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与分担-员工入股理论与实践-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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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浙江省温州地区实行股份合作制个案

温州经济格局在发展初期，是利用由家庭企业和专业市场所形成的独特的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经营体系，达到了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从而加快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促进农民致富的目的。但是，自从　80年代中期以来，以若干农民共同入股创办股份合作企业开始崛起，并逐步取代家庭企业的地位，而成

为温州农村经济的主体。此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主要表现在农

为温州农村经济的主体。此中，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主要表现在农

（一）农民选择中的经济取向

家庭企业向股份合作企业的过渡，是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客观需要。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买卖双方在交易中需要支付包括搜集信息、权衡度量、讨价还价和保障承诺等一系列活动的费用，即所谓的“交易费用”；而市场规模与交易费用成正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费用将随之增加。但企业内部不需要市场交易，因此，企业规模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即大企业可以比小企业起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也就是说，在市场规模扩大而交易费用增加的情况下，扩大企业规模以节约交易费用就具有经济上的客观必然性。

温州农村家庭企业与专业市场相结合的特殊构造，一开始就包含着交易费用高昂的内在矛盾。在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和商业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家庭企业的高效率和专业市场的规模经济，越来越被交易费用的增加所抵销，从而使温州农村这种“小商品大市场”但同时又是“大市场小企业”的格局，日益成为代价昂贵的构造。于是，各种扩大企业规模，节约交易费用的企业组织形式便应运而生。由于农民不可能自愿选择，政策上也没有迫使农民选择财产权利被剥夺的企业形式。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主要采取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形式。1988年以前，家庭企业的发展形式表现为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双轨并行；而。。　1989年以来，温州农民则更多地选择了股份合作企业的形式。

股份合作企业比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这主要因为：

一是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本与归股东按份共有的公积，可以在税前列支股息，私营企业的自有资本却不能得到这笔收益。温州市规定，股份合作企业和税后利润，“应有。。　50％以上用于扩大再生产，作为新增资产记入股东名下，视同股金，计息增值”；并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股息，按当地银行、信用社贷给股份合作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上浮。。　30％计息，计人成本，税前列支”。

二是股份合作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低于私营企业。在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名义税率曾作过几次变动。在。。　1987年，规定所得税八级超额累迸税税率征收，税负超过。。　30％的部分，减半征收。1988年，改为依照。。　35％的比例税率计算征收。1990年，又重新规定按集体企业所得税八级累进计税征收。表面看来，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率不会低于私营企业。。　35％的比例税率。但由于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规模一般都不大，允许计人成本的开支又比私营企业多，因此，利润往往较低，即使按八级超额累进所得税卒征税，实际税率超过私营企业的并不多。更何况多数尚未规范化的股份合作企业，由于难以精确计算成本和利润，实际征收所得税时，往往是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通常为。。　2。　5％）“带征”的。而在产品利润率较高的情况下，“带征”的实际所得税率显然比。。　35％的比例税率更低。如果考虑到股份合作企业还有一笔高于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利率的税前股息，其资本收益更是远高于私营企业。

三是股份合作企业的贷款利率比私营企业低。温州市。。　1990年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贷款利率，按乡镇集体企业贷款利率档次执行。两年前，国营、大集体企业的贷款月利率为。。　0。99％，街道、乡镇办的小集体企业按信誉高低分为。。　1。11％或。。　1。50％，而个体、私营企业则为。。　1。92％；近年来国营、大集

体企业的贷款利率为。。　0。　78％。小集体企业为。。　1。17％，个体、私营企业为。。　1。56％；1991年。。　4月下旬，又分别下降为。。　0。　72％、1。02％和。。　1。29％。

体企业的贷款利率为。。　0。　78％。小集体企业为。。　1。17％，个体、私营企业为。。　1。56％；1991年。。　4月下旬，又分别下降为。。　0。　72％、1。02％和。。　1。29％。

五是私营企业在获取土地使用权上比股份合作企业困难得多，市区私营企业用地尤其困难。

六是股份合作企业的经营风险比私营企业小。私营企业如果破产、倒闭，债务清偿一般要负无限责任，而股份合作企业的股东对债务基本上只负有限责任。

七是股份合作企业共同有的公积部分，在企业存续和正常运作的条件下，基本上没有影响股东利益。温州市几个有关股份合作企业的文件均规定，企业税后利润必须提取。。　15％作为“企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的公共积累基金”。只有在企业分立、合并特别是终止时，占企业资产比重并不大的共同共有的公积，才会表现出股本及按份共有的公积的某些区别。以如此小的代价换取作为集体经济所得的大量优惠，即使从经济上考虑，聪明的农民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农民选择中的政治取向

温州的农民似乎都知道官方有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许多人因此经常强调搞经济不能不考虑政治。这种对“政治经济学”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虽然带点讽刺意味，但现实生活确实在经常提醒人们政治取向的重要性。如果单纯以经济取向为基准，则温州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私营企业而不是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成为比私营企业更现实的选择，是因为它在政治上的环境也有利得多。

在政策环境上，股份合作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经济”，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符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因此，可以得到各级政府公开的鼓励和支持，尽管人们对它的所有制性质至今仍有争议。而私营企业只是适当发展的对象，一遇政治上有点风吹草动，私营企业主总是免不了产生“政策会不会变”的顾虑。

在法律环境上，股份合作企业作为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发展不会受到限制。而私营企业只是一种作为“补充”的经济形式，无论是总体还是个体，它都不存在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在理论环境上，股份合作企业的合作因素，符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恩格斯所说的“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列宁所说的“单是合作化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等名言，常常被人们引用来作为合作经济的理论支持，而私营企业，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天平上，至今仍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如何把坚持剩余价值理论与适当发展私营企业结合起来，其难度并不下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

（三）政府选择中的经济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包括党委）及其官员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特别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谋求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政绩冲动，使他们在选择企业形式时产生以经济取向为基准的明显倾向。

在温州，国营、大集体企业基础薄弱是一个基本事实，本地区群众的生存、富裕，经济的发展、繁荣，社会的稳定、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营、

大集体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的发展。平心而论，温州市、县政府对国营、大集体企业所下的功夫不会比其他地区少。然而，不管是政府无能、企业不争气，抑或外部环境不配套，这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走出困境。在全市。。　180个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中，1990年亏损企业有。。　91个，亏损额达。。　5339。　6万元；全部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尚亏损。。　2100多万元。这就是说国营企业不仅无偿占用着固定资产，而且所得税在总体上是负数，唯一上交的流转税实际上的负担者也不是企业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非国营、大集体企业的倾斜，也绝非出于某种值得怀疑的意识形态偏好。相对说来，异军突起的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不需国家投资，不用政府操心，既发展了生产力，解决了就业，改善了群众生活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对它的选择呢？特别是县、乡基层，工业产值、财政税收、外贸出口，乃至城镇建设、公共设施，主要依赖这部分企业的贡献。某些县国营企业根本没有，大集体企业也寥寥无几。处在这种条件下的政府，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对政绩的追求，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也就成为别无选择的“霍布森选择。”

大集体企业之外其他企业的发展。平心而论，温州市、县政府对国营、大集体企业所下的功夫不会比其他地区少。然而，不管是政府无能、企业不争气，抑或外部环境不配套，这部分企业至今仍然未能走出困境。在全市。。　180个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中，1990年亏损企业有。。　91个，亏损额达。。　5339。　6万元；全部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尚亏损。。　2100多万元。这就是说国营企业不仅无偿占用着固定资产，而且所得税在总体上是负数，唯一上交的流转税实际上的负担者也不是企业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非国营、大集体企业的倾斜，也绝非出于某种值得怀疑的意识形态偏好。相对说来，异军突起的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不需国家投资，不用政府操心，既发展了生产力，解决了就业，改善了群众生活又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对它的选择呢？特别是县、乡基层，工业产值、财政税收、外贸出口，乃至城镇建设、公共设施，主要依赖这部分企业的贡献。某些县国营企业根本没有，大集体企业也寥寥无几。处在这种条件下的政府，不管是出于无奈还是出于对政绩的追求，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也就成为别无选择的“霍布森选择。”

经济取向的选择推动政府的倾斜向国营、大集体企业之外扩散，政治取向的选择又把这种倾斜收敛在公有制经济的范围之内。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表示，股份合作企业恰恰是经济选择与政治选择“公共的样本点所构成的集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尽管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提到，“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但对温州市的各级政府来说，国营、大集体经济比重的下降始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压力。从。。　1978年至199O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从。。　11。O3亿元增长到。。　85。65亿元，其中国营工业从

3。93亿元增长到。。　9。9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7。50％，但比重却从。。　35。63％下降为。。　10。　98％（多数县国营工业比重已低于。。　10％，不少县甚至已降到。。　5％以下）。而个体、私营工业则从。。　1。02亿元增长到。。　27。8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1。74％，其比重也从。。　9。25％上升为。。　32。　54％。如果不是股份合作企业的蓬勃发展，弥补了原有集体工业比重的下降，则公有制经济在温州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在个体、私营已经开始超过公有制比重的情况下，引导一部分个体、私营工业逐步向新型的公有制经济过渡，便成为温州政府的自觉选择。而。。　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普遍出现的以股份形式合伙经营的所谓“合股”企业，则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经验证明，任何剥夺农民财产权利，从而违背农民自愿的公有化形式，都是难以成功的。因此，温州政府在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前提下，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对既存的合股企业逐步进行“按份共有”的股份化改造和“共同共有”的合作化规范。实践表明，这种以共同占有法人财产的企业形式，是温州改革试验中寻找到的一种富有活力的新型公有制形式。

股份合作企业形成机制中按份共有的股份化改造，是由政府监督企业制定章程，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下来，从而确立了企业财产的法人所有权，并以此作为股东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法人所有权的确立，一方面并未取消股东在法律意义上对企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它通过按股分红的资产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