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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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间以及后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时所作出的各种决定。这些决定规定守备队人数大量的增加，尤其是空军的增援。供给这些需要的资源，正如我上面所谈，都用在别处了，只在日本宣战和美国参战以后，才能实施大规模的供应。到那时已经太迟了。当地各指挥官所要求的，甚至比三军参谋长所设想的还要多。要满足任何一方的需要都是不可能的。波纳尔将军的备忘录里作了公正的叙述。我在这几页书里，只能谈谈当时经过的情形。
①本卷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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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悲剧发生之后，接着国内就展开了最认真严肃的辩论，我同韦维尔将军、同柯廷先生之间紧张地交换了电函。
首相（在华盛顿）至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9日
正如你在历次电报中所得悉的，我一直焦切地盼望着马来半岛的英国部队能够尽量保全，以用来保卫新加坡要塞及其柔佛腹地。我因此十分赞成目前正在展开后卫战的这一方式，这样可给敌人造成大量的损失，拖住敌人，并破坏一切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阵地接二连三地被敌军的海运活动所转移。敌军乘没有武装的轮船、木船或渔船沿半岛西岸被运南下，又从各河港里上来，迫使我们后退。只要有一二艘潜艇把这些没有武装的运输军队的船只用四吋口径的大炮或鱼雷击沉，就能够发生作用，把这些可被利用的河口堵住。敌机来时，潜艇总能够潜入水底；这样就可以保护半岛上我军的西翼，能使每寸土地在让出时尽可能获得最高的代价，而不使自己的军队陷于危险。我将十分高兴，如果你能告诉我目前情况怎么样，为此还能做些什么，使我可向总统说明，因为我是经常同他讨论战事的各个方面的。
对我就日军在马来亚西岸进行的海陆活动提出的批评性问题，韦维尔将军答复如下：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0日
致三军参谋长的报告马来亚总形势的电报谅已看到。自从西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一出现，我就考虑对它用海军作战。开始是试用巡逻船，但是它们在白昼受到空袭的打击。最近三夜，驱逐舰“侦察”号从苏门答腊基地出动。现在只有三艘荷兰潜艇在马来亚作战；现已作出安排，从1月12日起，一有潜艇从其他军事行动中调回，即到槟榔屿和雪兰莪之间的西海岸作战。
我对这个电报不能感到满意，对后来接到的更详细的解释也是这样。
首相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2年1月22日
这实在是不妙。在马来亚西海岸上，我们已被一支周围并无战舰的敌军绝对地占了上风，而且显然被战胜了。因此我们的部队被迫从一个接一个的阵地上退下来，宝贵的时间被敌军赢得了，普遍不安的情况已在我们战斗部队中间产生了。缺点是明显不过的。为什么会让敌军获得这一切船舰呢？
我们显然没有什么船只，或只有二三只，尽管这些海面直到最近还是我们所控制的。其次，提到重机关枪的射击来自岸上，敌军又怎样能夺到这些海岸的呢？这些驳船一定是沿海［岸］下来的，他们不可能在控制海岸每一部分的据点都配备着机关枪。
你一定要去搜集更加确实的情报。连一只战舰也没有的日本人竟能控制马来亚西海岸，这难道不是英军在海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败绩之一吗？我脾气不好，抱歉得很，但我还是要一份经过更彻底的调查后的进一步的报告。
海军上将庞德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
第一海务大臣致首相 1942年1月24日
1．你1月22日的指示，纯粹是从海军观点来看马来亚西海岸的军事行动的，但我们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敌军占有空军优势的近海，小船艇无论哪里都可活动，这既是海军问题，也是空军问题。
2．这种沿海岸的渗入如果发生在1941年，我想这还可以说海军没有尽到它的责任。到了1942年，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3．根据我们现在所有的了解，看起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据总督给殖民地事务大臣的电报，战前已经作好安排，将全部船艇驶到河流上游，使敌人连小船也得不到；在军事当局接到当地已受威胁的通知时，这一点显然已经做到了。我方这一行动部分地遭到失败，因为敌军从丛林小径渗入，到达了上游我们的船艇所隐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所有机动船和其他船只大多数都已破坏。
（2）失败似乎在槟榔屿已经开始了，在那里贯彻“焦土政策”的措施好像全部失败了。这样一来，敌军得到了相当数量的小船，而开始沿着海岸南下。在那一带，我们一无防御。由于敌方空军的优势，我们也不能保持什么东西。
（3）为了从离开新加坡三百四十哩的槟榔屿去反击敌军的进攻，我们在新加坡有少数小船，装着轻炮，这些都是战事爆发时临时准备起来的。由于敌军掌握着制空权，要这些小船在白昼移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些试图移动的船只都被击沉了。
（4）敌军已从宋卡经陆路运来了摩托登陆艇，正在使用它们。
4．现在的情况是，马来亚的海军少将正在用尽力量，补充巡逻艇；曾询问过韦维尔将军，荷兰军队能否予以援助，也询问过印度政府，皇家印度海军能否予以协助。空军也以其有限的实力进行着合作。
应当承认，我方能够参战的作战舰艇，只能勉勉强强保卫增援的运输船队并使通到新加坡的海路畅通无阻。至于沿海工事，除了几只武装简陋的小船和一些改装的、备有劣等武器的商船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我们这几艘力量薄弱的船舰，面对着强大无比的空军力量，已经坚持下来了。它们不乏勇气，只是没有取得成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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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事情就清楚了：韦维尔将军早怀疑我们能否长期保卫新加坡。读者自会明白，由于目军必须先把重炮卸运上岸、搬运到适当地点安装好，然后才能围困要塞，我是多么指望这个岛屿和要塞能顶得住啊。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原希望至少要进行两个月的抵抗。我注视着我们的部队从马来半岛撤退时所遭受的损耗，心中忧虑，但没有作出有效的干涉。
另一方面，却是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韦维尔将军致三军参谋长 1942年1月14日
昨日，即1月13日飞抵新加坡，乘汽车到昔加末，会见希思和戈登·贝内特。计划正在执行，但是由于吉隆坡以北的战斗，第九师、第十一师在人数上、士气上又受到打击，敌军的前进比我所想象的更为迅速。新加坡的保卫战将是够呛的事，我们需要运气好，才能盼望运输船队如期平安到达。昨日整天大雨，掩护了重要的运输船队的最后驶近，还可能推迟敌军的进展。戈登·贝内特和澳大利亚军精神饱满，我确信他们会狠狠地打击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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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我一直认为毫无问题的近陆防务及其抵御包围的准备工作，我发了下面一份电报：
首相（在华盛顿）致韦维尔将军 1942年1月15日
1．万一你们被迫退到岛上，会发生何种后果，请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2．保卫这个地区需要有多少军队？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像在香港那样的登陆？靠近陆地一带设有什么防御工程和障碍物？你有没有把握，能用要塞大炮去压制任何部署围攻炮队的企图吗？万事齐备了么？对于无用的人口作了什么布置？我一向以为最迫切需要的，是把该岛的保卫战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但我还希望不至于到这个地步。……
3．这里对你发来的电报，人人感到高兴，这使大家感觉到你是如何意气风发地正在大抓你那艰巨的任务。所有的美国人正像你的英国朋友一样，对你怀着同样的信任。
一直等我回到伦敦以后，我才接到韦维尔的复电。
韦维尔将军致首相 1942年1月16日
我近日逗留在新加坡时讨论了该岛的保卫问题，并且要求作出详细计划。直到最近，所有计划都是以击退海上向岛上的进犯并牵制陆上在柔佛或以北地区的进犯为基础的；对于炸毁长堤，虽然已经作了布置，但对于在岛北建筑防御工事以阻止敌军横渡柔佛海峡一节，却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最重型的要塞大炮能向四面八方回转，但是平直的弹道使大炮不能适用于进行炮战，实在不能保证用它们来压制围攻的炮队。供应情况尚属满意。已授权将某些空军设施和储藏品迁到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免拥挤。一俟接到详细计划，当再电告。大半要看空军形势而定。
我在19日早晨读到这份电报，不胜惊异，痛苦之至。原来海军基地和城市的陆地方面，并没有设置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来加以掩护。而且，更使人震惊的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特别自从日军已经在印度支那扎下根来以后，竟没有任何司令官采取值得一提的措施来构筑野战防御。至于野战防御的空无所有，他们竟连提也没有提过。
就我对于战争的一切所见所闻，我相信，根据现代的火力，只要有几个星期就可完成强大的野战防御，也可用地雷和其他障碍物来限制和隔断敌军的进攻线。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那里竟没有团团一圈永久性的彼此分离的炮台来保卫这个著名要塞的后方。我不能明白，我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但是当地既没有一个官员，国内也没有一个专门的顾问曾经认识到这项极端需要的措施。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甚至连看见过我的电报的，也没有一个人向我指出这一点来；我的电报是根据错误的假定，以为正规的包围是少不了的。我在书本上读到过1877年的普列文战役，还在机关枪时代以前，土耳其人在俄军袭击的虎口之中，就在普列文临时筑起了防御工事；我曾在1917年考察过凡尔登，在那里，在一年前，一支野战军驻扎在彼此分离的炮台里和炮台之间，造成了如此辉煌的战迹。我相信敌人要粉碎新加坡各个坚强的据点，定会被迫大规模地运用炮兵部队，而由于困难重重，旷日持久，这样就会阻碍炮兵部队的集中，会阻碍军火沿着马来亚的交通线集结起来。而现在这一切突然间化为乌有，我面前只见一片可怕的景象：全岛几乎赤裸裸的，即使还不是筋疲力尽却已疲惫不堪的军队，撤退到岛上来了。
我把这些情形写下来，并非要原谅自己。这是我早该知道的。我的顾问们也早该知道；早该有人告诉我，我早该问问他们。我提了几千个问题，恰恰没有问起这件事，原因在于我的头脑中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没有接陆防御，正像一艘战舰下水时是不可能没有舰底一样。我知道为解释这个失策而提出的种种理由：一则军队忙于训练，忙于在北马来亚修筑防御工事；二则民工的缺乏；三则战前经济的限制以及陆军部的集中管理；四则陆军的作用是保护该岛北海岸的海军基地，因此他们的任务是在北岸前面作战，而不是沿岸打仗。我认为这些理由不见得能够成立。防御工事是早应该建筑起来的。
我当时的立即反应，是要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我立刻口授了下面的备忘录：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2年1月19日
1．我必须承认，韦维尔将军16日来电及其他关于同一问题的电报，使我十分惊异。我丝毫不曾想到，具有半哩到一哩宽天堑的新加坡要塞的背后，竟没有全部设防，以抵抗来自北方的攻击；我出航时，曾同约翰·迪尔爵士谈论过这件事，他也丝毫没有想到。如果不把岛建设成一个城堡，那么把它当作要塞还有什么用处呢？建筑一条独立工事线，使探照灯和交叉射击同低洼地带遍地的电线网和障碍物互相结合，同时又准备相当数量弹药，使要塞的大炮能控制敌军设在柔佛的炮台，这是和平时期的起码设备；如果一个要塞已经建筑了二十年，竟没有这样的设备，真是令人不能置信。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在这次战争的两年半的时间中，不是更应该把必须的野战工事筑好了吗？在讨论这些问题的任何时候，你们竟没有一个人把这一点向我指出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点早就应该做到，因为在最近两年来发出的各份备忘录中，我三番五次地表示，我依靠新加坡岛上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