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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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他们小我十几岁，像对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同情和鼓励，希望我生活快乐。有次德枢说：“你写的文章怎么老是泪啊泪的，不会多笑一笑吗？”我永远记住他的话。但哪知苦难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袭击我，忍不住的眼泪是我情感的宣泄，但眼泪并没有淹死我，我也在不断地寻笑。对生活我从来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实不断破坏我的梦，我只得经常从苦中寻乐、寻美、寻情。在友情亲情的大厦里，我充满了快乐，洋溢着笑容。现在傅学斌是全国知名的脸谱画家，王德枢是著名书法家了，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忘不了我原来的副处长江雪，她不仅在我被批斗情绪低落时，用一朵小白兰花安慰了我；在我摘帽后又帮我安排了剧团任编剧的工作，使我终于能一生从事喜爱的写作事业。我终身忘不了她的仁慈关爱。

　　　　更深的友谊，在共同改造中建成。北京市委机关里被揪出的右派，在改革开放时代，大多做出了新的贡献，来往较多的有白祖诚、梁湘汉、张敦礼等

　　　　白祖诚，这位顽强的生活者，他用多病的身体每天写作十来个小时，每写完几章，就请我们这些老友去给他提意见，他出国去女儿家期间，也不断给我们发来电子邮件问候和交流彼此的情况。

　　　　梁湘汉，从来都是以助人为乐，对我更是帮助不少，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表达了他友谊的诚挚。他帮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帮我女儿春歌找了一份有意义的工作。

　　　　张敦礼于改正后任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他为人、工作皆如其名，敦厚、谦恭，我有时找他谈谈心，他总是耐心地开导我。

　　　　善良的人总能重新对待我。改正了，原来宣传部不敢亲近我的同事，如今热情地和我握手言谈，嘘寒问暖，有事热情帮忙。

　　　　彭静云、王金鲁、赵树枫在我拍摄《曹雪芹》和办《中国电视戏曲》时都帮我介绍过企业支持我拉赞助款。

　　　　王恩荣，金铮到医学界工作了，都是有求必应。

　　　　柳晓明后来是律师，在我办杂志遇到法律问题时，他总是无私地协助。

　　　　陈瑞美惦记着邀我一同去参加杨述、韦君宜合葬的仪式。在这仪式会上，我听见了当年宣传部副部长张大中对杨述的悼词中，自省了他在1957年抓宣传部右派的事。这怎能怪他，不能怪宣传部任何一个人，但他的悼词使我感动。他是能自省执行错误路线的少数人之一，在1982年我创作了歌颂地下党的现代京剧《雪映古城》演出时，他就在《北京日报》上发了肯定此剧的文章，并对我说：“其实你那时的一些言论只是在党内会上的发言。”我理解他话的内涵就是当时划我为右派是不对的。

　　　　邓可因是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女儿，北大毕业后，来宣传部工作，为人宽厚，我和她及住得离她较近的余梓林常聚餐聊天，余梓林也是宣传部同事，比我们小一点，为人热情、诚恳。后来又加入了老同事何庆余，友谊的火花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李光远是我们宣传部的理论家，从宣传部到了原《前线》和《求实》杂志。他每有新作都寄我一本，比如他翻译的《论个人主义》；《真理、学习、方法、人生》他书中有许多新观点，给我以启发。

　　　　吕祖荫曾是宣传部工矿宣传处处长，平时就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反右时他是支部委员，就因为认为我不够右派而被取消支委职位下放劳动，那个时候是有理不能讲的啊！他和我一样爱好诗歌，聚会时，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对诗词的许多新的见解。

　　　　老同学李筠、张慧雯夫妇在我改正后，一直在拉帮我参加他们发起的北京市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活动，使我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放手工作。帮我从扭曲的性格中解放出来。

　　　　老同学董平，是我在校最好的朋友，她身体弱，我去颐和园党校她家看过她几次，我们一起唱着过去的歌：“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哪样哟，别的哪哟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们的歌声里没有悲哀，只有对青春的回忆。现在我们经常通电话，每听到她那依然清脆的声音，倍感亲切。

　　　　在首师大工作的老同学薛文，是个热心人，在前几年和我共同帮助生活遭遇困难的同学张世龄，对我的写作也很关心，经常电话互相鼓励，他身体欠佳，老说：“能活到2008年看到奥运会的在北京举行，就不错了。”我鼓励他向百岁进军。

　　　　老同学杨育才，五十年后重逢，犹如当年，他热诚，脾气好，对我关怀做到了无微不至。对我的作品字斟句酌地推敲，他是北师大历史系的副教授，要求我既要真实地写出历史背景又要掌握分寸，他找来大量的史料供我参考。还鼓励我运动，促我骑车。于是清晨，我常在车辆较少的马路上来回骑自行车，感觉极好，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一高兴，涌出几句顺口溜：

　　　　迎朝阳，车飞奔，

　　　　风拂发际耳边吟。

　　　　飒爽英姿重又现，

　　　　挺胸快蹬似腾云。

　　　　市领导人黎光、张建民、王大明、张百发等在我拍摄《曹雪芹》时，都给予我大力的支持。

　　　　已经成为名人的王蒙、邵燕祥、从维熙依然是平易近人地帮助我、鼓励我，为我的诗集、散文集写序言；鼓励我再接再厉地记录下曲折的人生、历史的一部分。

　　　　从小和我共同成长的表兄弟妹，无论是同住北京的表弟姚监复和表妹姚一平、姚山平，还是工作在杭州的四表妹姚南平和定居美国的五表妹姚蜀平，每次见面时，他们仍按旧时称呼，叫我一声“小姐姐！”，亲切的称呼唤醒儿时的记忆，白发苍苍的我们又都回到了快乐的童年。今年九月五表妹从美国回来度假，我们相聚在三表妹家中，五表妹弹钢琴，我们合唱童年的歌曲，情浓意深。

　　　　童年在西安，教我开吉普车的表兄贺克美，在北京解放那年我母亲让他由长沙转来北京工作，来时他是共青团员，我曾陪他到北京市团市委转关系。荏苒春秋，他是“乡音未改鬓毛衰”。他是我们表兄弟姐妹中唯一保持湖南口音和湖南特色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给我一点家乡特产：经盐糖淹制过的红红的老姜，甜辣甜辣的，又尝到家乡醇厚的风味了！

　　　　我早年的朋友、儿时的兄弟姐妹啊！虽然我们都老了，但我们相聚时，最热烈的话题是对祖国命运的关心。

　　　　晨日相逢风雨骤，

　　　　夕阳聚庆桂花酒。

　　　　酸甜苦辣埋心底，

　　　　热血依旧比酒稠。

　　　　重新创业中，在拍《曹雪芹》时，京剧院的徐玉川导演（已逝）和她的丈夫李光晨，还有何家济、苏伟以及许多演员都帮助了我。办《中国戏曲电视》时，曾是中央电视台导演的果青，新影的王永宏、文艺报的主编钟艺兵等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深圳出版诗歌集《百花吟》，又相识了海天出版社的热心的薛亮编辑，至今仍有来往。

　　　　住在永定门东街时，管片的片警王林是个不同凡响的警察，作风文雅、朴实，热心帮助他管辖的每个居民，尤其对孤寡老人照顾，我二儿子去世时，他不仅来安慰我，并及时帮我处理一些后事。他有20余年的警龄，甘愿长期留在基层为老百姓勤勤恳恳服务，做个普通的警察。但他并不普通，他爱好文学艺术，遍读古典小说，又习画、习字。我搬家后，还在百忙中来看我，问我如有什么困难，他会尽力帮忙，真够朋友。

　　　　三0一医院心脏病专科大夫凌瑞琴，是母辈的朋友，也一直关心我和女儿的健康，她研究的促生“褪黑素”的“睡眠康宁”助我缓解失眠痛苦，她是一个对所有病人都温和、耐心、认真的医生。

　　　　当我的《百花吟》诗集在深圳发行后，收到三十几个图书馆给予的收藏奖状，包括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还有许多读者和朋友的来信。曾与我在宣传部共事的王建来信说：“你一生是苦难的，也是光荣的。”深圳一位读者来电话说：“钟老师，我将您的诗集寄给了我的母亲，母亲也受过许多苦，希望她像您一样坚强、乐观。以书会友，乐在其中。

　　　　我的大厦里，还有我父亲的大家庭。

　　　　我继母朱霞真，苏州人，离休于中国铁道学院，文化大革命后，每年春节都去父亲家，每次都能尝到她亲手做的特别可口的江南菜，尤其是八宝饭，最为我们喜爱。继母长期照料父亲生活，能同甘共苦。她脾气好，为人和蔼，我很尊重她，和兄弟妹妹们一样，也喊她“姆妈”，我融入了这个和谐的大家庭。

　　　　父亲从不为子女谋职，但他的十个孩子在他身传言教的影响下，都成就为社会有用之才。

　　　　我大姐钟步超，大连轻工业学院物理系离休副教授，2006年七十八岁，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天文。我行二。大弟钟呐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二弟钟战天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室主任。三弟钟戈天北方交大老师。四弟钟漫天中国纺织工业部服装研究科技中心处长、著名的中国古今民俗鞋帽饰品专家。五弟钟波天原工大附中心理学教员，现在是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秘书长。六弟张得宁上海华星物质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妹钟霞天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夫。小妹钟渤海中石化工程建设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我的兄弟姐妹们在我二儿子建一病危时，他们都给了我精神上的支撑和分担值班的劳累和帮助解决疑难问题，我得到了亲情的温暖。

　　　　父亲还有三十余位孙辈，个个成才。102岁的父亲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2005年8月8日午夜，在恬静的睡眠中，102岁的老父，带着满堂儿孙的爱戴，带着他对祖母永远的遗憾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曾任职的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为他成立了《钟皿浪同志治丧委员会》，举行追悼会，宣读了庄严的悼词。肯定了他对革命“百折不回的精神、威武不能屈的性格、富贵不淫的品德和贫贱不移的志向，在各种风浪中勇往直前”

　　　　现附上北方交大的悼词

　　　　钟皿浪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黄埔军校三期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原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钟皿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8日逝世，享年102岁。

　　　　钟皿浪同志，1903年生于湖南岳阳市张家村。1920年参加湘兵学兵营；1922年进广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广东第二军学校及湘军讲武堂连副；1925年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同年参加北伐任广东东征军政治部宣传委员、广东中央政治讲习班队长；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同年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营长，领导江西安源煤矿矿工参加秋收起义，失败后被捕；1928年保释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9年考入南京禁烟委员会；1932年至1938年在上海任铁路警务段长等职。钟皿浪同志为了拉出一支队伍重回党的怀抱，于1939年打入汪伪组织，先任伪独立第14旅旅长，后任伪南京警卫三师师长。经过多年精心酝酿准备，在白色恐怖下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积极策划起义。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率领警卫第三师3000官兵武装起义成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当时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致电钟皿浪同志，高度赞扬此举。1945年8月经华东局批准，由刘贯一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军长，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1953年10月至1965年任北京铁道学院副院长，在此期间钟皿浪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为党的教育事业、为铁路建设培育人才，付出了辛勤劳动；1965年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下，钟皿浪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和心身摧残，被打成“叛徒”和“特务”，遭到了批斗和诬陷。在逆境中，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

　　　　钟皿浪同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政治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革命立场和共产主义信念。1995年离休后，他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继续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