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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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队的美国教员其实是陆战一师的军官，并不是真正的军校教师，但即便是这样，蔡智诚他们也能感受到中美军队在观念上的不同。比如，上战术课的时候，中国教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讲进攻、三分之一的时间讲防御，可美国人却用了一大半的时间讲如何撤退，好象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逃跑似的。再比如，美国的参谋业务主要是算帐，先算算自己有多少物资、多少兵力，再算算对方有多大力量，然后才考虑怎么办；而中国教官一上来就让大家判断敌人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如何以长击短。
46年年底，正是国军在各大战场“高奏凯歌”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大举出击，向中原、苏北、鲁南、冀鲁豫、华北、西北、东北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作战目标几乎涵盖了共产党的全部根据地。有一天，陆军大学“战术研究院”主任游凤池中将到训导队来做报告，他对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评价很高，认为“流寇每获负隅则易成功，一旦流窜则归于失败”，所以必须“中央突破，全面开花”，一举铲除共产党的粮食产区和兵源补充地，“使其陷入无依托的流动作战”……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鲍威尔少校却在小本子上算了一笔帐，觉得蒋委员长的办法不科学，按他的计算结果，国民政府只有多少多少资源、只能供应多少多少兵，如果不能围歼主力、只是抢占地盘，哪怕仗仗都成功，最多打个小半年，国军就没有机动兵力了，到时候共产党真的跳出外线“流动作战”，招架不住的不是共军、反而是国军。
游凤池急了，搬出历史经验教训，从太平军讲到红军、从石达开讲到毛泽东，反复证明“共产党离开根据地就是死路一条”；而鲍威尔就是不服，也找出这个战例那个理论，从拿破仑讲到麦克阿瑟。两个人在台上争得面红耳赤，就连翻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到最后，游凤池干脆冲着学员们嚷嚷：“你们学习外国理论，先要明白中国的情况，不能什么话都听信洋人的！”，鲍威尔弄不懂游中将在嚷些什么、直扯着翻译问“what？what？”，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鼓掌不是、不鼓掌也不是。
游凤池先生是贵阳人，是贵州陆军学堂培养的“土专家”，从24年起就在黄埔军校教书，弟子满天下，国军里的中将少将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的，如今却被一个美国少校顶撞得下不了台，真是气得不得了，离开会场的时候还在一个劲地念叨“真不象话！美国军人不象话”。
美国军人不象话，比鲍威尔少校更不象话的是皮尔逊军士长。
46年的12月26日下午，蔡智诚在教室里看书，李行和莫永聪从街上跑回来，手里举着份《北平日报》、激动得大吼大叫。原来，24日夜晚，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皮尔逊军士长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报纸上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报上说，做案的美国兵跑了（实际上，皮尔逊被抓住了，逃跑的是同案犯瓦伦普利查），而美国军队企图包庇罪犯、阻挠北平警方的刑事调查——这立刻就引起了中国青年军人的强烈愤慨。
既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皮尔逊就肯定属于美国海军陆战一师。
当天正是圣诞节，训导大队的美国教官们都在南苑大红门舞厅参加联欢会，蔡智诚他们立即赶往大红门，上百名空军军官一起闯进了会场。
舞厅里除了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高官和官员家眷。莫永聪一进门就高喊：“请各位太太小姐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可恶的消息侮辱了耳朵！”，接着，李行又用英文和中文把“沈崇事件”通报了一遍，并强烈要求美国海军陆战一师交出肇事罪犯——教官们显然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被震得目瞪口呆、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阵，大家才渐渐缓过神来，三三两两地展开议论，有美国人说应该开除军籍，也有的建议判三年五年徒刑，而国军的态度却是异口同声：“按中国的军法，枪毙！”
蔡智诚问鲍威尔少校对此事有什么看法，鲍威尔回答说：“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感到遗憾；站在军人的立场，我感到羞耻。但我不是司法专业人员，对军事审判没有明确的意见”
第二天，北平的大学生开始上街游行了，很快，因“沈崇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就席卷了全国、并逐渐演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南苑“军官训导大队”的学员们并没有参加其后的活动。
在当时，对“沈崇事件”感到强烈义愤的主要是大学生或者与大学有关的知识青年，行伍出身的军人以及大多数普通百姓都对这桩强奸案比较淡漠，甚至还有些老头老太太表示：“大姑娘家，半夜三更四处乱跑，那是自招祸害”，居然责怪女学生不守规矩。蔡智诚虽然同情沈崇小姐，但他还是觉得这只是个“孤立事件”，与其他美国人无关，只要通过法律程序、实行军法处置就行了，所以并不认同学生运动所提出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47年3月，南京学生成立了“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动全国几十所大学起来罢课示威。蔡智诚刚从北平回来就被派去和大学生对话，他主张的还是“孤立事件”、“适可而止”、“不要受异党分子挑拨”那一套，结果被学生代表骂了个狗血淋头。蔡智诚被骂急了，一把夺过话筒：“沈崇小姐在北平遇害，你们闹了三个月还嫌不够，苏联人在东北侮辱了那么多中国妇女，怎么没见你们出来抗议一声？苏联大使馆就在南京城，有本事你找他们讲理去……”，然后，双方就在台上抢麦克风，差点没有打起来。
说实话，蔡智诚之所以和大学生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不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只是由于他刚刚得到了二哥蔡智仁阵亡的消息，心情不痛快、想找个机会发泄罢了。
46年12月份，蔡智诚收到了二哥的来信，蔡智仁在信上说自己已经随戴之奇调到了整编第69师，担任副官处的主任。
整69师的前身是第99军，属于薛岳的基本部队（马甲在前面的段子里讲过，薛岳曾经想派99军接收长沙），他们于46年7月完成整编，10月份就遭到粟裕部队的重创，三个整编旅报销了两个半，结果，师长梁汉明、副师长甘清直双双被解职，改派青年军第六军副军长戴之奇接任师长，饶少伟（原整4师副师长）任副师长。蔡智仁是11月中旬到任的，刚到师部不久，部队就接到了进攻沭阳的命令，于是就赶在出发前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二哥对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很不乐观——整69师的师长和副师长接触部下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只知道旅长的名字，就连身边的参谋都认不全，更无从了解各部队的素质特点。而且，整69师的建制也很成问题，预3旅是从整57师“借”来的，原本属于李默庵的“游击突击队”，以前没有打过正规战；第41旅是从整26师“借”来的，战斗力比较强，可旅长董继陶却性情孤傲、不听从戴之奇的调遣；而第60旅则是由整69师的残部凑起来的，都是些刚吃过败仗的枪底游魂，惊恐未定、军心动荡。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上任的戴之奇师长却居然抢着要当先锋，不仅声称“一个69师能打共军三个纵队”（结果惹得粟裕真的拿三个纵队打他），还提出“以苏北战绩向国大献礼”（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这可真是盲人瞎马，前途叵测。
蔡智诚对二哥的忧虑十分理解，但他却并没有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在46年12月，国民党军正处于全面进攻的高潮时期，半年来，国军已经连续夺取承德、张家口、淮阴等一百多座大小城镇，在华东战场上，国军更是控制了苏中、杀进了苏北，“成功地”把共军挤向了鲁南（电影上的解放军战士有句牢骚话“反攻反攻，反到山东”，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所以，蔡智诚觉得，虽然整69师的状况不大好，但完成“追穷寇”的任务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47年的1月份，蔡智诚忽然在报上看到了“整69师沭阳受挫”的消息，联想起二哥的那封信，这才感觉到有点慌神。他连忙四处打探详情，搞了半天终于知道，就在上个月中旬、也就是收到哥哥来信的时候，整69师已经在宿迁附近“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师长戴之奇自杀（他是解放战争中头一个“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副师长饶少伟被俘。
（注：宿北战役——1946年12月13日，国民党整编第69师沿宿新公路向新安镇、整编第11师沿宿沭公路向沭阳攻击前进。15日，山东、华中野战军抓住两股敌军行进间隙过大的战机，组织三个纵队另两个师的兵力在晓店镇、嶂山镇地区向整69师发起突击，于19日凌晨将其全歼——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解放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转折性战役，也是粟裕大将自叙“平生最紧张的三个战役”的第一次）
师长阵亡、副师长被俘，副官处主任也肯定没有啥好下场。
李行和莫永聪帮着蔡智诚分析：以蔡二哥的身份，如果不战死，即使脱逃回去也躲不过军法处置，存活的唯一希望就是当俘虏——于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蔡智诚就诚心诚意地盼望着哥哥投降了共军，只可惜，一封遗书最终还是断绝了他的希望。
蔡智仁是46年12月18日自杀身亡的。
从12月15日黄昏时起，整69师师部就被山东野战军2纵（韦国清部）和华中野战军9纵（张震部）包围在人和圩（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侍岭镇吴圩村），战至18日下午5点，9纵突击部队冲进了村内。此时，预3旅和第60旅已被山东野战军1纵（叶飞部）和8师（何以祥部）歼灭，而东南方向的胡琏整11师（即“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戴之奇曾经是这个军的副军长）却依然不见踪影，驻守苗庄的董继陶41旅也呼叫不通。
苗庄村在人和圩的北面两公里，连续几天，那个方向都十分安静（据《张震回忆录》记载，从16日起，2纵和9纵就集中力量进攻人和圩，只派了少量部队对41旅进行监视），所以，戴之奇就命令蔡智仁带着他的手令去苗庄找董继陶，请41旅赶紧来救命。
没有人知道蔡智仁是怎么突破封锁的，反正他于傍晚时分到达了41旅旅部。可董继陶接到命令之后却并不愿意服从，他认为这时候靠近师部等于是去送死（这倒是真的），所以拒不肯发兵。蔡副官没有办法，只得写了几句遗言，然后对着自己的胸口打了一枪。
夜里9点，在人和圩等不到救兵的戴之奇喊了几句忠于党国的口号，也朝自己脑袋开了枪（他的左轮手枪被9纵缴获了，后来由张震将军收藏着，直到79年才按规定上交）。
19日凌晨4时，整编69师师部被2纵和9纵攻破。
第41旅旅长董继陶最后跑出去了（在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他还算是不错，专门派了个副官把蔡智仁的遗书送到遵义，蔡家人这才知道了二儿子的结局。那封遗书只有一百多个字，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已经无力回天，只有以死尽责；二是希望家里人把他妻子接回遵义去，并要求蔡智诚过继一个孩子给他的遗孀——看样子，他还是坚信妻子会为自己“守节”的。
可送信的副官却告诉蔡家老人，他已经去找过蔡智仁的太太，初衷是想把她一起带到贵州来，可蔡夫人听完丈夫死亡的经过，只说了一句话：“他寻死之前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再安排这些有什么用？”，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蔡式超先生流着眼泪感叹道：“她说得对、说得对，不必再去打扰人家了”。
一年以后，蔡老人也去世了。
1947年2月，蔡智诚结束了北平训导队的学习，准备返回南京。
按计划，这批“留美军官”将在7月份再度集中，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考核时必须呈交一份“业务报告”，大致相当于专业论文。蔡智诚的作战经验不多，所以选定的研究方向是“伞兵部队的基本训练”，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倒还满有心得。
在当时，空军司令部已经规定伞兵的补充兵员主要来自各军用机场的警备部队，也就是“场兵”，可蔡智诚却对场兵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正巧，与他同在南苑训导队学习的有两个济南场站的军官，两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