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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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四五”天安门运动“童怀周”小组主要成员，后又成。。
为新中国奠基 规划新民主主义蓝图
新中国成立前夕（1）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与毛泽东等人一起精心描绘了一幅新民主主义的蓝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2日始，1949年1月31日止，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两党武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武装力量已经丧失殆尽，对江北各解放区形成不了战略性的威胁。
如此一来，成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正如刘少奇在1948年初所预测的革命进程：去年已打掉蒋区优势，现解放区力量已超过它，这是带决定性的形势变更。今年再取得第二个决定性胜利，到1949年蒋介石可能倒台。
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性胜利，怎样建设新中国成为当务之急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他们对革命斗争是非常熟悉的，但对管理、治理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统一管理，还缺乏经验，但他们提早进行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思考。
刘少奇所奠定的基石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蓝图。
1948年9月，秋高气爽的季节，西柏坡，看不出有任何的战争气氛，一切都那么平静。
一间普通平房里，缭绕的烟雾顺着门缝飘散，正如战场上的硝烟一样弥漫开去。屋内，正在进行着不亚于指挥一场战争的新的战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党内有几个著名的烟迷，毛泽东、刘少奇等等，都是属于思考问题时烟不离手的。在这种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他们殚精竭虑为中国的新生，像一个细心的接生婆对待一个新生的、羸弱的小生命一样，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为一个新生命设计成长的蓝图。
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如同中共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一样，九月会议也是带有转折意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对建设新中国的战略方针进行探讨，转变过去革命的方针为建设的方针，实际上同后来的七届二中全会一样，都是为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大框架。
在此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了。
他们二人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提出了大的构架，提出了大的方向；刘少奇所提出的建国方略是循着毛泽东所构想的新民主主义蓝图进行细致的描绘，是更加具体、更细致入微的阐释和进一步阐发，提出的是具体的政策和策略。
1948年9月初，刘少奇就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施方案。《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是刘少奇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所作的第一篇洗礼辞，是他的第一篇治国方略。
刘少奇非常坦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方面还是一个生手：“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暂时还缺少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的经验，还不善于和投机商人及旧资本主义成分作经济上的竞争，而投机商人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经验。”
鉴于“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三大部分构成。其中，国家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合作社经济是国家经济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缺少，“它的适当的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但是，其发展方向是要走旧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应该采取严厉的办法禁止一切公私机关及个人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投机行为，同时，允许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帮助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之发展。”
在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进一步阐发了自己对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观点。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刘少奇说：“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毛泽东接着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
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按企业讲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按政权性质讲，按政权的政策性质讲又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决定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小生产者合作的工农民主专政，陈瑾昆（时任华北人民法院院长）等不是决定的，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成分问题，过去是有所考虑的，现在东北有八千多公里铁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手里，政权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成分问题就提出来了。二七社论中已讲了这个问题，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中也讲了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点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毛泽东一气说了一大段，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作了论述。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不仅仅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全党的认识都很一致，就是不能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刘少奇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时，接着就自然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问题。
这种斗争的性质、方式是什么？刘少奇明确说：“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和平转变，今天还只是极大的可能性，并未最后确定，并没有解决，如犯重大错误，还是可以失败的。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到这种矛盾。”
毛泽东一挥手插话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
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要进行一个时期的，还不能急于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
毛泽东说：“单讲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很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虽然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他提醒说：“我们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
毛泽东继续强调资本主义应当适当发展：“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
刘少奇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做了回答：“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肯定了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
刘少奇在规划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想得很周全。他认为，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同时又必须坚决、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拥护。”
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个文件后，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同时，毛泽东还作了重大的改动：
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又由陕北向华北进发；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了。
真可谓，三年三大步，一年一巨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刘少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面对接踵而来的建设任务？如何面对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现实任务？刘少奇告诫说：“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可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如何开国、建国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城市工作是中心，这既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稳定和巩固新生政权所必须的。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早就有了。1947年1月，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