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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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159
这是老舍的绝笔之作。老舍为写好这篇快板词，写下了长达好几页的采访笔记《猪多肥多粮多的陈各庄大队》。“断奶小猪体重小，体质差，卖到社员户，一换食，即可死亡。仔猪过三关。”“饮水，小猪生后5——7日开始饲水。早春晚秋中午开始饮水一二次，夏季饮四次，与给粒料同时。”“母猪平均每日食粮精料1公斤，粗料1．5公斤，精料中豆类占30％——35％，每日加骨粉50克，可克瘫痪。”“一岁的公猪每周配种不过二次。一岁半到两岁，可续配种两三天，每天一次，休息一天。”160
读着这一条条为创作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而精心记录的枯燥的养猪资料，谁能想到拿笔的这位67岁的老人，在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四室同堂》、《茶馆》等足以传之后世的作品之后，却还要“求进步，争上游，/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大红旗！161直到1966年8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海洋中被吞没，死后依然被打入毛泽东所说的北京市文联的“裴多菲俱乐部”。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1）
《海瑞罢官》——“文革”风暴的引信
像老舍响应号召，写了许多“配合”政治的话剧一样，吴晗写作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初衷，也与“配合”有关。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是再普遍和正常不过的。
1959年，毛泽东意识到造成中国经济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不敢讲真话，形成过急过大浮夸的恶劣作风。他直言不讳地承认，有很多假话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应提倡敢于讲真话的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他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写写有关海瑞的文章，编演有关海瑞的京剧。可令人难以思议的是，此时庐山会议还没有召开。也就是说，单从时间上来推算，毛泽东指示写海瑞在前，而通过《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大有海瑞风范、敢于讲真话的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在后。换言之，吴晗的《海瑞罢官》若是写在庐山会议之后，一旦批判起来自然难逃影射之嫌，即惹祸是因为写了“罢官”。但倘若是在之前，毛泽东会因它对历史有先见之明而不去罢免彭德怀吗？
显然，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可以说完全是在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毛泽东宣传海瑞精神的讲话。随后他又接连写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和《论海瑞》，并将《论海瑞》送胡乔木审订。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胡乔木，在结尾处意味深长地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吴晗虽与彭德怀素无交往，对庐山会议一时也搞不清楚其深奥的政治动因，却也对此风闻不少。为谨慎起见，他同意文章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时，加上这个稍显“突兀”，但明显带有“自我保护”性质、痛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结尾，以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他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之后，在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再三催促下，吴晗将写竣的《海瑞罢官》剧本交北京京剧团，并于1961年初公演。毛泽东甚至在家里接见了扮演海瑞的京剧演员马连良，并留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６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听了自然高兴。得到领袖的称赞，兴奋之余的马连良也写了两篇谈表演体会的文章《〈海瑞罢官〉演出杂感》和《从海瑞谈到“清官”戏》。162
然而，事隔一年，在毛泽东发表那份《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之后，江青开始酝酿批判《海瑞罢官》。她曾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遭到拒绝。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召开，江青不忘旧帐，又让李希凡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答应。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资料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担任北京市另一位副市长并兼任市委文教书记邓拓的《燕山夜话》。但此时的北京，尚没有形成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气候。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和上海市长柯庆施商定，在舆论上由上海“远攻”北京。9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口号。11月10日，由姚文元执笔并经毛泽东多次审阅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显要位置刊出，直指“《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毛泽东随即批示，要求各地报刊转载。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的报刊毫无动静。此时的彭真仍然执拗地坚持，“《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作为北京的最高行政领导，他当然有理由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不满。他甚至反戈一击，针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11月24日，毛泽东只好绕过北京市委，直接下令将姚文元的文章出版小册子，让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单征求订数。北京的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置可否。直到11月29日，虽迫于压力，同意征订，但拒绝发行。就在这一天，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也不得不同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时加了平和的编者按语，意在强调这是史学界的一场学术论争。但《解放军报》的按语，则斩钉截铁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2月8日的《红旗》杂志，在康生的授意下，又发表了该刊编委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支持姚文元。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会谈，表示十分欣赏姚、戚的文章，认为对戏剧界、史学界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还没击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2日，当毛泽东向康生、彭真等人转述上述意见时，彭真与毛泽东发生顶撞，并当即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第二天，彭真要求与毛泽东单独会见。据说，毛泽东接受彭真“放”的方针，同意对吴晗的政治结论在两个月之后做出。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违心还是无奈甚或被迫，吴晗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说明研究海瑞决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
到1966年1月23日，表面看来，事态似乎有缓和的趋势。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把《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作为指导文艺工作和文艺路线的方针批转全国。彭真随即于2月3日召开由陆定一、康生、周扬和吴冷西五人小组成员参加的五人小组163扩大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彭真的总结发言，拟成一份《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后来所谓的《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只有康生坚持吴晗的问题属于政治问题，要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均表示同意《二月提纲》的内容。2月7日，彭真将修改后的《二月提纲》以电报的形式发给当时正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与陆定一、康生一道赴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重申：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在于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他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但毛泽东深感批判《海瑞罢官》不利，他在3月17日至3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学术批判发表讲话，点名批判吴晗和剪伯赞实际上是反共的国民党。他认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要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还明确表示，吴晗、廖沫沙、邓拓的《前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在文、史、哲、法、经等领域搞“文化大革命”，要培养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
事态不仅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进一步向更远的方向发展。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多次与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判《二月提纲》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历史叙述中的“八·二三”事件（2）
4月2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出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认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像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批评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擂鼓助威。”“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4月9日至12日，康生在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的几次讲话，并将彭真自批判《海瑞罢官》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一一罗列。《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对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犯一系列的政治路线“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无情批判了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消《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组建文化革命小组。此后，毛泽东不再给彭真留情面，他严厉批评了彭真，同时批评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水也滴不进去。……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没有见到彭真的身影。这之后，在张春桥和江青的直接参与下，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北京的《红旗》杂志，相继发表文章，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为对“三家村”的全面批判。他们认为，出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之手以“三家村”为名在《前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他们要挖的“最深的根子”，自然是彭真及其领导的北京市委。5月11日，彭真所领导的北京市委被改组。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正式宣布：撤消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而具体地领导“文化大革命”。164
从“五·一六”到“八·二三”
《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6年5月25日，一张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张贴在北京大学的大饭厅外。大字报批评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校党委，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