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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

上锁的房间 作者:[瑞典]马伊·舍瓦尔,佩尔·瓦勒-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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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检查完,科尔贝里脱下夹克,两人开始在房内仔细检查起来。他们先从卧房下手,拉尔森动手翻衣橱,科尔贝里则专攻抽屉。他们在静默中工作了一会儿,科尔贝里打破了沉寂。
  “贡瓦尔。”他叫道。
  一阵低沉的回答从衣橱内部传出来。科尔贝里继续说:“他们跟踪罗斯的行动不是很成功,他几个小时前就从阿兰达飞走了。我离开之前,‘推土机’刚拿到最新的报告,他非常失望。”
  拉尔森发了些牢骚,然后伸出头来说:“‘推土机’太乐观、太会想象了,所以他经常失望。不过你一定也注意到,他很快就可以克服这种低潮。对了,罗斯不用上班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说完后他又遁入衣橱。
  科尔贝里把最下面的抽屉关上,伸直腰。
  “嗯,他没有去找莫斯壮和莫伦,那只是‘推土机’的幻想。”
  他说,“第一晚,也就是前天傍晚,他与某个贵妇去餐厅,之后和她一起裸泳。”
  “是啊,我听说了。”拉尔森说,“然后呢? ”
  “他和贵妇一直待到下午,然后开车到城里,一个人漫无目地地闲逛。昨天傍晚他又和另一个姑娘到另外一家餐厅,但是没有去游泳,至少不是在户外游泳池。他把她带到默斯塔的家中。昨天他们坐出租车到欧丁广场,在那儿分手。之后他就一个人逛街,逛了几家商店,然后又坐车回到默斯塔换衣服,再开车到阿兰达机场。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更别提犯罪了。”
  “是啊,如果裸泳不算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话。”贡瓦尔·拉尔森说,“而且,坐在树丛中的艾克也没有提及他犯了妨害公共利益罪。”他出了衣橱,关上门。“里面除了一些没品位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边说边走到浴室。
  科尔贝里继续查看一个做床头柜用的绿色木柜。最上面两个抽屉杂乱放着一些物品,全都是用过的:皱了的可丽舒卫生纸、袖扣、几个空火柴盒、半条巧克力、大头针、一支温度计、两包咳嗽药、餐厅账单和收据、一盒还没打开的黑色保险套、圆珠笔、从斯特丁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里有伏特加、女人和歌声。夫复何求? 林斯”,还有一个坏掉的打火机和没有刀鞘的小刀。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平装书,封面是一个牛仔蹲着马步,手里拿着一把还在冒烟的左轮手枪。
  科尔贝里翻了翻这本书,书名是《黑峡谷枪战》。一张相片从书里掉了出来。那是张彩色快照:一个少妇站在堤防上,穿着短裤和短袖白色毛衣,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外貌平凡。科尔贝里把相片翻过来,背面上方用铅笔写着“摩亚,一九六九”,下方则是用蓝色墨水写的另一种笔迹:莫妮塔。科尔贝里把相片塞回书里,然后打开底下的抽屉。
  这个抽屉比其他的深,拉开之后,他叫贡瓦尔.拉尔森过来。他们看着抽屉里面的东西。
  “把研磨机放在这里好像很奇怪。”科尔贝里说,“会不会是新型的按摩器? ”
  “我很怀疑这是做什么用的,”拉尔森说,“他不像是有这种嗜好的人,不是吗? 当然这可能是他偷来的,或是别人拿来抵买毒品的钱的。”他走回浴室。
  差不多一小时之后,他们将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搜查过了,他们发现几件耐人寻味的事:他没有藏任何钱,没有可以拿来控告他的相关资料,没有武器,除了阿司匹林和感冒药外,没有更强的药品。
  他们站在厨房里四望。刚才他们已经在这里翻箱倒柜,搜过所有的抽屉和壁橱了。他们注意到电冰箱还在运转,而且里面放满了食物,这表示毛里松没有打算出远门。冰箱里面有一条熏鳗鱼在向科尔贝里挑衅。自从他决定控制体重之后,整个人始终处于饥饿的痛苦中,不过他还是控制住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转身离开电冰箱和它的诱惑。他瞥见厨房的门后挂着一个钥匙环,上面有两把钥匙。
  “屋顶的钥匙。”他指着钥匙说。
  贡瓦尔·拉尔森走过去把它拿下来。他说:“或许是地下室的。赶快,我们去看看。”
  两把钥匙都不能开屋顶的门,所以他们搭电梯到一楼,再走到地下室。比较大的那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防火门的锁。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带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料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料袋的箱子,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顶端是一条长长的横向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旁边的格子上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科尔贝里和拉尔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毛里松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吸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箱子。科尔贝里把锁拿起来,而拉尔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科尔贝里打开箱子的盖子说:“可是这里面有东西,你过来看看。”
  箱子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波兰伏特加酒、四盘磁带、一个吹风机和六个全新尚未拆封的电动刮胡刀。
  “走私。”拉尔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科尔贝里说,“我百丁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我想最好是让它维持原状。”
  他关上箱子,又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科尔贝里说,“但是还不是以满足‘推土机’。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没什么事好做了。”
  “谨慎的混蛋,毛里松。”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也许还有第三栋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门上用红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都已经来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单车和堆普通垃圾用的,在单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摩托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橇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上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根铁矛、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长柄草耙。
  “我到这种地方时总是会产生幽闭恐惧症。”科尔贝里说,“战争期间我们会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尔森说,“反正不会用来扑灭燃烧弹的灰——咦,这是什么? ”
  科尔贝里弯下腰去,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
  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国军用背包。
  科尔贝里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木工台上。
  一件皱了的浅蓝色衬衫。
  一顶金色假发。
  一顶蓝色宽边丁尼布帽。
  一副墨镜。
  还有一把枪——点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第二十四章
  相片里的那个女人叫莫妮塔,三年前的夏天她在摩亚的防波堤上留下倩影时,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摩亚是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里的最后一个夏季。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及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事出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郊区荷卡兰街那栋两房寓所,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的权利,后来他还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也迫使她中断刚刚恢复的课程,这是整个不幸遭遇中最令她沮丧的事。随着岁月流逝,她开始觉得自己教育程度不够是种缺憾。
  她始终不曾有继续求学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休息一年,然后进专科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了彼得。两人结了婚,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诸高阁。次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 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 ,才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找个全职保姆是不可能的,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又开始上班。之前,也就是从她离开学校之后一直到生孩子前几周,她换过好几个工作。在那几年问,她做过秘书、超市收银员、仓管人员、工厂女工和服务员,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觉得不高兴或是感到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份新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不景气,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供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训练,也缺乏有用的关系,只能做些待遇差、让人提不起劲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更换。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更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 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Q 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 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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