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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帝国政界往事-第6部分

小说: 帝国政界往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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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赋。(33)
誓约中,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宫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乃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想想汉高祖刘邦“不要封异姓王”之类的誓约,想想我们听到的许多皇家“祖宗家法”,想想帝国权势场上一阔脸就变、但凡得势就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了,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情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且,就在出现了这样誓约之后的千百年漫长世代里,中国人绝大多数时日的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出现这份誓约的当时。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惨痛所在。此时后话,打住吧。以后再说。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概要大抵如斯。
在他攻城略地之后,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应用指南针于航海,大规模应用火药;在那个时代,世界最繁华最发达的十大城市里,大约至少有五个以上在中国;在那个时代,帝国汝、定、钧、哥瓷器,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的珍宝;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中国的贸易船队,世界才知道原来海船可以这样造,原来航海可以不迷航;那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在刀耕火种;许多欧洲的君主从生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他们崇高的荣耀;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私立大学;那时,我们最大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几乎达到了一万人。让我们记住它的名字——白鹿洞书院。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比任何时代都多的一连串响亮名字,口口相传一千年,直到我们今天。他们肯定还会在我们的子孙那儿继续传下去。他们是:寇准、包公、杨家将、狄青、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司马光、秦观、黄庭坚、宗泽、李刚、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还有及时雨宋公明、打虎武松、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还有李师师,甚至还有秦桧——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鲜血。
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时代。
这就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也最应该令中国人痛心的——大宋帝国。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注释:(1)《宋史》卷1《太祖纪一》(2)同上(3)《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4)《宋史》卷1《太祖纪一》(5)《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6)《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8)《宋史》卷256《赵普传》(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1)《宋史纪事本末》卷4(12)《宋史》卷481《南汉刘氏世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3)《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世家》(1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15)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全图”
(16)转引自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17)《新唐书》卷50《兵志》(18)《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元年(20)同上(21)上述引文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等前后各卷(22)'奇·书·网…整。理'提。供'《宋史》卷161《职官志》(2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宋史》卷162《职官志》(26)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新五代史》卷52《张彦泽传》(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1)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32)文莹《玉壶清话》卷8,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53页(33)见王夫之《宋论》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2)。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3)。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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