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三百年-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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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英国人听后光火。
王公在国外有挟妓之行，载尤为放肆。
清朝经济发展简况
清朝经济简况，下面分阶段概述，重点在入关以后。
关外时期
满族早期是奴隶社会，把抓来或买来的汉人和朝鲜人做奴隶。辽阳一带的女真族还能从事农业生产，但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族则是游牧性的，以狩猎为生。到努尔哈赤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一些进步和发展。一方面，掳掠而来的汉人和朝鲜人有所增加，他们带来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满族人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犁、铲、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还有，原来生产比较先进的建州女真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开始开采金银矿、炼铁，逐步产生封建因素。万历四十二年（1614）八旗制度创立，封建徭役萌芽：规定每1牛录出丁10人，牛4头耕作，收获上缴后金政府。天启元年（1621），满族进入辽沈地区。由于实行“计丁受田”，将明官丢弃的大片田地分给汉人和满人耕种，向政府交税。这对汉族封建地主经济而言，是倒退，使农民沦为半自由的农奴，但对满族奴隶社会而言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明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搞庄田制，以13丁7牛，田100日为1庄，其中80日自食，20日收获归庄主，则又倒退到农奴制上。
皇太极即位后5次侵入关内大量掠夺人口和牲畜，加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也进行了调整。他缩小庄的规模。原来的1庄13丁改为8丁，其余5丁编为民户。此外，将余地归公，分给民户耕种，不再建庄田。通过实行满汉分屯别居的政策，缓和民族矛盾，使汉民恢复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有了条件。他颁布《离主条例》，如果奴隶主违规（随意杀人，奸污管辖的妇女，隐藏战利品等），允许奴隶出户，转为农奴，这就削弱了奴隶制。
在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皇太极要求屯地的官员懂种植之法，特别注意克服滥役民夫延误农时的问题。
经过10余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很大进步。棉布、粮食，过去缺少，现在已经自给。
顺治到嘉庆时期
男人在辫发顺治元年宣布免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但并未切实执行，农民负担没有减轻，徭役反而加重了。圈地、剃发、逃人法、投充法和屠城5大弊政的实施和“迁海令”的颁布，火上加油，激化了民族矛盾，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因此顺治初年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恢复，收不上田赋，经济相当残破。顺治八年，国库存银仅20万两，十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多数直省交纳的钱粮达不到规定数额，一年少400余万石。顺治亲政后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第一、轻徭薄赋。由于逃亡人多，土地荒芜，顺治减少税额，以减轻人民负担。譬如顺治八年免山西荒地150000顷额粮，十七年免湖广荆门、沔阳等县，衡州等卫16年份额赋。八年、十四年、十七年一再下诏免除三饷。第二、鼓励垦荒。顺治帝一再下令，允许流亡者开垦无主荒田，开垦的土地给以印信执照，永远成为开垦者的产业。地主、乡绅招民垦荒予以奖励。农民垦荒，可免赋3至6年。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垦荒取得很大成绩，顺治十八年全国土田比八年增加了2356444顷。在军费浩繁的情况下，顺治九年财政收支还有赢余。顺治时期还完成了一桩大事，那就是花了10年功夫，在顺治十四年编纂成《赋役全书》。由于战乱，明代户口、土地册籍荡然无存，使清初征赋毫无根据。《赋役全书》的编成，为田赋整顿提供了依据。
康熙至乾隆是清朝经济最辉煌的时期。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有效的振兴经济的措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封建经济取得巨大成绩。
三代同堂的小商人之家农业方面。这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解决了一系列阻碍农业发展的大问题。首先是人口增长而土地不足。康熙帝把明代藩王土地卖给农民或无偿分给原来的佃户。从他开始又采取奖励政策和延长起课年限的措施，耕地面积便逐步扩大。顺治十八年耕地面积540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至680余万顷，雍正二年680余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扩大到700多万顷。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水患严重，康熙帝派靳辅治河，解决了水患。雍正和乾隆又下大力气治理海塘，使江浙地区免受海潮的袭击。小凤仙以前明朝的一条鞭法的役赋制度不公平，康熙五十一年实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雍正朝进一步实行“摊丁入亩”，役赋比较公平合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
农业技术和南方双季稻在这个时期得到积极推广，精耕细作，品种改良，亩产不断提高。在粮食生产发展的同时，棉花、桑树、甘蔗、烟草、茶树等经济作物也发展得很快。
手工业。丝织业在苏杭、江宁十分发达。江宁在乾隆时仅织缎机就有30000多张。这些地方的丝织品十分精美。棉织业中心则在松江（今上海吴淞南）和上海、苏州、无锡。松江的棉纺织有“衣被天下之称”。无锡号称“布码头”。陶瓷产地有几十个，最著名的是景德镇，有官窑，有民窑，工匠有几十万。产品销往国内外。此外清朝陶瓷，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都很著名。
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食盐、烟、茶、糖、铁器、瓷器等。商业发达的城市，北有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南有江宁、苏州、杭州、镇江、扬州、无锡、广州。商业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商号和拥有数百万两的大商人。
外贸。外贸在这个时期比清初有了较大发展。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统一，康熙开海禁，于云台山（今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海关，对外贸易逐渐兴旺。从事外贸的主要是闽、粤、浙等地商人，出口货物主要是日用品，如丝、茶、大黄、瓷器、色纸、红毡、白丝、金丝、白沙、鼎釜等。进口则有大米、燕窝、鱼翅、鹿皮、苏木、白锡、胡椒、象牙、米虾、纹银等日用品。互市的国家由暹罗（今泰国）、菲律宾等南洋发展到荷兰、日本、琉球、英国、葡萄牙、法国。贸易发展很快，康熙五十年，苏州造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余只。外国来的船更多。中国对外贸易经常处于顺差。
卖红枣的小贩明代产生而在清初一度摧残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时候“春风吹又生”。譬如，不少机户雇请工人织布，矿冶业大型冶铁工场雇请工人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清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只限于几个手工业小门类，星星点点，未成燎原之势，发展十分缓慢。
这个时期经济的发展鲜明地体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长上：康熙二十一年收入3110万两，二十四年3123万两，雍正二年3092。6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入4359万两。国库存银不断增加：康熙十二年（1673）存银2135。8万两，由于平定三藩战争，十七年降至3339920两，三十年激增到31849719两，五十八年增至47368645两。雍正三年增至4000万两，八年增至62183349两。雍正十三年减至34530485两。乾隆二十八年增至47063610两，四十二年达到最高：81824044两。
这个时期国家的钱基本上用于军饷和战争。乾隆三年户部尚书梁诗正说：“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十年梁诗正擢户部尚书，又说：“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全国兵饷每年平均22000万两。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次战事军费37613万两，而从康熙十六年到道光六年海塘、河工例外开支只是9133。3万两。
嘉庆到鸦片战争时期
嘉庆至道光二十二年，这个时期清朝经济步入衰落阶段。由于入关后大量掠夺土地，1078处皇庄拥有土地35772顷75亩多。乾隆至道光期间，大官僚拼命兼并土地，例如大学士和械�8000余顷，广东巡抚百龄有土地5000余顷，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有地25000余顷，导致农民逃亡，沦为佃户和流民，耕地面积锐减。“乾隆三十一年，民田、屯田共7807156顷，其他官田尚未计算入内，嘉庆十七包括民田、庄田、屯田、起旗地及其他各种官田，共7913939顷，统计项目增加一倍，耕地面积仅增长1％强，这意味着耕地实际面积在减少……”手工业生产也逐步萎缩。由于政府过重的征课和派差，商人亏本，负担过重，影响生产。例如，铜产，乾隆三十一年是14674481斤，嘉庆十五年减为10574916斤。由于闭关自守政策，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无法发展。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户部存银下降：嘉庆元年是5600多万两，三年减至1900多万两，十六年存银2078万多两，十七年收入4013万两，支出3510万两，结余仅503万两。道光元年至十四年每年库存不过2700多万两。道光十九年收入4191。9万两，支出3178。3万两，结余1013。6万两。
鸦片战争后到宣统时期
身着盛装的晚清蒙古贵族妇女道光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这个时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清王朝灭亡时期。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最突出的变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是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男耕女织。但鸦片战争后，这种自然经济体系打破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及其附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增开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国家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例如，英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输出中国的商品（多为棉纺织品）是52。4万英镑，二十五年（1845）就达到239万多英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放肆从中国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如蚕丝、茶叶、棉花、食糖、烟叶、畜产等。赛金花洋货尤其是纺织品的流入使中国家庭手工业的纺与织分离，农业和手工业分离。江苏太仓、松江一带没有土纱织布，江浙地区农民纷纷从事经济作物养蚕产丝，供应市场。传统的自然经济就这样开始受到破坏，中国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
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的同时，还肆无忌惮地倾销鸦片，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全面展开。它们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就达8。127亿美元。它们采取四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一）政治贷款：为偿还日本赔款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法洋款”（4亿法郎）、二十二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的“英德洋款”（1600万英镑），数额巨大，利息很高，都附有政治条件。（二）向铁路投资：甲午战争后，英、俄、德、美在中国争相夺得19000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建权。（三）投资矿山：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和中国合办门头沟煤矿开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效尤，攫取多个矿山投资权和开采权。（四）开设工厂。甲午战前后，属于外国资本的有900多家。帝国主义的投资控制着中国的经济部门，还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同治初年至光绪朝中期（60年代至90年代），以奕䜣与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开始创办的是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后来又创办了一系列的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商办企业即民族资本企业也开始出现，到甲午战争时已有170家，集中在缫丝、面粉、机器修造等企业。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甲午战争后几年里兴起了兴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高潮。在上海、江苏、湖北和浙江一带，官僚、地主和商人纷纷创办纺织、缫丝、面粉、火柴、制药、榨油、印刷等企业和采矿业。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期间，新创办的万元以上的商办企业达62家，资本总额1246万元（一说58家，资本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19家，资本543万元（一说只有8家，资本4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十分困难，资金缺乏，设备简陋，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