
应当说，在所有的场合，别人和我们自己的感情和判断是否一致对我们有多大的重
要性，恰好同我们对自己感情的合宜性和判断的正确性不能断定的程度有多大比例。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对他会过多地放纵可以称为高尚情感的感情，或者对因自
己或他的朋友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义愤过于强烈而深感不安。他生恐自己会因情绪过分激
动而一味感情用事，或主持正义而给其他一些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
无辜的，但也许并不全然是像他最初了解的那样的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的看法对
他来说极为重要。他们的赞同是最有效的安慰；他们的不赞同则可能成为注入他那不安
心理的最苦、最剧烈的毒药。如果他对自己行为的每一方面都感到充分满意，别人的判
断对他来说就常常是不太重要的了。
有一些非常高尚和美好的艺术，只有运用某种精确的鉴赏力才能确定其杰出程度，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鉴赏的结果似乎总是不一致。另外有些艺术，其成就既经得起充
分论证，又经得起令人满意的检验。在上述不同艺术精品候选者中，前者比后者更加渴
望得到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是一个有关精细鉴赏力的问题。一个年青的初学者几乎不可能确定自己
的诗歌是否优美，因此，再也没有什么比得到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能使他喜气洋洋；再
也没有什么比相反的评价更能使他深感羞辱。前者确定了他急于获得的对自己诗歌的好
评，后者动摇了这种好评。经验和成就也许会适时地给他对自己的判断增加一点信心。
然而，他老是容易为公众作出相反的判断而感到极度的羞辱。拉辛对自己的《费得尔》
－一部最好的悲剧，或许已译成各国文字——获得不大的成功深为不满，因而他虽然风
华正茂，写作技能处于顶峰，也决意不再写作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
孩子：毫不足取和极不恰当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往往超过最高度的和最正确的赞颂
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对同样极轻微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
阿德》如同一切最优美和最和谐的英国诗篇一样，是不朽的著作，却为最低劣和最卑鄙
的作家们的批评所伤害。据说格雷（他兼有弥尔顿的壮丽和蒲柏的优美和谐，同他们相
比，除了写作再多一点之外，并没有什么使他不配成为第一流的英国诗人）由于自己最
好的两首颂诗被人拙劣和不恰当地模仿而受到很大的伤害，因而此后不想再写重大的作
品。那些自夸善于写作散文的文人，其敏感性有点儿接近于诗人。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充满自信，因此对于人们怎样对待自
己毫不介意。我有幸接触到的两位最伟大的数学家，而且接照我的主观看法也是当代最
伟大的两位数学家，即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
尔特博土，从来没有因为无知的人们忽视他们的某些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过丝毫不安。
有人告诉我，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公众冷落了好几
年。也许那个伟人的平静从未因之受到片刻的搅扰。自然哲学家们，就其不受公众评价
的制约来说，同数学家相近；就其对自己发现和观察所得知识的优点的判断来说，具有
其程度同数学家相等的自信和泰然自若。
或许，各类不同文人的道德品行，有时多少受他们与公众的这种大不相同的关系的
影响。
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由于不受公众评价的制约，很少受到要维护自己声誉和贬低
对方声誉的诱惑而组成派别和团体。他们通常是态度亲切举止坦率的人，他们相互之间
和睦相处，彼此维护对方的声誉，不会为了获得公众的赞扬而参与阴谋诡计，他们在自
己的著作得到赞同时会感到高兴，受到冷遇时也不会很恼火或非常愤怒。
对诗人或那些自夸自己作品优秀的人来说，情况总是与此相异。他们非常容易分成
各种文人派别；每个团体往往公开地和几乎总是隐秘地把别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并
运用各种卑劣的诡计和圈套以抢先获得公众对自己成员作品的好评，攻击仇敌和对手的
那些作品。在法国，德彼雷奥斯和拉辛并不认为起先为了贬低基诺和佩罗的声誉，后来
为了贬低丰特奈尔和拉莫特的声誉，而充当某一文学团体的领袖，甚至以一种极为无礼
的方式对待善良的拉封丹，会有失自己的身分。在英国，和蔼可亲的艾迪生先生并不认
为为了贬低蒲柏先生与日俱增的声誉而充当某一小文学团体的领袖，会同自己高尚和谦
虚的品质不相称。丰特奈尔先生在撰写科学院——一个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的团体——
成员的生活和为人时，经常有机会颂扬他们亲切朴实的风度；他认为，这在数学家和物
理学家中间是如此普遍，以致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