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五十一礼一+志第一百二舆服一-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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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浮�'又曰：'齐衰不杖期，为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为祖后者不服。'又按《通礼义纂》：'为祖后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记》云：'为祖母也，为后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庙，当以贵贱为差，庶祖母不祔于皇姑，已受重于祖，当为祭主，不得申于私恩；若受重于父代而养，为后可也。'又曰：'庶祖母合从何服？礼无服庶祖母之文，有为祖庶母后者之服。晋王暠议曰：受命为后，则服之无嫌。妇人无子，托后族人，犹为之服，况其子孙乎？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殁为母得申三年。孙无由独屈，当服之也。'看详《五服年月敕》，不载持重之文，于《义纂》即有所据。今薛绅不为祖后，受重于父，合申三年之制。」
史馆检讨、同知太常礼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与新定令文及《通礼》正文内五服制度，皆圣朝典法，此三处并无为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义纂》者是唐世萧嵩、王仲丘等撰集，非创修之书，未可据以决事。且所引两条，皆近世诸儒之说，不出于《六经》，臣已别状奏驳。今薛绅为映之孙，耀卿为别子始祖，绅继别之后为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了等承传其重者也。不可辄服父所生庶母三年之丧，以废始祖之祭也。臣谨按《礼经》所谓重者，皆承后之文。据《义纂》称重于父，亦有二说：一者，嫡长子自为正体，受重可知；二者，或嫡长亡，取嫡或庶次承传父重，亦名为受重也。若继别子之后，自为大宗，所承至重，不得更远系庶祖母为之服三年，惟其父以生己之故，为之三年可也。详《义纂》所谓'受重于父者'，指嫡长子亡、次子承传父重者也，但其文不同耳。」
诏太常礼院与御史台详定闻奏。众官参详：「耀卿，王氏子；绅，王氏孙，尤亲于慈母、庶母，祖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绅受重代养，当服之也。又薛绅顷因籍田覃恩，乞将叙封母氏恩泽，回授与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绅官爵未合叙封祖母，盖朝廷以耀卿已亡，绅是长孙，敦以教道，特许封邑，岂可王氏生则辄邀国恩，殁则不受重服？况绅被王氏鞠育之恩，体尊义重，合令解官持齐衰三年之服。」诏从之。
皇祐元年，大理评事石祖仁奏：「叔从简为祖父中立服后四十日亡，乞下礼院定承祖父重服。」礼官宋敏求议曰：「自《开元礼》以前，嫡孙卒则次孙承重，况从简为中子已卒，而祖仁为嫡孙乎？古者重嫡，正贵所传，其为后者皆服三年，以主虞、练、祥、禫之祭。且三年之丧，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者有变也。今中立未及卒哭，从简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经变也。或谓已服期，不当改服斩，而更为重制。按《仪礼》：'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郑氏注：'谓遭丧而出者，始服齐衰期，出而虞则以三年之丧。'是服可再制明矣。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斩衰三年。后有如其类而已葬者，用再丧制服。」遂著为定式。
熙宁八年，礼院请为祖承重者依《封爵令》立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如又无之，即立庶长孙，行斩衰服。于是礼房详定：「古者封建国邑而立宗子，故周礼适子死，虽有诸子，犹令嫡孙传重，所以一本统、明尊尊之义也。至于商礼，则嫡子死立众子，然后立孙。今既不立宗子，又未尝封建国邑，则嫡孙丧祖，不宜纯用周礼。若嫡子死无众子，然后嫡孙承重，即嫡孙传袭封爵者，虽有众子犹承重。」时知庐州孙觉以嫡孙解官持祖母服，觉叔父在，有司以新令，乃改知润州。
元丰三年，太常丞刘次庄祖母亡，有嫡曾孙，次庄为嫡孙同母弟，在法未有庶孙承重之文。诏下礼官立法：「自今承重者，嫡子死无诸子，即嫡孙承重；无嫡孙，嫡孙同母弟承重；无母弟，庶孙长者承重；曾孙以下准此。其传袭封爵，自依礼、令。」
杂议。大中祥符八年，广平公德彝聘王显孙女，将大归而德彝卒，疑其礼制。礼官言：「按《礼》：'曾子问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云：'谓无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斩衰。'又《刑统》云：'依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就婚等三种之文，妻并同夫法，其有克吉日及定婚夫等，惟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今详女合服斩衰于室，既葬而除；或未葬，但出欑即除之。」
天圣七年，兴化军进士陈可言：「臣昨与本军进士黄价同保，臣预解送之后，本军言黄价昨赴举时，有叔为僧，丧服未满，臣例当驳放。窃思出家制服，礼律俱无明文，况僧犯大罪，并无缘坐；犯事还俗，准敕不得均分父母田园。又释门仪式，见父母不拜，居父母丧不绖，死则法门弟子为之制服，其于本族并无服式。望下礼官详议，许其赴试。」太常礼院言：「检会敕文，期周尊长服，不得取应。又礼为叔父齐衰期，外继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黄价为叔僧，合比外继，降服大功。」
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参军祝绅幼孤，鞠于兄嫂。已尝为嫂持服，兄丧，又请解官持丧。有司以为言。仁宗曰：「近世盖有匿亲丧而干进者。绅虽所服非礼，然不忘鞠养恩，亦可劝也。候服阕日与幕职、知县。」
继绝。熙宁二年，同修起居注、直史馆蔡延庆父褒，故太尉齐之弟也。齐初无子，子延庆。后齐有子，而褒绝，请复本宗。礼官以请，许之。绍圣元年，尚书省言：「元祐南郊赦文，户绝之家，近亲不为立继者，官为施行。今户绝家许近亲尊长命继，已有著令，即不当官为施行。」四年，右武卫大将军克务，乞故登州防御使东牟侯克端子叔博为嗣，请赴期朝参起居，而不为克端服。大宗正司以闻。下礼官议，宜终丧三年。遂诏宗室居父母丧者，毋得乞为继嗣。
大观四年，诏曰：「孔子谓兴灭继绝，天下之民归心。王安石子雱无嗣，有族子棣，已尝用安石孙恩例官，可以棣为雱后，以称朕善善之意。」先是，元丰国子博士孟开，请以侄孙宗颜为孙，据晋侍中荀顗无子，以兄之孙为孙；其后王彦林请以弟彦通为叔母宋继绝孙，诏皆如所请。淳熙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户部言：「知蜀州吴扩申明：乞自今养同宗昭穆相当之子，夫死之后，不许其妻非理遣还。若所养子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实有显过，即听所养母诉官，近亲尊长证验得实，依条遣还，仍公共继嗣。」
志第七十九乐一
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乐声高，不合中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故建隆以来有和岘乐。仁宗留意音律，判太常燕萧言器久不谐，复以朴准考正。时李照以知音闻，谓朴准高五律，与古制殊，请依神瞽法铸编钟。既成，遂请改定雅乐，乃下三律，炼白石为磬，范中金为钟，图三辰、五灵为器之饰，故景祐中有李照乐。未几，谏官、御史交论其非，竟复旧制。其后诏侍从、礼官参定声律，阮逸、胡瑗实预其事，更造钟磬，止下一律，乐名《大安》。乃试考击，钟声弇郁震掉，不和滋甚，遂独用之常祀、朝会焉，故皇祐中有阮逸乐。神宗御历，嗣守成宪，未遑制作，间从言者绪正一二。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召范镇、刘几与杰参议。几、杰请遵祖训，一切下王朴乐二律，用仁宗时所制编钟，追考成周分乐之序，辨正二舞容节；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钟量，废四清声。诏悉从几、杰议。乐成，奏之郊庙，故元丰中有杨杰、刘几乐。范镇言其声杂郑、卫，请太府铜制律造乐。哲宗嗣位，以乐来上，按试于庭，比李照乐下一律，故元祐中有范镇乐。杨杰复议其失，谓出于镇一家之学，卒置不用。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播之教坊，故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
夫《韶》、《濩》之音，下逮战国，历千数百年，犹能使人感叹作兴。当是时，桑间、濮上之音已作，而古帝王之乐犹存，岂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继承亦代有其人欤？由是论之，郑卫、《风》《雅》，不异器也。知此道也，则虽百世不易可也。礼乐道丧久矣，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考诸家之说，累黍既各执异论，而身为度之说尤为荒唐。方古制作，欲垂万世，难矣！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八音克谐之说，智者有所未谕，直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而齐八器，则愚者可谕矣。审乎此道，以之制作，器定声应，自不夺伦，移宫换羽，特余事耳。去沾滞靡曼而归之和平澹泊，大雅之音，不是过也。
南渡之后，大抵皆用先朝之旧，未尝有所改作。其后诸儒朱熹、蔡元定辈出，乃相与讲明古今制作之本原，以究其归极，著为成书，理明义析，具有条制，粲然使人知礼乐之不难行也。惜乎宋祚告终，天下未一，徒亦空言而已。
今集累朝制作损益因革、议论是非，悉著于编，俾来者有考焉。为《乐志》。
王者致治，有四达之道，其二曰乐，所以和民心而化天下也。历代相因，咸有制作。唐定乐令，惟著器服之名。后唐庄宗起于朔野，所好不过北鄙郑、卫而已，先王雅乐，殆将扫地。晋天福中，始诏定朝会乐章、二舞、鼓吹十二案。周世宗尝观乐县，问宫人，不能答。由是患雅乐凌替，思得审音之士以考正之，乃诏翰林学士窦俨兼判太常寺，与枢密使王朴同详定，朴作律准，编古今乐事为《正乐》。
宋初，命俨仍兼太常。建隆元年二月，俨上言曰：「三、五之兴，礼乐不相沿袭。洪惟圣宋，肇建皇极，一代之乐，宜乎立名。乐章固当易以新词，式遵旧典。」从之，因诏俨专其事。俨乃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义。祭天为《高安》，祭地为《静安》，宗庙为《理安》，天地、宗庙登歌为《嘉安》，皇帝临轩为《隆安》，王公出入为《正安》，皇帝食饮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宫为《顺安》皇太子轩县出入为《良安》，正冬朝会为《永安》，郊庙俎豆入为《丰安》，祭享、酌献、饮福、受胙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农用《静安》。
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献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顺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宁》之舞，翼祖简恭皇帝室奏《大顺》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庆》之舞。」从之。
乾德元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等奉诏撰定祀感生帝之乐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币用《庆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献用《崇安》，饮福用《广安》，亚献、终献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来，乐工未具，是岁秋，行郊享之礼，诏选开封府乐工八百三十人，权隶太常习鼓吹。
四年春，遣拾遗孙吉取成都孟昶伪宫县至京师，太常官属阅视，考其乐器，不协音律，命毁弃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岘言：「大乐署旧制，宫县三十六虡设于庭，登歌两架设于殿上。望诏有司别造，仍令徐州求泗滨石以充磬材。」许之。先是，晋开运末，礼乐之器沦陷，至是，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视教坊、开封乐籍，选乐工子弟以备其列，冠服准旧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设毡床十二，为熊罴腾倚之状，以承其下；每案设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
十月，岘又言：「乐器中有叉手笛，乐工考验，皆与雅音相应。按唐吕才歌《白雪》之琴，马滔进《太一》之乐，当时得与宫县之籍。况此笛足以协十二旋相之宫，亦可通八十四调，其制如雅笛而小，长九寸，与黄钟管等。其窍有六，左四右二，乐人执持，两手相交，有拱揖之状，请名之曰'拱宸管'。望于十二案、十二编磬并登歌两架各设其一，编于令式。」诏可。
太祖每谓雅乐声高，近于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窦俨素名知乐，皆已沦没，因诏岘讨论其理。岘言：「以朴所定律吕之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乐声之高，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