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大揭秘-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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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敬请关注皇民化的精神鸦片（3）
1898年，设立六年制公学校，从此成为主要的日语推行机构。1930年，禁地方私塾，因为这里一向是台湾人读汉文文言文的地方。1937年，废止学校的台语汉文科，禁止教师在学校讲台语，否则给予体罚。学校的语言教育从”台语日语”，渐渐减少台语，到”全部日语”化，禁止台语，甚至连文言文也必须用日语教授。
从学校到全社会，日本占领之初就在各地大力设立”日语讲习所”，后来又制订所谓“国语家庭”（全称：国语常用家庭）和”国语部落”的认定制度。国语家庭是指全家族都用日本语，并且以日本语教育子女，营造皇民生活的家庭。全台各州厅、市郡和街庄都设立有”国语常用家庭审查委员会”，被认定合格的还要在认定仪式上颁发证书、奖章和门标，在物资分配、就业和升学方面给予优待作为奖励。在”七？七事变”后的国语化高潮中，为了强力推行国语日本语，甚至一度禁止使用台湾方言，禁止台籍公务员上班时讲台语；台湾总督府于1937年4月曾经明令禁止使用汉文，废除报刊的中文版，限制台籍作家用中文创作。从后来产生的恶果看，日本在台湾50年的日语化确实为曾经的”皇民化”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平台。
为了使占领地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实行”皇民化”，到1940年2月11日，日本台湾总督与朝鲜总督同时公布过所谓”改姓名办法”。鼓动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以户为单位，由户长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举家一齐改姓改名。一般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符合”国语家庭”，全家能以日本语为主要用语；二是要具有皇国民的素质，自然是要达到做日本”皇民”的要求。能够达到这两条件，享受这份殊荣的当然多是富裕的所谓”社会精英”和公务人员家庭。确定这样的条件自然也就是用”当日本人为荣”，”做日本人高人一等”作诱饵，钓取甘当日本皇民的人上钩。当时如有”黄”改作”共田”，”陈”改为”颖川”，”林”改成”小林”，”吕”改将”宫川”等等。现在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就出自于日本化的”国语家庭”，曾改用日本名岩里政男，可见这样的”皇民化”，确也培殖了一些数典忘祖以”作日本人为荣”的亡国奴。
推行”皇民文化”也是日本占领台湾实行”皇民化”的一个重要策略。一方面统制言论打压抗日文人，压制民族文化扼杀中华文学；另一方面逼使文人、作家或选择沈默，或充当皇民或同流合污炮制皇民文化。
1941年4月，海军大将长谷川清出任第十八任台湾总督，与台湾军司令木马间雅晴一起主持成立了”皇民奉公会”，把台湾的”皇民化运动”进一步地严密化组织化，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当时的”皇民奉公会”由长谷川清亲自兼任总裁，组织机构从中央本部以下，在各级行政单位都设有分支机关，五州二厅设立支部、十一市五十一郡设立支会，以下还有分会，最基层的组织叫”奉公班”，据统计总共有68334个奉公班，成为”皇民化运动”最小的细胞。另外还有”移动艺能奉公会”（布袋戏团）、”产业奉公团”、”文学奉公团”、”爱国妇人会”等”皇民化”团体，几乎把一切行业、产业的一切人员特别是社会名流都拉进了”运动”之中，无能漏网。
“皇民奉公会”成立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战争开始从顶峰向下滑落的时候。把台湾人民驱赶上大东亚战场，既是”皇民化”新的作法，也是继续侵略战争动员的紧急需要。1941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军司令宣布次年在台湾实行日本陆军志愿兵制度。在此之前，特别在”七？七事变”后，在侵华日军里面已经出现了台湾”军夫”，一般是承担随军苦力，也有少数台湾人担任日军的翻译、军医等文职军人，日本人还不放心让他们拿枪作为正式的”皇军”。
日本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放心地让台湾人当兵拿枪，也是”皇民化”达到了一定效果的标志，也被某些甘当日本奴才的人视为获得了与日本人同等的”殊荣”，李登辉兄弟就双双当上了日本兵，可以说是两个鲜活的标本。当然，与其说是日本人的信任，莫如说是日本军的利用；1942年后，日本迅速地滑向战败投降的深渊，台湾人走进日本侵略军队，也就是走上了一条为皇军充当炮灰的不归之路。
日本侵占台湾五十年就进行了半个世纪的”皇民化”，虽然遭到过全中国包括台湾人民的激烈反抗，但是在高压和利诱之下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仅只推行日本语文的”国语运动”，到1945年10月25日光复时，据记载：”现在台湾省的情形是：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在城市里交谈的语言多是日本话”，”通信也用日文”。使得台湾同胞30岁以下的人，大多不识汉字，不会说中国的国语，甚至讲台语（闽南话、客家话）没有说日本话利索；许多年轻人，只知有日语日文，不知有祖国语文；凡此种种，都成为台湾光复后的棘手问题，成为台湾回归祖国后需要克服的严重障碍。
舒乙先生有一篇”乡音灌耳”记述访台观感：”普通话，在台湾仍然按老习惯叫‘国语’，反正是一码子事，都是以北京音为基础。台湾人居然一口北京话！而且全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全会！全岛2000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个奇迹……原来，有一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到了台湾，抱成一团，拚死拚活地干，硬是用‘国语’把台湾的语音彻底地人工地改造了，把日本语的影响由根儿上加以铲除……出人意外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的纽带；而语言学家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的天然的先行者。这群杰出语言学家的领袖一开始是魏建功和何容先生，稍后则是何容和齐铁恨先生……，我则大大地为台湾推广”国语”的成就感慨了一番，称他们的父辈为伟大的功臣，是全民族都尊敬的英雄。”
清人龚自珍曾经说过”灭人之国家，必先去其史”，日本占台实行”皇民化”的险恶用心即在于此。所以在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派到台湾所作的第一件事就包括推行中国”国语”的”国语教育运动”，针锋相对地改变台湾”皇民化”的情况。时到今天，我们得以与台湾来客用同源同音的”普通话”或”国语”亲切地沟通，不得不要首先感谢魏建功、俞敏和杨藻清等杰出的人士。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皇民化的精神鸦片（4）
台湾的神社，日本侵略扩张的68座神社
甲午战争，清国战败，1895年，一纸屈辱的马关条约，把宝岛台湾以及附属的岛屿割让给了日本，从此一直到1945年”8？15”日本战败投降，台湾被日本侵略者整整侵占了50年。
1895年5月，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日军登陆澳底，沿着三貂角、基隆侵占了台北城。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松山资纪一方面残酷地镇压抗日的台湾人民，另一方面实行绥抚政策妄图用宗教来收拢人心，采取了恩威并重的办法。由此，在台湾大量修建神社推行日本的国家神道就被他们视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皇民化措施。日本台湾总督府从1897年起开始在台湾修建日本神社，提出了”一街庄一神社”的神社兴建计划，要在全岛实行”神社中心”说，实现”国有神社，家有神棚”的目标，以期把台湾人教化成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皇民。
在日本人的武力淫威之下，虽然不算是太顺利，但是日本神社终于在台湾大地冒了出来。从1895年到1911年，日本人一下子在台湾修改建了8座神社：台湾神社、宜兰神社、台北的稻荷神社、基隆的金刀比罗神社（1915年改为基隆神社），台南的开山神社，高雄的高雄神社，台东的台东神社，花莲的吉野神社。此后一直到日本投降，在台湾总共修建有200多座神社，虽然依照日本神社的流派，祭祀神和建筑风格各有一些不同，但是大多数都被强迫奉祀天照大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
天照大神是日本国家神道中地位最崇高的皇室祖神，大国魂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造化三神”是日本国土的守护神；能久亲王是伏见宫一品邦家亲王的第九子、是明治天皇之弟；在明治28年（1896后）任日军近卫师团长，率军侵占台湾征战各地毙命在台湾（死因有几种说法），被天皇视为征服台湾的最大功臣，为此在各地尤其所经之地都设有他的遗迹纪念所，全岛的神社几乎都要奉它为神。
由此来看，台湾的神社完全是日本侵略的产物，实质上就是一种殖民”占领神社”，还被涂抹上了强烈的”靖国”色彩；它们作为日本侵略的标志虽然在战后几乎都被废掉了，但是它们存在过的事实就是日本侵略的罪证。
郑成功祠被改成了”开山神社”，成为日本侵占台湾建立的第一座神社
日本人侵略台湾才一年多，就把目标瞄准上了具有巨大社会影响的郑成功祠。这座祠堂也叫延平郡王祠，位置在现在的台南市开山路，是大清朝时地方乡绅为纪念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而兴建的，原来叫”开山庙”或”开台圣王庙”；到同治13年（1874年），为了纪念郑成功又由沉葆桢奏请兴建专祠，在光绪元年（1875）扩建后命名为”延平郡王祠”，在台湾人民心目中具有非常神圣的影响力。从这第一座”开山祠”到现在，台湾各地修建了多达57座专门奉祀郑成功的宫、庙、祠堂；所有的郑公庙宇各地的郑氏宗亲，都视大陆南安县石井镇的”延平郡王祠”为祖祠的发祥地，都是成为台湾统一于大陆祖国的象征。
日本人侵略台湾后实行精神占领，自然不会放过与大陆宗亲相连的”延平郡王祠”，立即拿它开刀，”篡改”成日本神社；表面上由台南县知事向总督府提出改建神社的申请，1897年1月13日把延平郡王祠改成了”开山神社”，”开山”有”第一座”之意，以后还会有很多；在占领之初日本人还有所顾忌，虽然社格定为县社，但是对祠堂的建筑没有进行大的改变。
到了1904年，平松义雄被任命为开山神社宫司，神职人员都变成了日本人，便开始了完全神道化的改造工程。到了1914年8月，又对开山神社大动手术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改建成了日本神社的拜殿，增加了神膳所、净手舍、神乐殿、社务所，虽然建筑外观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改变，但是从形式到内容都被彻底地神道化，变成了完全皇民化的日本”神社”。
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延平郡王祠英名重归；虽然那座牌坊日本鸟居尚存，但早在1947年就刻上了国民党徽，表示着日本神社的占领已然一去不返，旁边还有一座”民族文物馆”，展示着台湾与祖国大陆从古以来的渊源联系。
收存祭祀北白川宫能久遗物的台南神社
建造台南神社的起因，完全是因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光绪21年（1895年），北白川宫能久在台湾镇压抗日活动，到台南时住宿在富豪吴汝祥的家里，岂不知日后这里会成为这位恶刹身后的一处”冥宅”。那一年10月，北白川在讨伐台湾抗日武装的战斗中”战没”，台南州的知事矶贝和日军守备第三团的团长高井就把吴宅改作了北白川的祭祀灵堂，一并收存北白川宫能久的遗物，后来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改作了神殿，到光绪28年（1902年）才完工，归属台湾神社。
到1920年，这处北白川宫能久的神殿又被提升改建成了”台南神社”，规制分为内、外苑；内苑有鸟居、参拜道、神殿和两匹高头大马石像；外苑有日本风格的”武德殿”，园内有”成功泉”，占地非常宽阔，位于后来的台南市永福路与友爱街的三角地带，现在南门町台南地方法院对面的运动公园里。
在日本侵略占领时代，台南神社自然成为重要的军国主义祭祀场所，除了前面叙述过的台南中学，还有当年的”╳╳╳高工”就记载了许多”战争参拜”的神道活动：
1936年1月17日：日本脑怒地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全台湾举行了”国威发挥祈愿大会”，当时的日本校长代表学校就参加了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