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内讧解析+张邦炜-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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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倒也一语道破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幷行，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尽管徽宗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171＇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已经退位，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所谓“圣旨”不时遭到抵制，这类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许是由于在宣和三年、四年接连两次被各“降一官”，＇173＇对徽宗心存不满。他仅向徽宗“输二十之一”，同时又“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174＇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徽宗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幷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这时，钦宗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175＇史称，聂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聂山、诛童贯，这一主意或许出自钦宗的从龙旧臣、尚书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赓即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接着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钦宗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奈何？”李纲进谏：“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178＇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收回成命，幷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钦宗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他这时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幷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钦宗极盼徽宗还朝，而徽宗又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他“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徽宗“意乃解”。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徽宗的答复是：“胜捷兵隶（童）贯，未知所付。”宋焕建议：“付宇文粹中，以范讷为副。”徽宗表示赞同，但次日又说：“童贯得胜捷军情，骤罢，且生变。奈何？”宋焕回答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79＇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焕将先回开封，向钦宗报告，徽宗即将还朝。临行时，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180＇徽宗还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181＇真可谓好话说尽。照此看来，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于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不久，“以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冒居华近，妄造语言，以肆欺妄”，＇182＇先落职，与在外宫观，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仅就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而言，无疑有功于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其功绩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实说。钦宗尽管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幷派徽猷阁待制谭世绩、中书舍人李熙靖“副执政迎奉”，＇183＇而且“所差奉迎使副幷至行宫”。＇184＇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之后，作为太上皇，入居兴庆宫即南内，他的儿子唐肃宗“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即太极宫），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185＇稍前，黄庭坚曾吟诗一首，声讨唐肃宗：
……
抚国监军太子事，何乃趋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186＇
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等人回长安后才被清除，而徽宗的宠臣此时已受到惩处。他当时虽未明言，但对此无疑颇为不满。北宋亡国后，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命其旧臣曹勋返回中原时，让他转告康王即后来的高宗：“艺祖（即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幷叮嘱高宗：“当知而戒焉”。＇187＇所谓“诛罚为甚”云云，显然是指钦宗惩办六贼，幷且徽宗将它与靖康之祸混为一谈。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幷非上策，便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188＇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189＇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190＇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191＇
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也。”但“戒敕有司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以称崇奉之意。”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为隆重其事，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192＇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193＇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