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四卷 命运的关键-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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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汀！�
最后两小时是在陆地上空飞行的；大约在美国时间七点时，我们飞近了华盛顿。当我们向波托马克河逐渐降落时，我注意到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它有五百五十多呎高，同我们的飞行高度大致相等。我提醒凯利·罗杰斯上尉说，假如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目标中竟然撞上了这个纪念碑顶，从而结束了我们的故事，那真是不幸中的特大不幸了。他向我保证，他当特别小心，注意避开它。这样，我们在经过了二十七小时的飞行之后，终于安全而平稳地降落在波托马克河上了。哈里法克斯勋爵、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几名高级官员在这里欢迎我们。我到英国大使馆去进晚餐。那时天已太晚，来不及飞往海德公园去了。我们读了所有最近的电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然后，愉快地在露天进了晚餐。英国大使馆建立在高地上，那是华盛顿最凉爽的地方之一；在这一点上，同白宫比较起来是令人非常喜爱的。
第二天，19日的清晨，我飞往海德公园去。总统已经在当地的飞机场上，看着我们在我所经历的颠簸最厉害的情况中着陆。他极其热忱地欢迎我，并亲自驾驶汽车，把我送过赫德森河，到巍峨的断崖绝壁之处，他在海德公园的家庭住宅就在那儿。总统为了让我观看海德公园的优美景色，驱车同我驶遍公园各处。在这次驱车出游中，我有许多时刻陷于沉思之中。罗斯福先生素患残疾，不能用脚使用车闸、离合器或加速器，但是，他的臂腕却特别强而有力，能敏捷地应付一切情况。他要我试试他的膂力，说一位著名的优胜拳击师也对之非常羡慕。这是使人放心的；但是，我承认，有几回汽车在赫德森河那一边的悬崖处，在草地边缘调动车身或倒车的时候，我真希望汽车的机械或车闸不会出毛病。我们一直在谈论公务；虽然我注意不使他在驾车时分心，但我们在谈话中所取得的进展，也许比正式会谈的收获更大。
总统听说我偕同帝国总参谋长前来，非常高兴。他回想起青年时代，总是兴趣倍浓。总统的父亲曾经在海德公园款待过布鲁克将军的父亲。罗斯福先生因此对这位已经达到这样高地位的父辈友人之子会见，显出热切的兴趣。两天后会面时，他以最大的热忱来接待他，而布鲁克将军的人格和风度也对他形成了一种几乎亲密的情谊，这对事务的进行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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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将我所要达成决议的种种要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由他转告总统，以便先行准备，使总统对各个问题心中有数。在这些问题中，“合金管”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并且，如后来所表明的，也是绝对重要的问题。
我最好引用我在1945年8月6日广岛中了一枚原子弹而成为废墟之后所发表的声明来说明当时的情况：
到1939年这一年，由原子裂变而放射出能的可能性已为各国科学家广泛地承认了。不过，在这种可能性变为实际的成就之前，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形形色色并且是大量的，而且，几乎没有科学家在当时敢于预言：到1945年时会有一枚原子弹制造成功，可供使用。虽然如此，这个计划的潜力是这样大，以致英王陛下政府正确地认为，尽管对于我们科学界的人材有着许多不同的要求，研究工作还应当继续进行。在这一阶段，研究工作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学里进行的，主要的大学是牛津、剑桥、伦敦（帝国学院）、利物浦和伯明翰等。
在联合政府成立之时，由飞机生产部负责工作的联系和推进，而由乔治·汤姆森爵士所主持的，由主要科学家们所组成的委员会作为顾问。
同时，根据当时普遍的协议，大学进行科学情报的搜集，在联合王国和美国进行此项工作的科学家之间，也充分交换了意见。
到1941年夏季，已经达到这样的进展：乔治·汤姆森委员会已能够报告说，在他们看来，在大战结束以前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已经完全有可能。在1941年8月底，负责使我不断掌握所有这些和其他技术发展情况的彻韦尔勋爵报告说，我们正获得巨大的进展。当时的枢密院长约翰·安德森爵士全面负责各个技术委员会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最近已准备充足的普通高级炸药的效果），我在1941年8月30日以如下的备忘录向参谋长委员会提到这项问题：
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我个人虽然对现有的炸药感到十分满意，但我觉得我们不应阻碍这方面的改进，因此，我认为，应该依照彻韦尔勋爵所建议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且，负责此事的内阁大臣当是约翰·安德森爵士。
我愿知道参谋长委员的意见。
三军参谋长建议，在极其优先照顾的条件下，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因此在科学和工业部门设立专门机构来指导这项工作，而卜内门公司也同意调出W．A．艾克斯先生来负责这个我们为保密的原故而称之为“合金管局”的工作。约翰·安德森爵士在不担任枢密院长之后，转任财政大臣，我要求他继续主管这项工作，因为，他对此项工作特别能胜任。在他的主席职位之下，还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作为他的顾问。
1941年10月11日，罗斯福总统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联合进行。因此，英美双方所有的工作都联合起来了，而且，一些有关的英国科学家到美国去了。到1942年夏季，这个扩大了的研究计划也以更确切、更广泛的基础肯定了早一年的各种大有前途的预言，而且，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是否着手建设大规模生产工厂的决定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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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总统在海德公园相会时，我们已接触到这一问题。
我随身携带有文件，但是，由于总统还需要从华盛顿获得更多的情报，讨论还是得延迟到次日，即20日举行。午餐后，在楼下一间突出的小小的房间里，我们举行了会谈。这房间阳光照不到，非常阴暗。罗斯福先生安坐在像房间那么大的书桌旁边。哈里在其背后坐着，或者立着。我的这两个美国朋友似乎不介意这种酷热的气候。
我对总统大致说明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进展的情况，而且，我们的科学家现在肯定地确信，在这次大战结束之前就可以产生出成果来。他说，他们这方面的人们也有进展，但是，在全面进行试验以前，无人能说是否会碰到什么实际的问题。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会有一事无成的危险。我们知道，德国人在以怎样的努力来获得“重水”的供应——“重水”是一个可怕的、罪恶的而又不寻常的名词，它已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我们的秘密情报中出现了。假如敌人先于我们获得一枚原子弹，将是怎样的情况呢？无论人们对于科学家的断言如何怀疑，这些断言在科学家们之间也争议纷纷，而且用外行人所难于理解的行话术语表达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令人可怕的活动范围之内，总不能冒落在别人后面这个致命的危险。
我竭力主张，我们应当立刻搜集所有情报，在平等条件下共同工作，如果获得任何结果，要平等地分享。于是，关于研究工厂应建在何处的问题又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必须担负的巨大费用，以及随之必须从战时工作其他系统方面大量地调拨资源和人才。鉴于英国正遭受频繁的轰炸和敌机的不断侦察，似乎不可能在英伦三岛上建立所需要的巨大而引人注目的工厂。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至少也和我们伟大的盟邦同样地先进，而且，当然工厂也可建设在加拿大。加拿大通过自己积极采集的铀的供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于一个在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都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既要花费数百万英镑，更要占用宝贵的作战能力，真是难于作出决定。
尽管如此，如果美国人不愿从事冒险，我们当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加拿大继续前进；如果加拿大政府持有异议，那么就可以在大英帝国的其他部分设立工厂。不过，当总统说出他认为美国决心要建设工厂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于是共同作出了决定，达成了协定的基础。我将在后一卷中继续叙述这件事。但是，与此同时，我深信不疑，正是我们把我们在英国所取得的进展和我们科学家对最后成功的信念告诉了总统，使他作出了重大而决定命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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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我将下列关于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战略决定的照会提交给总统：
·秘·密 1942年6月20日
1．海上船只接连不断地大量沉没，已成为我们最大的、最迫切的危险。为了减少除实际战斗中必然会遭受的损失以外的船只沉没事件，现在有什么进一步措施可以采取？护航制度何时开始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实行？有无应当减少的不需要的货运？我们是否应当减少商船吨数来建造更多的护航舰只？如果如此，要减少到何种程度？
2．我们必须坚持准备“波利乐”作战计划，如果可能，可在1942年执行，但肯定要在1943年执行。这项计划的全部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正在进行安排，准备在9月初以六个或八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海岸登陆。不过，英国政府不赞成肯定会引起灾难的军事行动，因为，不管俄国人处于何种境地，这对他们都没有帮助，而且会连累到法国人，使他们遭到德国人的报复；加之，还会严重地推迟1943年的主要战役。我们坚决认为，除非我们将在法国呆下去，今年在法国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登陆。
3．除非德军完全丧失士气（这一点还没有可能），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负责的英国军事当局能够制定出有成功希望的1942年9月作战计划。美国参谋长们有什么计划吗？他们将对哪些地方进行攻击？什么样的登陆艇和舰只可供使用？谁是准备指挥这场军事行动的军官？需要英国出什么军队，给什么样的援助？假如能够找到一种适当的而有成功希望的计划，英王陛下政府将热诚地欢迎它，并当充分地分担美国战友的危险和牺牲。这始终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致的政策。
4．但是，如果制订不出任何负责当局均有极大信心的计划，因而1942年9月在法国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我们还应当干些什么呢？难道我们能在1942年期间听任大西洋战场无战事吗？是否我们应当在“波利乐”计划的总体制之内准备某些其他的军事行动，以取得某些有利的阵地，而且，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减轻俄国人的负担？正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之下，应当对法属西北非的军事行动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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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深夜，总统的专车把我们送回华盛顿；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八时左右到达华盛顿。我们在严密的护卫之下，到达白宫。我又被安置在览敞的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里，那里的温度约30°，比白宫其他大多数房间的温度均低；我在那里舒适地居住着。我用一小时的时间阅读报纸和电报，然后进早餐，在过道里找到哈里，然后到总统的书房里去看望他。伊斯梅将军与我同来。不一会儿，一封电报送到总统的手中。他一语不发地把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写着：“托卜鲁克投降，二万五千人被俘。”这是令人惊异的，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会是真的。我于是让伊斯梅打电话到伦敦去询问。几分钟内，他将在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下列来电带来了：①
①5月31日，哈伍德海军上将继坎宁安海军上将任地中海舰队司令。
托卜鲁克已经陷落，情况恶化，亚历山大港可能即将遭到严重的空袭；鉴于月圆的时期即将来临，我正调遣所有东方舰队到运河以南，以防万一。我希望英王陛下军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在本周末能够驶出船坞。①
①哈伍德海军上将因为亚历山大港此时会遭到在战斗机掩护下的俯冲轰炸机的袭击，才作出这种决定。
这是我在大战期间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大打击之一。它不仅在军事上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它还影响到英国军队的声誉。在新加坡，八万五千人对数量处于劣势的日军投降了。
现在在托卜鲁克，二万五千名（实际上是三万三千名）久经风霜的士兵向为数也许只有他们的一半的敌人缴了枪。如果这是沙漠军队士气的典型，那么，非洲东北部所面临的灾难将更无法应付了。我并未企图对总统掩饰我所受到的震惊。这是痛苦的时刻。失败是一回事；耻辱则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什么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