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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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恩科西的无情指责，南非政府无法回避。在南非，每天都有约２００名携带ＨＩＶ的婴儿出生，这些孩子中有四分之一活不到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恩科西·约翰逊是个顽强者与幸运者，在母亲去世之后，他顽强而幸运地活了下来，一直活到今天，走上了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主席台。
小恩科西在发言中说：“我在此希望政府向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孕妇提供艾滋病药物，使她们不再把病毒传染给她们的孩子。孩子们对病毒的抵抗力太弱了，他们很快就会死去！”
在闪光灯的照射之下，小恩科西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认识一个被抛弃的小男孩，他后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名字叫迈基。他到我们那里后，呼吸已经喘不过气来，不能吃东西，他是那么虚弱。后来我母亲基尔（养母——笔者注）不得不把电话打到福利机构，把他送进了医院，而他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小迈基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我认为，政府必须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不希望其他孩子像迈基那样死去。”
小恩科西的发言像沉重的木锤敲击着人们的心弦，它发出了轰然的共鸣，足以使全世界从总统到平民所有的人的灵魂发生剧烈震撼。
恩科西·约翰逊两岁时，生母被艾滋病夺去了生命，基尔·约翰逊收养了恩科西。医生对养母说，恩科西最多能活６个星期，但恩科西却以惊人的生命力创造了奇迹——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恩科西在国际讲坛上公开指责自己国家的总统，他的行为震动了整个南非。人们把他当作南非反对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一个有力的象征，称他是同艾滋病进行抗争的小英雄。
自第１３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结束以后，恩科西的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约翰内斯堡的民间慈善机构建立了以恩科西名字命名的艾滋病之家——“恩科西天堂”。后来，“恩科西天堂”成了艾滋病儿童的乐园。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知道了恩科西的事迹后很受感动，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他，称他是“为生命而战的偶像”。
曼德拉说：“像恩科西·约翰逊这样的孩子，应该过着充满欢声笑语的幸福生活，然而，可恶的艾滋病病毒剥夺了他的欢笑与幸福，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
恩科西渴望欢笑与幸福，恐惧病魔与死亡，１１岁的小孩懂得很多很多。他知道的，他感觉到的，与他的幼小年龄很不相称。
夜里的黑暗与寒冷使他有些害怕。每当这时候，他总要悄悄地对母亲说：
“一想到我自己未来某一天的葬礼，我就打心里感到害怕。我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我还有最后活下去的机会吗？今天会是我的最后一天，今年会是我的最后一年吗？”
小恩科西的“最后一年”终于来了，这一年是２００１年。
小恩科西的“最后一天”也终于来了，这一天是６月２日——一个全世界儿童的节日的第二天。
正是这一年的这一天早晨５时４０分，小恩科西在家中平静地走完了自己最后的路。
络绎不绝的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前来看他，他的床前摆满了鲜花。人们失声痛哭，争相前来送小恩科西一程。
在恩科西的遗容前，曼德拉垂下了他那颗高贵的头：
“又一个年轻的生命离我们去了，这太可怜了。一个人究竟该如何面对天灾，恩科西就是榜样。”
恩科西的养母非常感谢前来送行的成千上万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她说
“恩科西睡着了，他睡得很香很甜很安静。”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妈妈，啥叫艾滋病？”
灵灵今年７岁了，７岁是该背着书包天真烂漫进学校读书的年龄。
灵灵依着门框，看门前孩子们三三两两上学的高兴劲儿，心里就有些痒。
灵灵不明白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带她去学校报名读书：“爸爸，我为什么不去上学？”
“学校不让你进去。”爸爸刚说完最后一个字，泪水就扑扑地往外涌出来了。
“爸爸，学校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灵灵摇着两根牛角辫继续问爸爸。
爸爸泪流满面，哽咽着无法回答。
灵灵把牛角辫摇向妈妈：“妈妈，你说学校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妈妈艰涩地苦笑着说：“因为你生病了。”
“隔壁王阿姨她们小惠不也生病了么她为什么能进学校？我为什么不能？”
“小惠得的是感冒。”
“我咳嗽、发烧，不也得的感冒吗？”
“不，你不是感冒，是艾滋病。”妈妈的眼泪不听使唤地直往外涌。
“妈妈，你别哭呀！啥叫艾滋病？”
“灵灵，你有完没完？”妈妈无法回答，爸爸实在听不下去了，胸中那颗心，仿佛让女儿撕成了八瓣一样难受，于是吼道。
灵灵“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人家不懂嘛，人家不懂嘛！”
灵灵是何振清的独生女儿，三年前因输血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开始听说女儿ＨＩＶ抗体呈阳性，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何振清怎么也不相信，硬说医院给搞错了，要重新进行血检。重新血检，灵灵的ＨＩＶ抗体还是阳性，何振清还是不相信，认为医院的仪器设备有问题。医生让他到省防疫中心作全面复查，于是他又带着灵灵到省防疫站，要求再次血检。
这一次血检，何振清不敢去取报告单，而是让妻子秦淑芳去取。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人回来，何振清心里直打鼓：该不是出事了？
他放心不下，急忙到省防疫中心找人，看见淑芳正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防疫站的医生正在进行抢救处理。他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冲进屋去问医生：“淑芳怎么啦？她怎么啦？”
医生问明白何振清与被抢救者的关系后说：“她得知女儿血检呈阳性之后，便倒在地上人事不省了。这不，大家正在抢救呢！”
“血检报告在哪儿？我看看！”何振清急得语无伦次地大声喊道。
当他从妻子口袋里掏出报告单，明白了报告单上的结果后，三两下竟把报告单扯了个粉碎：“我还是不相信，灵灵怎么会得那种病呢？她还小啊！”
事实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灵灵得病了，而且是得的艾滋病。作为父亲和作为母亲的当然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们心中的小太阳即将失去光芒，即将陨落。
何振清和秦淑芳都是农民。何振清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秦淑芳是邻村的姑娘，读了初中便在家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父亲瘫痪在床，母亲长年哮喘不断，不到三年时间里，两位亲人相继去世。这时有人介绍，她没有更多的考虑便嫁给了何振清。
何振清的家境稍好一些，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农村，人们常认为生了儿子便有了香火，也许何家香火太旺盛的缘故吧，两位哥哥以及嫁出去的一个姐姐，每人都生养了两个孩子，六个全是有茶壶嘴儿的，没有一个是女娃娃。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心里嘴上总有一种幸福之余的遗憾。
秦淑芳理解一家人的心思，过门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便给这个家庭生了一个女孩儿。何灵的诞生，给这个几乎清一色男子汉的大家庭带来了笑声与欢乐。何振清两口子更是视女儿为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中怕飞了，一家人的喜怒哀乐几乎全是围着这个山村小公主转的。
由于秦淑芳家庭贫寒，自己体弱多病，灵灵生下来体质也弱，常闹病闹灾的，住院似乎成了家常便饭。乡卫生院住过，镇卫生院住过，县中医院和县人民医院也住过。回忆中，灵灵输过几次血，但却无法查证哪一家医院卫生院的哪一次输血与灵灵感染ＨＩＶ有关。
何振清确信女儿灵灵得了艾滋病，也曾找过几家医院讨说法，但都不了了之。
挽救女儿要紧，何振清便把向医院讨说法的事儿搁在一边，兄弟姐妹凑了３５０００块钱，让何振清抱着女儿到了北京。
在北京住院期间，何灵的病情得到缓解，打、跳、笑、闹、玩，恢复了小孩子的常态。偶尔，护士还教她背两句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阿姨，黄河不是流向海里的，是流向山里的。”灵灵天真地给教她背唐诗的护士阿姨“纠”起错来。
“灵灵，黄河是流向海里的，那个海叫渤海，好大好大的海。”
灵灵还是不信：“没来北京之前，我每天每天都要看黄河，黄河就是朝山里流去的呀！”
钱花完了，何振清又抱着女儿回到了黄河边：“爸爸，你看黄河不是流向山里了吗？为啥护士阿姨偏要说‘黄河入海流’呢？”
父亲笑了笑：“灵灵，你说得对，护士阿姨也说得对。”
灵灵睁大了眼睛：“为什么？”
“从我们这儿看，黄河是朝山里流去的，如果爸爸带你翻过山去看，黄河便流向海里去了。”
灵灵的聪明，给了何振清几许安慰。或许正是这几许安慰，又给何振清带来更难言、更沉重的痛苦。
该上学了，何振清带着孩子去报名。老师头也未抬：“哪个村的？”何振清回答：“旗杆坪。”“啥名字？”“何灵。”
“何灵？！”老师手中的笔不动了，眼镜儿差点从鼻梁上跌下来，“我们这儿不收她，不收她！”
“为什么？”
那位老师如同回避瘟疫一样迅速离开：“你到县里去吧！”
旗杆坪离县城二三十里地儿，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得了艾滋病的孩子，能跑那么远去读书吗？更何况县里学校能不能收也是一个问题呀！
不能读书，终究是灵灵心中的一件憾事，这件憾事一直伴随着灵灵走完人生最后一个脚印。
灵灵发病了，何振清卖了房子，凑得两万多块钱又带灵灵上了北京。钱用完了，何振清又抱着灵灵回到了黄河边上的小山村。如此反复，已将何振清的精力和财力耗尽。
灵灵又发病了，高烧，咳嗽，心悸，而且淌了许多鼻血！
“爸爸，我们还上北京吗？”
何振清抹去眼中的泪水，无法回答灵灵的期盼。
“爸爸，北京真是神了。不然，为什么我得了病一到北京就好了呢？你带我去北京吧，病好了，我给你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好吗？”
何振清再也控制不住了，一把将灵灵揽进怀里，放声大哭：“灵灵，我的乖孩子，爸对不起你，爸对不起你啊！”
顽强的生命力，又让灵灵奇迹般地多活了半年时间。
秋风起了，秋水凉了。此时的灵灵，已失去以前所有的活力与光泽，在父亲怀里，乍看像一把串起来的骨架子。一切都荡然无存，存在的只有那首唐诗和那个遗愿。
“爸爸，你说你带我去看海，去看黄河入海的地方，我去不了啦！”
“不！灵灵，爸爸要带你去的，一定带你去的！”
“爸爸，我去不了了，灵灵走不动了。不去看海，我也知道黄河是流向海里的。小惠告诉我，老师给她讲了好多好多东西；小惠也跟护士阿姨说的一样，咱家门前的黄河是流向渤海的。如果我上学，我早也知道这些道理了，可是——”
“灵灵，你别说了，都是爸爸的错哇！”
“爸爸，你别哭了，我给你背诗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字尚未出口，只是一丝气息，灵灵便永远地离开了她亟想知道但又无法知道的世界。
第十一章 魔爪下的花蕾“我想上学！”
２００１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的以防治艾滋病为主题的晚会上，一个中年男子拉着自己８岁的女儿在掌声和泪光中出场。他出场不是表演节目，而是向台下师生们、向全社会发出呼唤：
“我的女儿是无辜的！我想让她活下去，希望社会救救她！”
这名中年男子名叫张建启，他的年仅８岁的女儿名叫夏青，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
张建启是河南雎县河堤乡的一个农民，２００１年４月，女儿得了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