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评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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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和湖南作家谭谈深感同情。他只好以苦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山南水北？准制服》）汨罗市召开全市乡镇干部会议时，当局也请韩作家给干部们做演讲报告，讲全球化背景下乡村面临的问题。作为近水楼台的八景峒学校，也多次请韩少功去给老师和学生上课。有一次，老师们提出来，说韩作家，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就给我们介绍如何赚钱吧。于是，韩作家如是告诉他们一些“赚钱”的秘诀——
要赚钱，首先要学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清楚：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村民贫困的第一位原因。你看现在，二十几岁就患高血压，四十几岁就患中风瘫痪，什么原因？难道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林常年大吃猪油没有关系？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什么原因？就因为那里有许多人在做垃圾生意，办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也许他们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污染，使不少人生病，你们说这合算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望崽大，富人怕崽败。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中长期投资。子女教育好了，既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接班人，也是为家庭造了福。有的人抛家离土，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家里孩子交给老人管，老人又无法管好，结果让好端端的孩子在外面学坏，你们说这是钱能买得回的吗？
第三，不跟时髦就是赚钱。我在外面时间多，就知道其实许多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商家变着法子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去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哄着你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本应一次性推向市场，但商家保密，一轮轮推向市场，一次次逼你掏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去跟着时髦跑亏不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还是俗话说得好：花红一时，草绿四季。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其实城里富人没有乡下人活得好，连每天吃饭都没有乡下人吃得香。你们看，现在城里富人有了钱就要玩乐，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到乡村里来看山看水，享受大自然，他们这是要花钱的呀！而居住在乡下的人可以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青山绿水中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享受大自然，你们是大富人，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活动筋骨，出身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不觉得这也是在赚钱呢？
老师听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在中国，生活在乡村的人，眼睛齐巴巴地望着城市，被城里光怪陆离的事物搞乱了心志。他们都生活在别处，很难安然“素其位”地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
韩少功在八景的所作所为，给他赢得了一个特殊的称谓：韩爹。“爹”在当地是爷爷的意思，年事不高的人被称为爹，是一种相当高的礼遇。
诸象的魅惑（1）
到八景峒之后，韩少功拿出来的第一本书是《暗示》。其实，在马桥事件还在闹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本书的内容，并且写下了一些章节。正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象典，可以视为《马桥词典》的姐妹篇。《马桥词典》是对语词意义的探源，《暗示》是对具象意境的阐释，都带有学术的性质。不过，《马桥词典》主要是由散文体的篇目组成，感性的成分更多；《暗示》主要是由随笔体的篇目组成，理性的成分更浓。因此，把《马桥词典》说成是一部小说，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把《暗示》说成长篇小说，却要遭到很多人的异议。
只要是仔细阅读过这部“象典”的人，都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小说的因素。虽然这本书按照学术“规范”把众多具象当做哲学范畴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安置在《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等标题之下，但这些具象的解释都不止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而是援用了生活中的具体情节。当你将这些援用来阐释各种现象的故事碎片拼接到一起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脚本，而且人物的性格还相当鲜明，彼此之间也还有冲合。比如，有一个叫老木的人在《暗示》的许多章节里出出入入，小时候窥视过女人澡堂的他（《裸体》），出身反革命家庭，曾因在校园里穿一套军装被红卫兵痛打一顿，发出“牛马般的嗷嗷乱叫”（《军装》）；下乡时与当地一个叫武妹子的人结拜过兄弟，进城之后却假装糊涂不认人（《鸡血酒》）；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眼，从此脸上透出一股狠劲，得到一个广东女子的青睐，因此交了好运，移居香港从而发迹（《独眼》）；90年代，他发了财，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军装》）；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的他，“打开了一千多块钱一瓶的XO之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他竟然勃然大怒，“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的他“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托人送去了六万块钱了结（《卡拉OK》）；他有一个义举，是把被判处死缓的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介绍去当歌舞厅小姐，“吃花花饭”，让她的家庭得以脱贫，盖起了让人羡慕的小楼（《暗语》），等等。像老木一样出入于《暗示》中的人物还有小雁、易眼镜、大川、鲁公子等。
《暗示》把一部传统长篇小说的内容当成材料来裁剪。就那部隐约中的长篇小说而言，韩少功更像是一个有研究目的功利心极强的读者，他对一个小说家惯用的背景铺垫、氛围营造、结构故事的手段不感兴趣，只是对那些具有解释力的、可以用来说事的片断情有独钟。如蔡翔先生所言：它采用了“片断化”的叙述方式，“在它一百多个小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辨别出诸多的小说元素，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如果韩少功愿意的话”（《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因此，《暗示》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哲学著作和一部小说的重叠。你可以把它当理论著作来研读，也可以把它当长篇小说来阅览。《暗示》和《马桥词典》都被认为是作家冲刺长篇小说极限的大胆行动，表达了一种企图对文体重新立法的野心冲动。就像《马桥词典》中语言替换人物成为叙事的主角一样，在《暗示》中，原本作为道具来使用的环境、场所、氛围、仪式、座位、烟斗等形形色色的具象占据了主体位置，人物倒成了一些随意摆弄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一些章节里甚至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就小说体裁而言，《暗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它是一个另类、一种异数，以至于连作者本人也倾向于把它归入长篇随笔要合适些：《暗示》“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记者访谈）。这个文本之所以写成非驴非马的样子，跟它负载的使命有关。和《马桥词典》一样，《暗示》都有明确的解释学追求，解释有抽象分析和具象还原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由一个判断推演到另一个判断，后者则从判断退溯到该判断得以成立起来的经验领域，返回尚未归纳的事象之中——这其实是最充分的解释，它返回了前提，前提的前提。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向度。他的解释总是借助叙述才得以完成，但叙述功能又每每屈服于解释，因此它的完整性操守受到了摧残，人物和故事的连续性被“急功近利”的意义分析所肢解，最终支离破碎，成为乞丐身上的破衣烂衫。难怪作者说“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
诸象的魅惑（2）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并不止于语言，在语言之外还有许多秘密的通道让我们走向社会，与他人相遇。语言只是社会交往中浮出水面的部分，它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没入水中的部分，取决于水的溶化。许多时候言语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多余和败事有余的，人应当学会潜心体会沉默和沉默中的意义。在《暗示》这部作品中，韩少功调动了有生以来的经验，特别是下放汨罗岁月里的特殊记忆，通过对这些经验记忆的系统解读向读者举证，在我们尚未开口说话的时候，彼此的交流就已经开始，潺潺涓涓或是滔滔滚滚地进行着；即使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的时候，交流也没有终止。它通过身旁一团跳动的炉火，通过窗外吹来的一阵清风，通过一个闪烁的眼神、一个暧昧的表情，甚至一个掐烟头的动作，微妙地作用于我们意识的暗区，改变我们的态度和判断，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接受与拒绝。“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与表情冲撞，姿势与姿势对抗，衣着与衣着争拗，目光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与语气停顿撕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微不足道。”（《默契》）总之，种种可视、可听、可嗅、可触的现象都会加入进来，兴高采烈地融会着，它们也许就是沉默中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旦漏掉了这些金子，剩下来的言辞可能只是一堆沙土、一片戈壁荒滩，不仅难以传达和记录交流的意思，甚至严重歪曲了交流的内容实质，在某种特殊的境遇中还会成为可怕的指证，酿成覆水难收的局面。在不同情景中，同样的语句，同样的陈述，可能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意思。因此，那些止于言说和文字的聪明才智从来都是十分可疑的。
事情常常是这样：一朵带露的玫瑰，可能比一百次“我爱你”更能够打动少女的春心；一次冷眼的对视，可能比没完没了的指责和斥骂来得奏效；一场白头偕老、惊天动地的爱情，可能源于腰背间飞扬的一条乌亮的长辫；一次信仰的抉择，可能关乎某个教堂尖顶引起的联想；一次慷慨仗义的帮助，可能发端于某个无邪的笑容；一次谈判的失败，可能始于额头上过于醒目的黑痣。就好像一场旷世的风暴，可能缘自一只蝴蝶翅膀的扑扇，恍惚之中不太留意的一些具象，可以像炼金术一样改变事物的性质和事情的结局，让你喜出望外或是啼笑皆非。
具象的暗示作用缘何而来，为何有效？这是一个值得探测又难以穷究的问题。从《暗示》一书的举证来看，这种作用既来自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来自人内心的暧昧祈求和经验交感。书中有两节写到服装，《军装》写的是“文革”时期，军装成了最高贵的时装，一种革命者身份的象征物。出身反革命家庭的老木，不能参加红卫兵，连从正门进入学校的资格都被剥夺了。但他“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了一件军上衣”，而且是四个口袋的军官服，不幸被几个红卫兵发现。他们勒令他立即脱下，但他“死死揪住衣襟不放”，结果遭到了一顿痛打，嘴里“发出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多年以后，已经是香港资本家的老木，可以穿遍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但他却常常身穿军装，而且是军装中的最高等级——深呢子军上衣。显然，他在给自己平反，恢复青春时代被剥夺的权利，他在用舌头舔自己那道滴血的伤口。
当然，《暗示》揭示具象背后隐藏的玄机，并非要扩大诸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