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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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眷上任新职。
去福州的船票倒用不着购买，因为有一艘轮船是现成的，很快就要出发。
还是在3月下旬的时候，蔡智诚去“铁路军运指挥部”办事，在指挥官段仲宇的办公室里意外地遇见了伞兵参谋长戴杰夫和三团团长刘农畯。
这段仲宇是何应钦的亲信。前两年，何应钦被老蒋打发到联合国去当“安理会代表”，段仲宇也在美国呆了好长时间，何应钦回国以后做了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段仲宇也跟着抖了起来，荣升少将，掌管京沪铁路运输大权，还被安排进上海市的“政务委员会”，成了谷正纲与何应钦之间的邮递员。但事实上，段少将已经在此时加入了共产党，号称“蒋经国近卫军”的预备干部训练总队（贾亦斌部）和号称“蒋介石嫡系”的伞兵第三团起义，都是他参与策划的结果。
蔡智诚没有想到会在段仲宇这里遇到戴杰夫和刘农畯，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伞兵部队也在上海。从闲谈中得知，伞兵一二团已经转移到福建，只剩下伞三团还没有出发，航运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调派的轮船总是不合适，所以只好请段仲宇出面协调。
“我在这方面有几个熟人，明天帮你们问问看”，蔡智诚搞过物资转运工作，对船舶的情况比较了解，听说是老部队和老上级遇到了难处，自然就很乐意帮忙。
第二天，从段仲宇那里来了个名叫刘春华的上尉副官，蔡智诚和他一起去了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的办公室。
“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正式名称其实是“联勤上海运输指挥部”，是隶属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总司令郭忏）的干线运输管理机构，与负责支线调配的“补给区司令部”是平行单位。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司令是汤恩伯的亲信杨政民，另外还有好多个分管铁路、公路、仓储等各方面的副司令，段仲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真正最有油水的海运组却始终掌握在杨政民自己手里，具体负责的是他的副官吴铎。
港口司令部总部设在吴凇军用码头，而海运组的办事机构则设在外滩的招商局大楼内。在办公室，蔡智诚向吴铎说明了来意，那小子立刻指着码头上一艘漂亮的客轮叫起屈来：“伞兵可真是太难缠了，居然连海辽号都看不上，你叫我怎么处理？”
“他们觉得这条船不吉利……”，刘春华副官连忙解释说。
蔡智诚和吴铎一听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海辽号”是一艘3500吨级的美国造“大湖级”海轮，原本在招商局旗下从事上海——福州——厦门之间的客货运输，49年3月和其他十四艘轮船一起被国民党军方接管。从吨位、设备条件和航行经验上讲，用这艘轮船运送军队去福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它也确实存在着伞兵们指出的毛病——不吉利。
记得萨苏在其大作《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讲过“伏波号”的事情。“伏波”是一艘英国建造的1400吨级驱逐舰（原名皮图尼亚号），设备很先进，可刚到国民党海军手里没两天就被撞沉了，一百多官兵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而肇事的那条轮船就是“海辽号”。
“海辽”是美国Manitowo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an Antonio，卖给中国后起名为“海闽”号，这“海闽”船的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十六个军校实习生，然后又开到厦门去撞翻了“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结果“海福”改了名字却没改脾气，又继续去撞陆军的运兵驳船，再干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为“海辽”……两年来，这倒霉家伙的航行经历就是撞船、维修、改名、再撞船、再维修、再改名，反正专跟兵舰过不去，撞掉了海军撞陆军，只剩下空军还没有碰过，所以伞兵三团当然不愿意给它这个“破记录”的机会。
蔡智诚虽然觉得刘农畯的迷信有点可笑，但人家既然已经这么说了，他也只好要求另换一条船，并且建议起用招商局的“郡级滚装船”，把吴铎搞得啼笑皆非。
——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
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
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
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
“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
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
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
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
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
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
……
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八年，当时浙大学生排练的话剧歌剧全都由他当导演，而吴铎和蔡智诚都是艺术团的骨干。49年这时候，吴铎是国军的特派员、蔡智诚是社会局的专员，全都和船打交道，而俞大纲又恰好是招商局的航运处长，手上管着好多船。说是管船，俞大处长其实对航运一点也不懂，招商局不过是看在他交通部长哥哥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个倒卖船票的机会，老俞也乐得每天和一帮演员们聊天唱戏，时不时地还喊弟子们去捧捧场。但人家毕竟是处长，虽然不大管事，内情还是知道一些的，蔡智诚就从他那里听说了不少招商局的秘密。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从英、美以及日本的手里得了不少军舰轮船，设备大量增加了，但会驾驶懂维护的却很难找，于是航海专业人才就变得十分抢手。在当时，商船海员的工作比较安全和自由，而且薪水比海军士官高得多，开客轮货轮的人都不愿意开兵舰，国军只好来硬拉（重庆号军舰的全套轮机人员就是从民船上征用的），而“军事征用”的主要对象是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国民党唯一的国有航运企业，隶属于交通部。这家企业拥有海轮五十只，各类江轮、拖船、驳船近两百只，其中最容易被征用的就是“郡级滚装船”。
郡级滚装船原本是美军在二战时期使用的LST级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4000吨，当作货船时货舱容积2000吨。46年以后连卖带送的移交给中国五十多艘，国民党海军的中字号军舰，招商局和江南造船厂的“中”字头滚装船、难民救济总署的“万”字头轮船、民生公司的“远”字尾轮船（宁远、平远、怀远……）都属于这同一系列的同一型号。
这就是LST坦克登陆舰，前面能打开，俗称“开口笑”。
——PS：相关知识请参见萨苏之大作《小考：伞兵第三团起义时乘坐的是不是“美龄号”》。
解放后，LST级坦克登陆舰有17艘留在大陆，其中15艘被编入人民海军，舰名为“山”字尾，舷号为341、342、343、351、355、900、901、902、903、921、922、923、924、925、926。
既然是军民同一型号，而且这种船原本就是按军舰设计的，所以国军征用起来特别方便，到后来海员们都被搞怕了，谁也不愿意接近这类货色，招商局只好让剩下的郡级滚装船统统报废，有的固定在码头当锚船，有的干脆拆了做零件。
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还停靠着四艘郡级滚装船，表面上看不能动弹，其实只是轮机的大轴被拆掉了，其他机件都是好好的。这样的轮船原先有五艘，48年2月，“中字110”被海军司令部征用（海军懂行，招商局的办法蒙不住他们），结果船员在半道上打开了“海底凡而”（船底阀门），愣是让轮船沉在了三江营。上海的大报小报立刻宣传“国军悍然堵塞航道”，江淮商界也跟着大喊“交通受阻、经营困难”，海军被冤枉了一番，头疼得不得了，从此再也不打招商局的主意，剩下的“锚船”也就得以保存下来。
这时候，蔡智诚索要的正是这“中字号”的LST级“锚船”。
吴铎在招商局当驻厂代表，厂方送给他一部崭新的“别克”轿车，平常的“车马费”更是不少，他被胡时渊总经理哄得高高兴兴，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招惹麻烦（招商局高层此时已和地下党取得联系，胡时渊解放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但吴铎也知道，蔡智诚不仅清楚“锚船”的底细，也能从航运处长俞大纲那里拿到批条，并且还有着社会局的背景（社会局兼有监察功能，有点象是现在的纪委），所以被他顶到跟前了也确实不好推脱。
只是，码头上除了“中字102”上有一个船长，其他什么船员都没有，这就需要花钱去招聘人手。招商局和海运组是不可能出这笔钱的，刘春华副官回去一说，段仲宇立刻就批了五千块现大洋，蔡智诚当时还奇怪这位管铁路的司令怎么会对轮船的事情如此大方，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刘农畯提供的活动经费，一万块钱只花了一半呢。
于是乎，“中字102号”郡级滚装船的调派单就拿到手了。这当然不能说是蔡智诚的功劳，但多少也应该算做他为伞兵的起义出了一分力——虽然在办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地下党正准备干什么，甚至当时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也会坐上这条彻底改变命运的航船。
从上海去福州可以坐船或者坐飞机。当时，因为蔡智诚从纺织公司那里贪污了许多布匹和呢料，乘飞机带货不太方便，而陈丽君又没有见过大海、很想尝试一下远洋的滋味，所以两口子就打算乘坐“中字102”号运兵船。得知他俩的决定之后，谷正纲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一份盖着“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钢印的派司，上面标明蔡智诚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专员”，任务是护送“国大代表”及其家眷——这就使他的旅程突然变成了一趟官差。
那时候，国民政府的各大机构已经陆续迁往台湾、广州、福建和四川，但政府中的许多官员和家眷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依然滞留在南京上海，转移他们的任务于是就落到了社会部的头上。说起来，所谓的“护送”工作其实相当简单，无非是按照预定的安排把名单上的男男女女带到指定的地点，就如同旅行团的导游一样。不过对蔡智诚而言，这“社会部专员”的身份却显得十分微妙。
在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大致有三类。一是“选任官”（分“特任”和“简任”。这里的“简”通“捡”，挑选的意思），二是“派任官”（分“特派”和“简派”。蔡智诚先前在中纺公司的那个差事就属于“特派”），这两种官吏都属于“政务官”，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决定与推行，也要与政治同进退，所以动不动就需要辞职，饭碗并不十分牢靠。相对比较稳妥的是由考试院铨叙核定的“常务官”，这“常务官”也就是所谓的“公务员”（公务员的概念是国民党于1931年提出的，意指基层文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