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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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拓中磨练
遇过歧视，也遇到伯乐。1984年老同学李筠已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想组织个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将票友团结起来，问我愿意干吗？我说如果从娃娃抓起倒很有必要。因我亲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在音乐方面所学，均脱胎于西洋，没有学过中国的工尺谱，没学过中国的戏曲，所以身在京剧界，却对京剧爱得不深。如果从娃娃抓起，我想是振兴戏曲的根本道路。李筠支持我的观点，他挂帅，我开锣，干起来了。没想到干民间社团竟然充分锻炼和培养了我的勇气和能力。
至1984年，“心有余悸”有所缓解，主要是政治环境不断宽松，双百方针逐步体现，再加上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干的又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似乎变了个人。
编剧职业不用天天上班，因此我有余力干社会工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早上八点以前，我就到副市长王纯家门口堵他的汽车，请他批准我们拟成立协会的报告。为什么非要堵门呢，一则他到了班上，层层门槛难迈，再则进了他办公室，也会遇见拦路虎。有一次好不容易进到他办公室，刚讲了几句成立协会的意图，就被旁边一位与他熟悉的来客贬了几句：“你们不就是想通过组织社会团体赚钱吗？”王纯市长也就顺水推舟地说他当天太忙，打发我走了。出来后，那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饶舌者，气坏我了，但我没有泄气，想干一件有意义事业的火焰在胸膛熊熊燃烧。王纯市长有感于我的执拗和热忱，不但在清晨拦他汽车的当天批示了我们可成立协会的报告，而且为我们的成立大会无偿地借了北京饭店的大厅。
有王纯副市长的支持，有市委宣传部李筠和左麟书两位副部长和市政协秘书长李天绶的直接领导，我从剧团内外请了几位干将（马鹭、刘泽民等）张罗起来。请来了文化艺术界二百多人，在大厅里绘画、献唱，还摆了20来桌酒席，真像是点燃了民族艺术振兴的篝火。初步凸现价值的我，一扫羞怯、畏缩，和左部长挨桌敬酒，结交各界朋友，为开展工作准备了良好的基础，那天我至少饮了一瓶葡萄酒。
从此我组织演员小组到中学、小学演出，用《三岔口》《长坂坡》这些动作性强的折子戏开锣，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观众。随着信心的增加，我们和少年宫联合组织了北京市少儿京昆剧团。面向全市招生。我们到许多区和大工厂去发动分会的成立，我经常在面对众多听众的舞台上做报告，态度十分从容。被扭转的性格扭转回来了，如同回到14岁在天水舞台演《武则天》中上官婉儿一样的洒脱自如，无拘无束了，从压抑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而且有了发展，不仅开朗大胆，而且沉着老练。
在京昆协会还组织了抢救老艺人艺术的摄制录象活动。为著名老生演员李万春录了一场精彩的折子戏；还摄录了跷工、喷火等京剧舞台上的特技。
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创办大型公开刊物《中国电视戏曲》都进一步锤炼了我的性格，再不是小时那个可怜的林黛玉了，也不是在一担石沟被讥为“顾影自怜”的鸡倌了。我曾被压抑的个性和潜藏的才能终于释放了。吐诗抒怀：
魂灵儿
魂灵儿轻轻飘拂，
一声冷语使它冻僵，
一句问候唤它苏醒。
在寒风中，它受伤忍辱，
在阳光下，它生龙活虎。
在夹缝中，它拼命上升，
像灵芝，像岩上松。
不要桎梏它，解放它吧！
它不是地狱的女巫，
它是阎罗的叛徒。
瀑布
冲破两峰的挤压，倾泻而下，
一路上嶙峋怪石悬挂陡崖。
被撞得粉身碎骨，
飞溅出满天晶莹的水花。
无时回顾、叹息更无暇，
冲呀！胜过一群奔腾的骏马。
亘古岁月甩身后，
嶙峋怪石磨光滑。
哗！哗！背依峭壁，撑开双峰，敞怀大笑，
震撼了千山万壑，
喷放出天地的精华。
自筹拍电视剧《曹雪芹》开始，我就办了个内部刊物《电视戏曲》，1994年初老同学，也是老报人陈牧鼓动我申请正式刊号。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刘习良副部长和广电部总编室王凤玲等同志大力支持，不久得到新闻出版署的批准，上了一周的主编培训班后，就组织人马上阵。谈何容易，文责自负，政治上不能出问题，还要自筹经费。筹办时，有位老友好心地对我说：“何必辛辛苦苦为他人做嫁衣裳？”而我当时刚拍完《曹雪芹》，对“电视戏曲”这种新型的艺术很感兴趣，而且从全国来说，正缺这种艺术的探讨园地，得到领导和国家的支持，怎能不办呢？老同学陈牧与我通力合作，他是有经验的，不怕办不好！
但是不久，陈牧与他夫人胡芝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成立了中国戏曲表演学会，接着他们就自己办起了《中国演员报》，我只好单枪匹马来经营《中国电视戏曲》。
在丰富多彩现代化文艺的冲击下，爱看戏曲的青年观众不多，而电视戏曲正是想让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联姻，产生一种具有民族化的新艺术，也是想以此吸引青年观众接近民族艺术。意图是美妙的，但困难如跨雪山、穿戈壁。喜旧者不爱它，爱新者嫌它旧，“电视戏曲”被称为“非驴非马”，因此这个刊物很难拉到广告，发行量也很少。经济十分拮据。办京剧昆曲振兴协会的经验和胆量此时帮助了我。
我请善良而有威望的前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当社长，拿上他的介绍信去拜访无锡电视基地和浙江、江苏、河南、湖南等实力雄厚的电视台。每年与一家电视台合作举办全国性的电视戏曲片的评奖工作，刊物围绕着评奖活动进行，由合作的电视拍摄基地或电视台出一定的费用，如此，刊物的经费基本解决了。
可惜好景不长。办到第三年，刊物遇到最困难的日子。新的合作电视台没找到，我又忙于为二子建一治疗癌病，连小赞助也没空去奔走，只得暂停刊物出版。这时我刊挂靠单位的一位实权者对我说：他可以弄到经费，但条件是刊物改名并更换主编，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答应了。可新闻出版署迟迟未批改名，那位实权者怕停刊过久失去刊号，立即弄了六万元让我接着办两期，但不让写上原来我请的顾问。我曾经郑重敦请的顾问万国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秘书看到新出版的刊物上取消了万老顾问的名子，追问我为什么？我只得实情相告。万老秘书又向新闻出版总署询问，并说：“全国只有这么一个电视戏曲刊物，何必改呢？”新闻出版署也就不改了。我向那位负责人汇报了这些情况后，他生了气，来了个釜底抽薪，不让我的刊物再挂靠在他们的单位。刊物面临生死之际，广电部总编室同意我直接用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来主办这个独一无二的刊物。于是我重新振作起来，在1999年初成立了全国电视戏曲理事会，与有条件的省市电视台合作，继续组织电视戏曲的评比观摩，每年为电视戏曲做一件大好事。许多电视台愿意出资支持刊物，有22个省市电视台参加理事会，于是我们共同将电视戏曲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我主办的刊物，1996年第一次组织的电视戏曲展播活动，参加展播的单位27个，19个剧种，节目42个，获奖节目39个。到2000年第五次展播时，参加单位增至69个，参展剧种26个，节目118个，其中70个节目评为优秀。
任何新事物在前进道路是都有曲折，过了两年，随着各电视台的改组、人事变动等等，刊物经费筹措又发生困难。一些善随市场变化办刊物赚钱的人，弄不到刊号，纷纷来找我，条件就是改名、改内容，拟用那些黄色的、粉红色的趣味来吸引青年读者，这些都由他们来操办，而我只需坐地收款即可。我岂能出卖我的事业，我理想的一部分？领导我们刊物的广电部总编室知道了我的困难后，劝我交了吧？看来此刊气数已尽，只好将刊号给交还总编室。
1994年至2000年底六年半的办刊，总算为电视戏曲这个新的艺术品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次停刊后，许多电视台的电视戏曲工作者来电话都表示了无限遗憾。但我已在最后一期发刊词《告别，迎新！》中向执着于电视戏曲艺术的全国同人告别，并祝他们在未来的电视戏曲事业上硕果累累。一个已经出土二十年的新剧种，根子扎在深厚的戏曲泥土里，怎能不随春风一年比一年更繁荣呢？何在乎一个刊物，一个小园地的枯萎？电视戏曲必定是满园春色关不住，枝枝红杏出墙来。
办刊中遇到的苦涩，还逊于摄制京剧电视剧《曹雪芹》呢。
七、建一儿的奋起
1978年改革开放时，建一儿25岁了，由于受我的牵累，他没有考大学，极左路线时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是不会被录取的。但他通过自学完成了高等学业。
（一） 自学成才
文革初期建一十三、四岁，正上初中，却遭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以至踵骨粉碎。等他的脚基本恢复健康时，已经到了1973年，他也有20岁了，该工作了，街道分配他到一个小工厂当冲床工人。在工厂里由于他爱学习，成为工厂里业余理论教员。1976年《四五》前后，他参加了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被当成“反革命”逮捕，失踪近一个月。打倒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给建一平反了，颁发给他一朵大红花，终于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
四人帮倒台后，他在长安戏院当服务员时，在剧场门口总是一边收票，一边背英文单词或古文，剧场领导认为他这样影响工作，又将他调去烧锅炉，他倒蛮喜欢，这样他可以一个人利用空隙时间学习。我去锅炉房看他时，见他一手拿火筷子捅火，一手还拿着《古文观止》。就这样他自学完业余大学中文系。就凭着这个学历和刻苦学来的知识，改革开放初期，他就迅速崛起，自办民校。
回想起建一在炉火照耀下孜孜苦读的神情，更深地理解了他是个多么好的青年，他懂得“知识就是力量”，他的志气、追求和顽强的自学精神和他幼年生活在大知识分子家庭有关系。
（二）、黎锦熙对他的影响
1984年建一写了一篇记念黎锦熙的文章，发表在同年《湖南文史资料》第五期上。他用充满崇敬的心情，亲切、细致、准确而生动的文字，刻画了著名学者黎锦熙的治学精神、风度品德和日常生活等。
《我的爷爷》
——记黎锦熙教授
我的爷爷黎锦熙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他曾是晚清秀才，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他是高擎着白话文的旗帜，从封建故纸堆里冲杀出来的猛士。他奠定了白话文语法的基础。从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语言文字——白话文，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其实，黎锦熙是我的外公，但我从小就叫他“爷爷”，我们几个外孙都叫他爷爷。我出生后三天就来到爷爷家，我就是在爷爷身边长大的。后来，虽经“文革”之变，搬迁分住。但我的住处一直和爷爷家离得很近，来往很多，表面上虽然分两处，实际上仍是一个家庭。后来爷爷搬到朝阳门内北小街四十六号，我也于一九七六年住到那里，直到一九七八年爷爷与世长辞，可以说在我们第三辈人里，我是受他老人家教益最多的一个。
从我出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十四年中我和爷爷是朝夕相处的。那时我们住在西城区成方街35号一个大四合院内，我住南屋，北屋正中是作为客厅兼饭厅两用的大堂屋；和堂屋相通的西厢房是外婆的卧房，东边的厢房是爷爷的卧室。每天爷爷总是早晨6点就起来工作，吃过早饭接着工作到中午，午饭后小睡一会儿，又接着工作，下午有人来就会客，否则继续工作。晚饭后，有时也要工作到夜里十二点之后，那时全家都已经入睡了，只有爷爷的窗口还亮着灯光。
爷爷总是那样有条不紊，工作的节奏就像一个时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从不停下来。那时我总是想：爷爷怎么有那么多的工作做不完呢？爷爷的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精神，的确是我少年时期的楷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生活道路。
爷爷有很高的修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从未见过他动怒。他是有名的学者，但他不论在外、在家都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在家总是穿着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