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武器-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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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决战境外
2008年7月18日下午2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周玉书？”总统脸上混杂着讥笑和愤愤不平的表情，“一名国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长十年前提出的计划，竟然让我们中央情报局大大的局长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总统先生，我们尽力了！”戈斯觉得该说清楚的时候不能一直唯唯诺诺，否则今后别想再在华盛顿混了，“我们对北京的人力情报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让人满意的。”
“让人满意？”
“让谁满意？”
“让北京满意吧！”
“哈哈……”
戈斯对于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他神情凝重地说：“1989年冷战结束之时，当美国人民嗅出让人振奋的和平气味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刮过来血雨腥风。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把和平演变中国作为首要的目标。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北京采取两种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封锁，想法设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带进中国，传遍大陆；二是培养扶持已经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国民运精英展开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这两个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变中国政治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一党统治，力图在北京成立亲近西方和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我们把麦当劳汉堡包店开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中国人也习惯了在披萨薄饼门前安静地排队，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使用白切鸡的调料吃肯塔鸡的中国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于北京连搞几次反精神污染并且多次借机煽动仇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那些年在北京传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美国的带头下，把绿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证发给了近百万的中国留学生，希望他们在反对中共的暴政中无后顾之忧，但他们很快就摇身一变，成为回去投资的爱国华侨或变为输送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的海归，和我们希望他们输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国的期望背道而驰。加上中共对于异议人士采取流放出国的策略，割断他们和祖国的脉络联系，使得他们出来后成为‘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斗士，无用武之地。”
“中央情报局是什么时候承认失败的？”总统打断他的话。
“他们什么时候都没有承认失败！”国防部长阴阳怪气地小声调侃道，“他们只承认自己没有胜利而已！”
“1996到1997年台海发生严重危机时，我们意识到是该改变策略了。以前我们太小看中国，以为只要使用和平演变策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个国家，更换北京政府。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力日益强大。1997年台海危机期间，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积极对那个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却因为轻视而忽略了部署搜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致在北京突然针对台湾进行实弹演习时，我们措手不及。最后出动了两艘航空母舰才让北京知难而退。1997年台海危机成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对华工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对手的位置上，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主。
“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情报收集框架主要是和台湾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则上我们主要靠技术手段收集情报，而台湾方面则以发展人力情报为主，然后我们把双方的情报做交换。这一机制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还行之有效。例如我们使用间谍卫星把解放军的部署巨细无遗地拍照下来，然后有选择地和台湾交换；台湾拿过来和我们交换的主要是人力情报，他们同为中国人，发展间谍开展情报工作要容易得多。但这一美台交换情报的机制到台湾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出现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员送上来的咖啡，继续道，“就像我们从来不对他们全盘托出一样，台湾也开始变得不诚实，甚至开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报有意误导我们。我们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承诺，我们是台湾的保护伞，但是，为了不加深台湾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们走极端，我们在很多时候会有选择性地传递技术情报给他们。例如我们从来不向他们通报大陆核子武器的部署情况，因为那玩意报给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徒增不安而已。可是从李登辉执政后期开始，台湾政客为了迎合台湾本土民意，为了争取选票，他们把自己和一党的利益置于台湾利益之上，而把台湾利益又放在美国利益之前。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手里的人力情报。例如，在1997年台海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虽然台湾已经从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王牌特务中共少将刘连昆处获得了中共‘实弹’演习中使用空炮弹的情报——也就是说中共尚算理智，两岸并无擦枪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台湾国安会当时给我们的情报却声称，北京已经准备好利用擦枪走火的机会对台湾实行点穴式的打击。由于我们在北京的情报人员并没有获得高层情报，无法证实台湾情报的真假，于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结果美国动用了两艘航空母舰，并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战斗群进入戒备，必要时立即驰援太平洋。台海危机虽然和平化解，但却奠定了中美对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后来台湾的王牌特务刘连昆被北京抓获，我们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台湾当局利用和蒙蔽了。”
“这也不叫什么蒙骗，”国防部长打断道，“台湾当局也许只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质。我们不是在那之后调整了对华战略策略吗？”
“这个我承认，可是那件事情也让北京调整了对美战略策略！”
“哦，是吗？”总统好奇地看着戈斯，“说来听听。”
“台海危机后，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之后美国把中国提到主要对手的地位加以重视。但在中国方面也有较大的改变，这之前他们只是怕美国和平演变，只要防止美国和平演变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台海危机之后，他们从上到下都生出了迟早要和美国打一仗的念头。我们后来获得的确切情报显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接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国已经暗中调整了核子武器发展计划和策略。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他们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时在不实行核试爆引起国际关注的情况下囤积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时实行批量生产。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致命武器’也是在那个时候由北京国家安全部一局情报局局长周玉书提出的。”
“局长先生，你的前任特内特在任时改变了对中国的情报策略，是否成功？”国家安全顾问这时插进来问。
“我的评价是积极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我们当时举步维艰，由于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种和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要开展对华人力情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例如我们利用中国军官到哈佛大学进修的机会发展了中国国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潜逃来美国了？”
“对，他当时几乎把中国国防部涉及到对美的所有绝密文件都带来了……”“可是没有带出‘致命武器’的计划？”
“很遗憾，那个计划实在太绝密，北京最高当局知道无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计划改头换面，结果让执行计划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执行‘致命武器’计划。据我们所知，在‘致命武器’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全中国知道这计划的总共不到十个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军头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糟糕的是，他们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这个计划……”“原来是这样！”
“当时知道这个计划十人中，每个人配备的常规警卫都超过一个连的正规军，别说从他们那里获得详情，就算是想远远地看他们一眼都困难！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当初制定这个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局长周玉书！”
“难怪你们只能从他下手，现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绍你们对中国改变策略后发展情报人员的做法。”
“我们主要对三个层次的中国人采取三种不同的手法进行情报工作。”
“说来听听。”
“第一层是针对北京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集权统治，人治的色彩很浓，政府决策经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据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恶黑箱操作，所以针对一些高层的工作成为我们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层次的工作也最难于展开，大家知道，能够通过一关关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踩着无数共产党员的尸体爬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的几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们早就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刀枪不入，而且我们也无法使用经济手段。”
“为什么，我给你们的拨款和情报经费还不够吗？”总统忍不住问了一句。
“总统先生，我得实话实说，我们的情报经费完全不够。中国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通过家属或者子女控制了数十亿的资产，除非总统你还想美国出现赤字，否则休想去收买他们。前些年我们使用绿卡作为诱饵取得了一些成绩，因为这些高级领导人的子女大多对于自己的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是否可以红旗不倒抱怀疑态度，都在纷纷暗中转移资产到海外铺后路。我们掌握了一些情况，也利用了一些情况。但是总统先生，这招已经不灵了，他们大多取得了美国绿卡甚至美国国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搞清楚了我们的社会性质，已经不害怕我们会要挟他们。后来我们开始采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国公司雇佣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给他们近亿元人民币的年薪，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情况下自愿成为我们的‘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哈哈……”大家都随着总统笑起来，“中国问题分析专家，好好！”
“他们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团等美国控制的跨国金融公司的中国部或者研究部任职，例如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子女在这类公司任职。总统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年轻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也不例外，他们的子女既然在国内不能经商，那就到外资企业去任职吧，年薪都不少于一千万美金。”
“这么多？太过分了！”有好几位摇头表示不可思议。
“不用担心，主要是企业出，除非有特别重要的‘分析’对我们有用，我们才会补助他们一点，不过那些企业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我们并不欠他们。这就是我们中央情报局针对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的曲线救国的情报工作，过去我们获得的大量的经济政治情报，就是从这个渠道来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困惑，那就是这些子女大多并不关心北京党政军方面的绝密情报，他们的父辈毕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有些保密知识和原则的。加上最重要的，这些太子党们是中国目前政治制度和体制下的幸运儿，他们潜意识里都不会作损害那个政府的事情。这使得他们提供的情报具有片面性。”
“我们使用第二个层次的情报对象弥补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个重点工作对象就是中共党政军中的中高级干部，由于高级干部大多已经掌握实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能力把手中的权力慢慢换成金钱和享受，所以我们工作成功的对象主要是那些中级干部。我们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黄金万两两手对他们开展工作，因为这些人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这些人经过一段在中共体制内艰难的跋涉，大多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他们心里一方面羡慕高级干部大权独揽，靠贪污腐败享受金钱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变中国现状，实行清正廉洁公平竞争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机会，他们都会很愿意与我们合作。问题就在于‘找到机会’，由于做他们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们本部的间谍经营者（Master）亲自出马，而我们大多为白人，出动到中国大陆并不方便。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只能选择在海外进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党政军高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