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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

帝国政界往事-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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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比南明弘光皇帝朱由松及其马士英、阮大铖们要高明得太多了。这使风雨飘摇、艰难困苦中的南宋帝国终于站稳脚跟,并坚持了一百五十多年。成为当时中国汉族人最后的一点体面与希望。
从仅仅完成于北宋覆灭几年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知道了北宋首都开封是如何令人悠然神往的。这座城市的繁华富裕,在当时即便不是世界第一,也肯定可以名列前茅。有资料显示,此次金兵北撤后,这座三、四十万户、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剩下的成年男子还不到一万人。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区域。经过宋徽宗二十多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和此次金兵的荼毒,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武装割据者、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此次金兵南侵北撤,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一位名叫杜充的人公开投敌。此人手握重兵,身居宰相名位,是岳飞的老上级,也是南宋时期变节投敌者中名位最高的第一人。他的无能与投敌是宋军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重要原因,并形成强大心理效应,影响相当一批军政要人先后叛变,对抗金战争的民心士气打击相当大。其情形酷似八百年后日本人侵入中国时的情景。中国人习惯上称呼这些人为“汉奸”,并归因于他们个人品行上的缺陷。至今还没有见到什么人在文化与制度的层面上,探讨何以中国历史上每到关键时刻,就会经常大批量地产生此类人物。
杜充叛变,使赵构的自尊心备受伤害。据说,他闻讯后整天不吃不喝,祥林嫂似的见人就唠唠叨叨,说:“我对杜充这么好,从普通官员一直提拔,直到拜他做宰相,他怎么可以这样做?”(39)
上述一切,资料来源于南宋时期的各种记载;假如这些记载与当时发生的实际情况误差不太大的话,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应该不算特别冒昧的判断:其一,有一个极端的说法,认为赵构从当上皇帝那一天起就开始对金求和,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一大历史谜团。上述资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了他这样做的部分理由。用西方哲学家的术语表达,叫“环境的力量胜过父母的遗传”;用我国的谚语描述,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用今天中国人喜欢说的话讲,则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现代心理学研究则认为:如果条件允许不做,却还甘愿低三下四的天生贱骨头不是很多。对古人,大约也可以作如是观。
其二,这一轮金兵南侵,事实上形成了物极必反的分水岭:赵构与南宋政权在金兵的打击下,终于跌入谷底;之后,开始了虽然并不强劲,但却很有后劲的反弹,并从此由没头没脑的全面溃败进入战略相持之中。
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未来的若干年里逐步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南宋政权相当艰难地一点点培养着与金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
从这些史实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间充满惊涛骇浪。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了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此人做得并不是特别糟不可言。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
这才是宋高宗赵构令人困惑的最大历史谜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他为什么这样做,现有的资料相当混乱:云遮雾罩,情绪化,各执一词,还常常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当日情形混乱的程度,提醒我们不要一厢情愿自说自话。因此,我们恐怕只能根据这些资料,尽量拼凑、还原当时的情景,到赵构的经历、中国帝制文化、大宋帝国的帝国传统和当时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答案。
在中国帝制文化中,皇帝具有半是人格半是神格的至高无上地位,其如影随形的共生伴侣则是围绕皇位的拼死厮杀。翻遍史书,我们找不到哪一个皇帝曾经摆脱过这个阴影。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之间为此进行过骨肉相残,从而造就了皇帝和皇家文化对皇位皇权可能受到侵犯的高度敏感,成为帝王们心头永远的“痛”,——一种命中注定伴随其终身,不论白天黑夜永远无法消除的“痛”。
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阳差阴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40)。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至。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41)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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