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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蛉诵幕辽⒒蛳萑刖�15世纪欧洲那些温顺且不识字的农民也开始怀疑，罗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但丁写道：‘基督每天都被出卖。’……一位前任教皇的私生子是‘最骄奢淫逸的放荡子’……一位红衣主教据说在28岁就死于‘太过放荡’。……神职人员随身携带武器——通常是匕首。几乎没有什么用钱买不到的东西。……由于很多神父有了私生子，这方面的羞耻感早已减退。亚历山大本人就放纵情欲，拥有好几位情妇……而且有九名私生子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成长起来。

　　　　回到《财富千年》；“印刷术帮助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1460—1500年这40年期间出版的书籍量超过了中世纪全部抄写本的数量。知识不再是神职人员专有的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开始衰败。1492年亚历山大角逐教皇成功。1501年他试图发布一项教皇令，要求一切印刷商将他们所印书籍交给大主教们审批。与此同时，教会迅速地世俗化。各大教堂的收入随着‘圣职买卖’被转让给贷款给教皇的俗界人员。在马基雅维里收到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这里，他们要卖的圣职多于我们拥有的瓜菜、蛋奶饼、和饮用水。’对于买不起神职的普通人，购买赎罪券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一切与教会规约相冲突的细节的合法化途径。喝酒之前，人们到街头买一纸免罪书，价格是两便士。当时流行的谚语是：‘钱箱一响，灵魂出狱。’而在罗马；‘喝醉’几乎是‘被教皇毒死’的同义语——死后的神职人员，其财产可由教皇保管。”注意这段话，在中世纪没有印刷术的时候，知识几乎为神职人员所垄断，与此相应，知识就是权力，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神职人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此同时，神职人员的道德也越来越败坏，由此引发了1517年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前史。

　　　　按照赫希曼的论证，在人类的各种强烈欲望当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四类：性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致富的欲望和对荣誉的欲望。按照休谟的思路来比较，我们应该抑制哪些欲望呢？应当抑制对荣誉的欲望和对权力的欲望，因为它伤害了其他的人。罗马时代以后，君主们的权力欲望和骑士们的荣誉冲动多次成为毁灭欧洲的力量，而对性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欲望不伤害其他人，会使这个社会更和平。

　　　　培根、霍布斯、孟德斯鸠最早意识到以财富欲望抑制权力和荣誉的冲动的可能性。培根写道：“我思考的是，该如何使一种欲望反对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同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兽……”霍布斯最重要的发现是他关于社会契约的特殊概念。让人们的利益之间相互制衡。这就是博弈论思想，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预备概念。斯密的好朋友休谟在《人性论》里说过“……我们确信，两种相反的罪恶并存时，要比它们单独存在时更为有益……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只能用一种罪恶来消除另一种罪恶；假若如此，人类就应当倾向于选择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解决方式。”这是赤裸裸的性恶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把握，它背后包含着经济学的最优化原理。

第四部分　12。经济的文明化影响

　　　　赫希曼继续说：“希望通过巧妙地运用一种欲望抑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这似乎变成了18世纪也就是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赫布曼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某种意义上，像现在许多暴君的胜利一样，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认真对待它，或归功于人们普遍地拒绝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或取得重大成就……”孟德斯鸠说：“因为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商人相信和气生财，他通常不敢有政治野心，甚至不敢追求名誉，他就是要赚钱，所以他很和气，风俗也就改善了。这被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叫做“经济的文明化影响”（thecivilizinginfluenceofeconomy）。

　　　　提到苏格兰启蒙学派，就不能不提到休谟和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老师哈奇森（FrancisHutcheson，1694—1746），休谟和斯密从这位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伦理学方面的东西。哈奇森的观点是：对利益的追求是一种“温和的欲求”，它导致理性计算。休谟承接这个思想继续写道：我们必须区分温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狂暴的欲望与强劲的欲望；追逐利益的欲望既温和又persistent（顽固、不屈服、强劲），所以最后你还得向它屈服。

　　　　到了18世纪中叶，赚钱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欲望”，1769年，一位苏格兰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这样写道：“贸易有助于使那些维持国家之间的差别和敌意的偏见逐渐消失。它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文明与温和。”显然，这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承接的著名口号——“经济的文明化影响”的渊源。也是1769年，巴黎学院颁布的内部规章中使用了这样的句子：“由于学生离开学院后要在社会上生活，他们需要提前训练客气、随和、诚实交往。”那时的人们认为，赚钱是一种自然情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点自私。亚当·斯密则认为，过分沉迷于这种欲求的时候，自然情感就会沦落成为非自然的情感，就成了“贪婪”。斯密进一步指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它是温和的且不易冲动的欲望。”这就是一个很全面的论述了。

　　　　以上是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一个思想来源。在斯密生前的《道德情操论》的版本的最后一版（第六版），斯密添加上这样一种担心，他写道：“……我们追求财富、逃避贫困，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的考虑。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野心以及追求财富、权力、优越地位的目的是什么呢？……遍及一切地位不同的人的那种竞争是何以发生的呢？……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日后纠缠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这个世界通过劳动分工发展到今天到底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不幸福了呢？这个问题，犹如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在困扰着晚年的亚当·斯密。

　　　　弗兰克·奈特：反对享乐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当代经济学家对“幸福”问题的论述，在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弗兰克·奈特（FrankHKnight）的一组经济学与伦理学方面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的阅读将有助于澄清我们的观念，使我们避免经济学家们最易犯的那些错误。

　　　　弗兰克·奈特是芝加哥学派的“教父”，据张五常的一个考证，从奈特到芝加哥大学执掌经济系到今天，在他的学生中间已经有九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张五常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奈特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导师，但不是很有原创性，他的主要贡献是帮助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他不单单是他们学术的导师，也是他们思想的导师。在这篇文章里（他有很多文章在各个学科的刊物上），他批评了经济学家通常持有的伦理立场，即“享乐主义”（hedonism），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快乐就行了，明天洪水滔天也无所谓。作为老师，奈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的学生们的这个立场。这篇文章不是直接批评享乐主义，而是作出了间接的批评。奈特认为，享乐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类的行为折换成了动物的快乐感，继而用边沁的效用主义伦理学和功利主义伦理学来论证：人类所追求的幸福无非就是所有快乐的最大化。如何论证快乐的总量最大化是合理的呢？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科学方法”来论证自己的看法，包括下文将要介绍的ItzhakGulboa和DavidSchmeidler的科学方法，它们都基于这样一条基本信仰，那就是人类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测量折算成价格，简单加减之后，变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函数，然后把这个目标函数最大化。奈特认为这是一种“科学方法”。这种科学主义的伦理观支持了经济学家的享乐主义立场。“Reduceethicstoasortofglorifiedeconomics”——“把伦理学的精神转化成了经济学精神”。

第四部分　13。奈特论发展

　　　　这是奈特1923年写的：

　　　　所谓发展是什么呢？奈特认为总是指称一个精神的或审美的而不是简单生物功利主义角色的欲望满足的扩张过程。发展不是简单地指生活的量的增加，那是增长（growth），我们知道growth和development有本质差异。增长只是量的增加，发展是质的变化。经济学家不应当简单地把人的物质生活降低到行为科学层面上来研究。我们不接受把欲望的满足当做最终的价值判断准则。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把欲望当做目的。你问你自己，你的欲望是你生活的目的吗？不是。这里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是评价我们的欲望，这就是反思。对你所追求的目标要时时停下来想一想，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让你幸福。这种反思的能力决定了精神的自由程度。如果你完全不能反思，那就完全是精神上的奴隶，你是物质生活的奴隶，你是房子和车的奴隶。只有反思的能力，表示着你超越了房子和车的圈套，你变成了精神上的自由者，或者是你享受了精神上的一定的自由。所以最难的就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最为麻烦的是这样的一些欲望，是“thedesireforwantsofthe‘right’kind”。我们每一个人都试图判别什么样的欲望是正当的欲望，但是非常困难，这才是伦理学。所以这个意义上，奈特是经济学家里的思想家。最困难的是评价我们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确定何种欲望是正当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功利主义的立场，而是审美批评思路上的伦理学——“Anethicsalongthelineestheticcriticism”。你觉得你的人生是幸福吗？其中两个重要维度之一就是“是美好的吗”，这就是审美。如果你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拥有了所有人的房子和车，你一定觉得不美，会觉得失望。“estheticcriticism”是奈特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用以确定人们的何种欲望是正当的。

　　　　自由是什么

　　　　弗兰克·奈特1944年在《伦理学杂志》（Ethics）上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主题是“自由是什么”。因为幸福千差万别，所以应当给每一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但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那么这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权利（right）而不是权力（power）。当时美国正面临着战后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马上要推行新的政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奈特当然有责任写这样一篇关于自由与权利的文章。他这样确定权利，它包括了三个主要观点，几乎贯穿着他的思想。“Men，asweknowthem，inevitablyhavesomefreedom（asdoallanimals，asfarastheyareconsciousandintelligent）。”（所有的动物和人，但凡他们是有一些智慧的，他们就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这是奈特对自由的解释，即“自由行动”。叔本华说过，连海星这样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isinevitablylimited”（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限制），因为什么呢？因为Thepowerislimited，这里的power只能解释成能量或者是能力。权力或者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任何生命的自由都有一定的限度。

　　　　在所有的生命当中，虽然很多低等动物也有有限度的自由，但它们满足于自己的限度，人与动物不同。“men，asweknowthem，bothcravemorefreedomandpowerthantheyhaveandalsodemandbothasa‘right’”，人渴求更多的自由与权力（power）；“morethantheyhaveandalsodemandbothasa‘right’”，这就是权利的定义。当你渴求更多自由和能量的时候，你把你占有的那部分freedomandpower定义成为你要求其他人承认的“权利”。Allrights，intheabstract，arerightstofreedomandpower（抽象而言，所有的权利，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自由与权力）。经济学家的思考是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利都是关于自由和权力的权利。

　　　　进一步地，奈特说；“Allhumangroupsaremoreorlessinstitutional”（所有的人类群体或多或少都是制度的）。什么意思？翻译成汉语有点麻烦，这里“制度”有两方面的因素来界定。首先；“Institutionsarepartlybrutehistoricaldata”（历史资料本身就是一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