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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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从确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说及见税什伍，亦即所抽税已及于生产品之—半。虽说不无夸大之辞，也可见得局势之严重。
但是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时未曾作任何细密的准备。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等到事与愿违，他又慌忙的全面退却。这个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经济政策牵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归国有，不得私相买卖。他的金融政策将布匹龟壳全当作货币通行，与金银与铜元保持一种复杂的兑换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专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经商的范围也相次扩大，还包括银行业务。当环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实质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时候，他也不再矫饰，于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组织的上层经过他成批的更换，可是基层组织除名号外，大致如故。有时候他整个变更政府机构的名目，而自以为已作实质上之改革，并依赖特务政治强制执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触动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用不着多说，王莽的改革陷于失败。当他的经济政策毫无成果时，农民开始反叛。后来武装部队逐渐崇秦汉代创始者刘邦的九世孙刘秀。王莽于公元23年被杀，两年之后刘秀称帝，至此汉代“中兴”。当时西安仍在农民军手中，刘秀以洛阳为国都，他的旗帜全用红色，以与“前汉”之黄色有别。是以，前汉为西汉，后汉为东汉。
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
前言
经过王莽篡位的短暂混乱，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农民作乱与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中兴了汉帝国。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终于，在党锢之祸后，冲突的各方将汉帝国推向败亡的命运。
写宏观历史，有一点不妙的地方，则是作者总是经常与战争结不解缘。如果笔下的题材是近千年欧洲，则作者只好在哈斯了（Hastings）战役之后，立即接下来讲十字军东征，随后又有百年战争、蔷薇花战争，而且宗教战争之后还未松气，又有现代民族战争的登场。大概人类天性如是，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不同之处。有如中国变乱时人民被茶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来得长久。例如汉朝之前汉及后汉，各为时约200年，几乎与美国全部历史等量齐观。因之我们大可以在提到流血争斗之后，环顾其他的各方面。
社会繁荣教育普及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趋普遍。中国以国家为主提倡教育，始自汉朝。所谓大学，实为国立大学，为武帝所创立。迄至基督出生的年间业已有学生3000人。当王莽为摄政时，据说所建的太学有宿舍万间，足以容纳同数的学生，这一数字或许有些夸大。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他们另一位同学张充早逝，皇帝访问不遇，即聘他的孙子张浦为太子教师。而且刘秀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时都具有学术的名望，可见得教育的普及。公元59年，后汉第二位君主明帝刘庄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公元2世纪内，太学已拥有240栋建筑物，内有房舍1850间。而到这个世纪中期，大学生总数共达3万人．不过史籍没有说明这些学生是否全部在学，或者当中有些可能只领有如此的头衔。同时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有名望的学者普遍有学生500人；其中最著名的甚至有学生3000人。
学生人数的规模或可做为天下太平的一项指标。据说纸张在公元105年已经出现，可是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经典仍以丝绸抄写，其用费必多。而如此众多的读书人，他们游学的旅费和生活费也必赖财富集中才能支持。西历的公元前后，西安已是个拥有25万居民的大城市，洛阳居其次，也有近20万人。
诚然令人感到遗憾，当日这些大都会的雄伟建筑，至今已荡然无存。中国缺乏像雅典的帕特农神殿或罗马的竞技场足以在观光客面前炫耀。也没有哥特式的教堂或中世纪欧洲的同业公会建筑。中国古代的建筑多是木造的，早经焚毁。所幸最近考古的发现可以提供当日大都市宏伟设计的梗概。例如西安城墙上之城门，每个有3个涵洞平行排列。车轮之痕迹证明每个涵洞宽足以容4辆马车同时通行。一所举行仪典之礼堂的基础，显示着当时的建筑师并不特别强调高度，却在平面的尺度上用功夫，以对称与均衡来达到设计之雍容。其注重几何图案上的调和，可见得他们之崇信自然法规，基本上和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平原上大石群（Stonehenge）之观念相同，而在其他方面则显示文明的程度已大大超前。中国方面的建筑，经常以不同的房舍成为一个集团，中有阶梯，而以一个圆沟环绕着。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漆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刻下研究汉代的学者更因坟墓内浮雕之出土而大开眼界。这些砖石上之雕刻原为供死者欣赏之用，它们埋在葬穴，面对棺椁。令人惊讶的是，画像内容缺乏有如天使、救主和赎罪等宗教性题材。而是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它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资料，使我们对汉代的社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由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当时高层人士穿着长袖的袍服，普遍穿戴头巾。无论举行宴会、演奏乐器，或是作案上游戏和讲解经史，都是席地而坐。来往时通常用一种双座马车。渔猎仍为高级人士消遣的场合，剧院不曾出现，可是以歌舞取乐却又所在多有，富裕之家以杂耍者和魔术家相娱。有些当日之演出在今日仍令人感到兴味盎然。
一般常人工作时则穿着类似睡衣的宽松褐杉和犊鼻裤（短裤），偶尔还加一件及膝之短袍。一般以小家庭（户）为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但是种田时需要邻里的合作。主要的农作物为米麦及稷黍。妇女以蚕桑为常业。尽管东汉时政府已取销盐铁专卖制度，盐铁生产仍为汉代公营事业之大宗。商业活动主要是由独立家户经营的零售业，与20世纪内地之情形相同。浮雕上没有提及的，则是贫穷的迹象仍极普遍。汉代君主不时发出诏令，提到水旱灾荒。穷困之家不免将家人出卖为奴。多数奴隶只在家中操持家事，所以对国家经济无特殊贡献。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汉代奴隶不及全人口1％。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随着汉帝国的军事行动，中国文化渡过鸭绿江而入韩国，最南则入于越南之东京湾。可是在中国本部之沿海，却仍有化外之地。200年前日本九州发现一颗金印，证明汉朝曾认当地酋领为附庸。类似的金印引用同样的设计和同样的篆文已有不少在中国本部出土。约50年前，在韩国的一座坟墓中有一件漆器出土，上面有两个艺术家的签名，并注有年份，相当于公元4年。而外蒙古国都乌兰巴托也有这两位工匠署名的漆器出土，所署年份相当于公元前2年。
到了后汉，匈奴已不足为中国严重之威胁。事实上，中国在公元73年和89年两次的征伐，据说已凌加压力于游牧民族头上，使他们一波接一波的向西迁徙。有些历史家以为日后欧洲历史中提及之Huns，即可能与匈奴有关。对后汉财政发生剧烈影响的乃是长期与羌人（藏民族）作战。只是羌民族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他们入侵的程度不深，所以不像对匈奴战事般引人注意。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愿人员。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如“胡瓜”、“胡琴”）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之称谓。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不过县令。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natural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显。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同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么宗教与政治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推衍，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线。所谓长生不过继续着现世界之经验而无其痛苦，那么以浮雕来愉悦死者也已恰到好处，而用不着赎身超度的那一套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也使建筑师设计时尽心竭力的构成理想上的完美，美观务必包括一个整体的轮廓。
从《后汉书》里我们可以知道，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而黑夜最长的一天，自此以后即阴气渐消而阳气渐长。因此，每逢这一天，汉代的官僚，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官，便都按时换着红色袍服，所有的乐器也在那天经过一番调整。又将水与炭的重量量出来，以验证季节对物重变化之影响。日晷仪上的影长，也在当日量出。只是我们无从确定如此这般的活动，仅在表彰阴阳交替之际，其影响及于各种事物，或是因为实践的参与可以促成其阴去而阳来。在当时人的眼光里，可能认为因参与而有推进之功效。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体统。这并不是基于现世界利害的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