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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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椒矫娴囊蛩乩唇缍āＪ紫龋弧癐nstitutionsarepartlybrutehistoricaldata”（历史资料本身就是一套制度），中国尤其如此。董仲舒“春秋决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法官拿着一本史书（《春秋》）就能判人的罪。奈特说，制度的一部分是由历史资料（historicaldata），即历史上存在过的事物来界定的。比如，下岗工人的权利部分地是由国有企业几十年的历史以及他本人在这个企业里劳动的历史界定的。另外一部分权利是“partlydefinedandenforcedbylaw”（由法律界定和实施）。这是今天下岗工人的另外一重困境，就是虽然几十年的历史资料表明对国有资产你有权利，但是对不起，你必须寻求法律的支持。这是界定权利的制度来源。

　　　　总结一下，奈特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类是惟一的无止境地追求自由和权力的物种。第二个观点是，所有的权利，所有的法权的权利都是关于自由与权力的权利。第三个观点是，权利是制度的，而制度是被历史和法律双重地界定的。

第四部分　14。打通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者

　　　　《社会选择与福利》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公共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刊物。我们将要介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特拉维夫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他们在经济心理学方面的成就可以与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媲美。1994年，他们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完全取代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这是一场革命。这篇文章叫《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CaseBasedDecisionmakingTheory）。这两位出身心理学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几条公理以取代效用函数，这些公理是基于案例的。这样就把经济学和管理学之间的鸿沟彻底打通了。管理学家始终批评经济学家不靠案例，完全先验地推出一套人的行为，再用数据去检验，他们认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学问走错了方向。管理学家强调通过案例研究总结归纳出人的行为模式。而这两位经济学家则跨越了这道鸿沟。从20世纪30年代到今天，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很少有过成功的沟通，我认为1994年的这篇文章是最有希望的。

　　　　幸福的数理表达

　　　　在2001年的这篇文章里，他们俩在参考文献里引了1994年的这篇文章，他们用“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来论证什么呢？论证这样一个模型：如果亚里士多德传统、希腊传统、西方思想传统告诉我们善和幸福是惟一因其自身而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自由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的方面之一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知道不知道你应当追求什么才是对你而言最高的幸福。这是一个cognitivemodel，需要有认知的过程。比如说一个儿童，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哈耶克都认为他不应该有投票权，因为他还不成熟。所以这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一个“认知模型”，即有关个人的较好生存的认知模型。

　　　　为什么这篇文章要发表在《社会选择与福利》这么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呢？因为这是“公共选择”的一个基础，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幸福是千差万别的。我们无法扛着“幸福”的大旗去解放全人类，把自己的“幸福”强加给所有人，必须允许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在理论上有没有对千差万别的幸福的抽象描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问题。

　　　　这两位作者指出，可以先考虑每一个个人无穷多的具体幸福的抽象模型。他们的这个模型是基于行为科学的假设，可以说，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基于“满意”的选择模型。管理科学的大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HerbertSimon）教授（2001年去世）在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其实并不是效益最大化的动物，而是满意最大化或非最大化的动物，是你先预设了一个所谓的“aspirationlevel”，预期得到一个行动效果，如果你的行动真正付诸实施之后，超过了预期的效果，你就感觉到了satisfied，于是就不再动作了。这就是管理学家眼中的人类行为。没有人真要去追求效益的极大化，因为追求极大化到了极致，其成本是很高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回应西蒙对他们的批评，尤其是斯蒂格勒，专门要研究“optimalstoppingmodel”（最优停止算法）。西蒙说，人类从来不是追求任何一个方向上最大化的动物，因为它不经济，违反经济学假设。斯蒂格勒举出找工作的例子，对于求职者，未来是未知的，再找十个工作都不知道后边是不是有更好的offer，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些不确定性的信息分布函数来决定你的最优化选择，在某一个点上最优地停止搜索，这就是optimalstopping。这个思想当然非常重要，是经济学对经济理性假设的一个辩护，在真实生活面前，这个辩护很苍白。真实生活就是这样，就是管理学上所说的人类行为，只要我满意了我就不想动了。这两位作者意识到行为学的基础非常贴近现实，所以他们采用行为学的方法来定义人的满意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Gulboa和Schmeidler提出如下的效用函数：

　　　　U（x）=∑twt（xt…at）

　　　　它的含义，套用欧文·费雪的名言，就是把幸福看做“一连串事件的回报”。t代表“一连串事件”的时间次序，t等于1，2，3，4……假设从过去到现在个人的所体验过的回报是行为学可以度量的，xt是第t个事件的回报。at是预期的满意程度（aspirationlevel），它在这个公式里很重要；“惊喜”在我们的感受中总是最幸福的。当xt突然超过at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幸福的冲击。这就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个人幸福的“庸俗”的经济学描述。我们不妨把这看成一个人的wellbeing——“较好生存”的一种描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近似描述。一个人从出生到今天所经历的全部事件，包括不幸的和幸福的，以wt为权数求它们的加权和。这是因为，有的事件对我们非常重要，比如初恋，有的事件带来的感受非常痛苦，比如第一次失恋。通过行为学的研究测试，行为学家可以告诉你这个wt是多少，是01还是－01，或者09。如果你从小到大只喜欢做一件事，那么它的权重就特别大。

　　　　at的决定公式如下：

　　　　at=∑t…1i=1sitxi

　　　　每一个aspirationlevel，即对幸福的预期值，受到过去行为的累积影响，到t…1时刻为止，所有经历过的幸福和不幸福事件的回报的加权和等于这个时期的第t个事件的预期回报。比如，你在上海的证券市场的“炼狱”里摸爬滚打了5年，股指一路下跌，抬不起头来，这个时候你挣钱的预期可能就受了过去5年的xi的影响，at就变得非常低，这个时候要是来一个大“井喷”，那你的xt就变得大大超过at，这个事件对你来说多幸福啊。同样，如果你体验的幸福很多，比如说你是美国股市上的一个投资者，一直在纽约股市上做投资、股票交易，你觉得除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那两年之外真的很稳定，没有操纵股票的可能性，因为那儿的股市太“厚”，没有什么力量能搅得动它。你每天买进卖出两三次，每次赚1％，这就够幸福了，一天1％，一年就是3倍啊！这时候你对未来事件的预期at就变得很高。这时候如果你突然从纽约的股市转到上海的股市，就会出现xt远小于at的情况，你就会非常失望，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幸福的近乎“庸俗”的描述。

第四部分　15。影响幸福预期的三个行为学要素

　　　　这篇文章接下来论证：三个行为学的影响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对于当下事件的幸福预期水平。第一类要素是个人的历史。如果你的历史一直贯穿着不幸的事件，那么你对今天的要求就不会很高。杭州街头有很多流浪汉，我是和他们交过朋友的。你要知道，他们的预期真的很低。因为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低回报的事件，所以他们能接受流浪生活，他们并不想上北京大学或是出国留学——虽然有的流浪汉也很年轻，甚至比多数大学生岁数还小。这就是个人的历史对aspirationlevel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叫“peereffect”，是社会学的因素，即某人周围可比的那些人的幸福程度，决定了你对自己的要求。如果你做白领工作十年还当不上合伙人，每天还是坐在办公室里上班，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可是周围所有的人，男男女女房子车子都有了，贷款也快还清了，你就会觉得非常不踏实。人们总是在自己的群体里互相攀比，学习也是这样，你进了一个奥赛班，你一下就把对自己的预期提高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即使你是奥赛班最后一名，你还是会觉得自己和一般人不一样，因为你的眼光高了。这第二个因素也是行为学家非常看中的。美国的社会学家统计研究在本科生这个年纪谁对他们影响最大。是家长？不是，家长对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影响只是25％，剩下75％从哪来？从同龄人那里来。你的“团伙”，对你的影响最大。这是第二个重要因素。

　　　　最后一类，是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你所在的那家公司突然业绩好了，这时候大家都知道要给一个大红包，你对幸福的预期马上就提高了，如果老板不给你大红包，你就会特别痛恨这个老板，觉得他真没良心。但这种因素是不可预期的，所以作者们不打算作重点研究。

　　　　这两位作者是善于用数理方法来计算行为学的预期的。我们在这里不再作细节的介绍，总之，在A1到A4这四个公理之下，他们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定理，即A1—A4四条公理的合取等价于存在着一个可以测度出来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可以比较各种“可能人生”哪个更幸福。作者之所以把整个模型称为“认知模型”（cognitivemodel），是因为我们用这样的模型可以认识到“什么是更幸福的”。这就从行为科学的角度部分地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问题。

　　　　小结

　　　　讲了这么多，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在思想史方法论中，我们引用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的“幸福”是所谓“wellbeing”，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自己的“好日子”。wellbeing在古希腊时期的解释是——identifylivingwellanddoingwellwithbeinghappy，幸福就是生活得好并且工作做得好。但是在希腊人那里，doingwell不仅仅是工作，而是扮演你的生活角色。如果你是一个勇士，那你就应该死在战场上，这就表明你doingwell；你战斗、征服、饮酒、狂欢，然后死去。如果你是一个国王，doingwell甚至意味着阿伽门农那样的作风——善耍阴谋，然后当了希腊联邦的领袖。虽然他没有得到善终。亚里士多德后来有一句话：“阿伽门农是一个不幸福的、坏的例子。”因为他被人谋杀了，他不是善终。具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很聪明地说：“人们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性质的幸福”——一个盲人可能认为能看到阳光就是最大的幸福，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就会说健康是幸福的，当他贫困的时候就认为有钱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了“幸福”或者“善”有不同的种类。那么是不是存在一种高于一切具体的善的“善”，就是所谓goodness——抽象名词的性质是善性。善的性质是什么呢？财富，显然不是我们要追求的那种高于一切善的那种善，因为它只是我们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你要钱只不过是为了过好日子。幸福应该是因其本身而不为其他目的成为幸福。这构成了后世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讨论“善”与“幸福”问题的基础。

　　　　参考文献：

　　　　1AlbertHirschman；ThePassionsandtheInterest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7

　　　　2Aristotle；NiacheanEthics；translatedbyWDRoss；Kitchener；BatocheBooks；1999

　　　　3CynthiaCrossen；TheRichandHowTheyGotThatWay；DowJonesandpany；2000

　　　　4FrankHKnight；TheRightsofManandNaturalLawEthics；Vol54；No2（Jan1944）；124－145

　　　　5WilliamDGrampp；“WhatDidSmithMeanbytheInvisibleHand？”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8；No3（Jun2000）；441－465

　　　　6奥克肖特，2003；《哈佛演讲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7布罗克曼，2003；《第三种文化》，吕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8大卫·休谟，2001；《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