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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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分队总共十八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
另十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另五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脱险。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十八人之中，脱险六人。
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作为“渎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恩铭心中坦然，他早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用“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一九三一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他举眸望去，原来是新派的审判官张苇村，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的官。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一九三一年清明节——四月五日清晨六时，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铭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第八部分：锤炼何叔衡沙场捐躯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这是谢觉哉一九四五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而写下的诗。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归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一九二七年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帐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一九二八年七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了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一九三○年七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
一九三三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内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一九三三年第十七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一样，即何叔衡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一九三五年二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一百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由这么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的队伍，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的汤屋，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叔衡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
笑颜一闪即逝。形势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日休息。一个老人，一个病人，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叔衡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劣的环境。
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
四月二十二日夜里，他们渡过了汀江。
四月二十三日凌晨（也有的说是二十四日），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
“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
“紧急集合！”李玉下令。
“义勇军”队长范连升带路，李玉率领二营悄然包围了小径村。
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
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的士兵快疾的步子？
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给保安团追上了。
一阵乱枪砰砰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
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叔衡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五十九岁。
瞿秋白和张亮躲在草塘里被俘。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的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无情的子弹，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殷殷鲜血，染红了茵茵嫩草。终年不过三十六岁！
唯一在战斗中突围的邓子恢，解放后曾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第八部分：锤炼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最初作为俄共（布）党员，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明斋之死，曾是一个谜。
过去，杨明斋的卒年，被写成“一九三一年”，或者说是“一九三一年后”。
关于杨明斋之死的最为权威的说法，是《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三辑所载《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一文，曹靖华回忆了周恩来跟他在一九五四年的一次谈话，内中谈及杨明斋：
“后来他（引者注：指杨明斋）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为了弄清杨明斋的身世，华东石油大学马列教研室教师余世诚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一九八八年九月，余世诚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查找杨明斋的下落——因为杨明斋死于苏联，苏共的档案中会有准确的记载。
戈尔巴乔夫认真地批转了余世诚的信。
不久，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来信，说他受苏共中央的委托，作如下答复：一九三○年一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直至这年秋天，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做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一九三一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一九三四年八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一九三八年二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五月被杀。
现在，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对所有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如此悲惨地死于冤屈之案，几乎难以令人置信！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一九二五年十月，杨明斋带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被留在那里，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
一九二七年夏，得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处境维艰，他坚决要求回国，从事秘密工作。
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在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言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本书上册在一九二八年出版，下册在一九二九年出版。
这时，杨明斋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通信。
在一九三○年之后，杨明斋消息杳无。他的家人曾在北平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也如泥牛入海，没有反馈。
此后，杨明斋的命运，如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公函所述……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杨明斋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毕竟是由俄共（布）派遣来华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杨明斋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然而，他已不像当初陪维经斯基来华时那样受到信任……
他蒙冤而死之际，为五十六岁。周恩来赞誉他是“忠厚长者”余世诚：《一位忠厚长者》，《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虽然他被历史淹没多年，但中国共产党人仍深深怀念着这位建党元勋。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把杨明斋身上的历史积灰掸去。
第八部分：锤炼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1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
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但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带着“衬衫文件”回到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
此后，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二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意见的由来：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