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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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东墙，炕占去了半边房，靠北一个长条高桌顶住两头。桌中央有个座钟，钟两旁各放一玻璃匣，匣中各插假花一枝，还堆满杯盘碗盏等。这位大嫂不过20余岁，鸭蛋脸，白净、丰满，大眼、端鼻，鲜红的嘴唇，真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穿着不整齐，棉裤膝盖处开了口，棉花一绺绺地挂着，也不补一补。一岁多的孩子躺在炕上，脸上长满了垢痂。
问她一句她答一句：“生活怎么样？”“好！”“收入怎么样？”“增加了。”“有困难没有？”“没有。”她转身面壁不再搭理我们了。小孙还穷追不舍：“你爱人在社里当小队长，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沉默。“有什么问题对我们说，我们帮助解决。”她开口了，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解决不了。”然后她闭紧嘴唇，再也不回答了。
我们正准备走时，司德顺回来了。
司德顺是个面黄肌瘦的青年人，目光无力，表情温和。开始他对我们说：“我啥困难都没有，就是她思想搞不通。”小孙说：“谈谈你本人在队里有什么困难吧。”他说：“我工作得很愉快，社员们都拥护我，可她老让我到城里找工作，可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可她说你这身子骨在这儿再熬下去，活不到30岁，你死了，我怎么办？我是不愿意离开的，哪那么容易死。”我问他收入情况，他坦白地说：“收入减少了。”他分析：“主要原因是干部管理不善，浪费大，其实今年地里并不减产。”当他妻子去院子里拿笤帚时，他说：“我拿她真没办法，她成宿成宿不睡觉，眼睛直发愣，我真怕她寻死。我准备暂时到城里找个工作做，过几十天再回来。我撒手走了，又不对又难过。我现在工作得是真高兴，我还写了个快板呢。”他从玻璃匣子里拿出他写的快板给我们看，有200多行，歌颂合作化的。“要不是有孩子，我也就算了。”我懂了，司德顺为什么在会上没说真话？他不愿在会上说泄气话，多好的青年啊！
这些农民不管是吐苦水的，还是说气话的，还是像司德顺这样说话顾大局的，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多么苦，从日出到日落每天始终辛苦地为国家生产粮食，那个王奶奶好不容易打了150斤小麦还舍不得吃，卖给了国家。司德顺妻子情绪虽然大，但也能够令人理解，谁又不憧憬美好一点幸福一点的生活呢？她条桌上的那些花不正是她心灵的透露吗？冬小麦啊冬小麦，他们都是冬小麦啊！他们忍受着寒冷，挣扎着生长，最后奉献出芳香的小麦。
北京解放前，苏联的小说就宣传合作化是农村革命的方向，解放后，又看了许多苏联宣传集体农庄幸福生活的电影，苏联农庄老大妈欢乐舞蹈的场景至今深印脑海。但在下乡调查中我没有看到我们合作社有苏联电影中所表现的集体农庄的那种富裕幸福。
我回到单位后，把这真实情况汇报给领导，只想引起领导注意改善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这时也正是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人们帮党整风的时候。我也感到政治空气活跃了，早春天气到了。接着我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冬小麦之歌》这首诗，表达我对农民精神的敬爱和我受到的启发和鼓舞…
没想到半年后，我的汇报和诗都成了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罪状，我坠入雾谷，晕头转向。
半个世纪过去了，2005年10月29日，我乘地铁，霎时就到了高碑店，又找到了司德顺的家，他上同仁医院看眼病去了，他的妻子接待了我，就是那个曾经不爱答理我们的漂亮而无心情无条件打扮的农妇。如今她穿着花夹袄，住房相当宽敞，用玻璃顶封闭的庭院约百米大，中间放置饭桌，三边是内室，透过玻璃窗可见室内沙发、电视机等；一边是她二儿子的书柜，还有厨房、浴室、储藏室。她满面春风地接待了我。谈起改革开放后生活逐步改善、蒸蒸日上，她笑口难收。当年那个躺在炕上，满身污垢的小男孩，现在承包了三家企业，另盖了两座庭院和楼房，变了，是该变了，变得好啊！
第十章惊鹏伏雁
“蛇”一向被视为恶类，没想到在1957年凡响应党的号召，热情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的知识分子却被当成了蛇，还是被引诱出洞的毒蛇，否则怎么会一棍子打死呢？谁能想到还会理直气壮地宣布：我们是阳谋不是阴谋。沦为“右派分子”的人也只好忍受暴虐。我这个小女子，竟然也在劫难逃。
一、早春
1957年春天在桃红柳绿中来临了。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面对1800多名党内外人士讲话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和高等学校里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人们“放”，鼓励人们打消各种顾虑，帮助中共整风。他说：“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毛主席的演讲给知识分子送来一阵春风。
1957年3月2日，上海市作协书记，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接上海市委电话要他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3月17日，他给留学波兰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写的家书中，报告了他听毛主席上述两个报告录音的兴奋心情。他写道：“毛主席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区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汇贯通了的人，”傅雷如此盛赞毛主席，完全出于他的内心。（参见《反右派始末》32页）
许多知识分子像傅雷一样，受到毛主席讲话的鼓舞。
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学教授费孝通怀里揣了多日的《知识分子早春天气》一文决心送出去了，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其文把“早春”的含义点得非常清楚：“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象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
一时间，对“天气”的议论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题。
人们希望乍暖还寒的“早春”寒气早尽。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暖风劲吹了，人们大胆起来，批判个人崇拜，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提出了疑议，虽然还只是议论，但感到空气松动了。“春到人间，老树竟然茁出了新枝。”社会学的老前辈，陈达教授开始写新著了；李景达老教授也写新著《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
人们为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兴奋，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们怀着一颗诚信的心，忘记了刚刚流逝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恶浪。尤其是文艺界，互相奔走相告，仿佛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活跃时代来临了，人们感激领袖的伟大，人们在报刊上敞开思想发言；毛主席一再鼓励鸣放，说什么这次整风不过是毛毛细雨。紧跟着四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报告，这又给了知识分子无限鼓舞和希望，希望自己追求的新中国到头来仍然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压制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毛主席如此诚恳地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不就是明证吗？《人民日报》1957年5月19日又发表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号召鸣放，不断加温。
在这种气候下，我也满怀热情相信真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也就在这时我在《北京文艺》1957年4月号发表了一组小诗：《冬小麦之歌》《冬天的小河流》《岩上松》《柏树与玫瑰》等，反映了我希望在双百方针指导下一展身手，能为党做出贡献。
二、“阳谋”
20天后，6月8日起，《人民日报》论调公开转弯，接连发了一系列批评知识分子鸣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等。
6月22日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
《早春天气》一文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信号弹”。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费孝通的检讨《向人民伏罪》。但检讨并没有使他逃过劫难，他还是被划成右派，直至1972年他才离开去劳改的‘五七’干校，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原本胖得有两个下巴的他，此时双颊如同刀削一样清瘦”（摘自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论述道：“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出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党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时期，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发动及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批判《文汇报》的同时，其社外编委——傅雷也被批判。傅雷自认为解放前“是一个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他的这种自我分析遭到驳斥，说他是‘亲美反共’，傅雷不检讨，他说：“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1958年“反右补课”，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儿子傅聪从波兰转道英国学习音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又牵连了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雷受到抄家和批斗，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9月3日凌晨和夫人双双上吊在上海家中，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付出全部热爱的世界，年仅58岁。他曾将毕生的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译文集》中，约五百万字，架起中法之间的文学桥梁，永存人世。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花费三年功夫，五十年代，又花费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他曾说：“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