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会炒股的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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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基金，由于在股市萧条期间表现极其糟糕，唯一的成果就是亏损太厉害，所以获得了5 000万美元的亏损税收减免。
1977年5月，在彼得·林奇与富达公司第一次亲密接触刚满10周年之际，沙利文将彼得·林奇叫到了办公室，他们作了一次深入的长谈。
“彼得，”沙利文经理直呼其名，“对于麦哲伦基金的过去和未来，你有什么看法？”
“过去的十年中，麦哲伦基金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我们的发展速度仍然落后于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公司在未来的十年里，必须调整投资战略，以顺应时代潮流。”
乔治·沙利文同意彼得·林奇的见解，“彼得，我正是为此事而苦恼，以我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事实上已经老了，我们的思想都变得僵化而缺乏进取心，对新事物的出现也显得不那么敏感。现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余波未熄。自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一场新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我知道你从来不理会五年有一次经济衰退的说法，可是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道·琼斯指数上升无力，各公司的赢利也大幅下降，我们的财产在账面上正在逐渐消失。你虽然有着乐观的预测，可我却在面对着遭受损失的股东怒气冲冲的指责。”
在沙利文的大力推荐下，林奇临危受命，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这项突如其来的任命令彼得·林奇又惊又喜，事实上，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领导麦哲伦基金取得成功。但又有些担心，自己只有33岁，他的肩膀能够担负这一重任吗？
1977年5月，麦哲伦基金迎来了一位新的也是最出色的一位基金经理。从这一天开始，麦哲伦基金注定将成为华尔街的一世之雄。
彼得·林奇上任后，并不能扭转因美国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股票下跌趋势，道·琼斯工业指数似乎很不给这位新上任的总经理面子，在随后的两个月中，下跌到801点。
林奇接手麦哲伦基金经理时，所面临的条件是1 800万美元的资产，5 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极度萧条的股票市场，数量很少而且还在迅速减少的基金投资者，而且由于麦哲伦基金停止对投资者开放，所以根本无法吸收到新的投资者。直到1981年的时候，麦哲伦基金才重新对投资者开放。
林奇认为，他接手麦哲伦基金的前4年的不景气不是天降惩罚，而是上天的赐福。这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这个行业，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关注。他说：“基金经理的成长有如运动员的成长，渐进成长要比速成好得多。”
初掌麦哲伦基金（2）
经过几年的分析师生涯的磨练，此时的林奇对于股票市场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熟悉市场上25％的上市公司，这使得他在股票的选择上游刃有余。早在1975年的时候，他就帮助波士顿的一家慈善机构管理证券，因此，对于基金的管理可以说也有一定的经验。
彼得·林奇做股票生意不靠市场预测，不靠技术分析，不做期权交易，不做空头买卖，那么，他又凭什么在股票市场上称雄？他又有何成功的秘诀？
说来也简单，只有两个字：调研。
彼得·林奇从进入富达公司的第一天起，就从事调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林奇出任麦哲伦基金经理之后，对他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彼得·林奇不喜欢搞脱离实际的预测，这在前文我们已经叙述过。在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华尔街千奇百怪的股票行情预测法。这些方法大多荒诞不经，有些也有一定道理，并有过成功记录，但比起彼得·林奇脚踏实地、注重实际的方法来，就显得有些像巫术般的需要运气了。
彼得·林奇采用的正好与之相反，因此他在股票市场上很少失手，这自然就会成为他使用的常法。由于调查的方法和判断力的原因，别人若采取这种方法，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包赚不赔，当然也不会次次赔钱。
初次在华尔街坐镇一方的彼得·林奇正是依赖这个法宝在华尔街取得了巨大的声誉。没有人敢轻视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林奇走马上任的第一个月，主要的事情就是换股，整天忙着把前任基金经理沙利文挑选的股票卖出，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欣赏的股票。并且他还要不断地卖股变现用以偿付投资者不断的投资赎回。
1978年3月31日，林奇接管麦哲伦基金已经10个月，麦哲伦基金的年度报告出来了，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基金增值了20％，而同期道·琼斯平均指数却下降了17。6％，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9。4％。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归功于林奇所选择的新股。他的投资策略是减少汽车、航空、铁路、公用事业、化工、电子以及能源行业的持股比率，增加金融机构、广播、娱乐、保险、消费品等行业的持股比例。这一策略使他买了不到50种股票，价值却高达2 000万美元。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全面的战略，他挑选股票完全是经验主义方法，像受过训练的警犬一样嗅来嗅去。
他特别关心细节，例如，为什么一家拥有电视台的公司今年比去年更赚钱？相反，他不太关心在某个行业的持有比例。他会见一位广播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他公司的业务有所改善，并且给他一份对他们构成最大威胁的竞争者名单。然后他检查细节，最终通常是停止购买别家广播公司的股票。他在所有的行业中寻找目标，这说明选股人行业认知有限并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于麦哲伦基金是一家资本增值基金，因此林奇可以不受限制地买任何证券——从各种类型的国内股票到国外股票，甚至债券——这给他充分发挥猎犬潜能的余地，他可以不受增长型基金经理那种行事方式的限制。
1978年1月，林奇告诉他的投资者：“麦哲伦基金的投资组合大部分由三大类公司组成，特殊情况公司、价值被低估的周期性公司以及中小成长型公司。”
买股票有消极策略和积极策略之分，消极策略是在所持投票表现不好时，找出新的借口，林奇认为华尔街的才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来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但是他的策略是进攻性的，那就是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发现更好的股票来换掉他已经选中的股票。
1979年是股市的好年头，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18。44％，而麦哲伦基金表现尤为突出，资产升值了51％。在写年度报告时，他再次面临解释自己投资策略的挑战，似乎他一开始就应该有一种策略，于是“增加房屋租赁业、饭店以及零售业的股票比例”成了他最好的选择。
初掌麦哲伦基金（3）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麦哲伦基金再现了上一年的辉煌，麦哲伦基金的股东们享受到了69。9％的收益增长率，而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只上升了32％。这一年，他的兴趣转移到了博彩业，同时对便利店的股票也有浓厚的兴趣。
回顾林奇早期的经营情况，他的股票的换手率之高令人吃惊：第一年的换手率高达到343％，投资组合中包括41种股票。1977年8月2，他卖掉了30％的股票。从这时开始，他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买卖石油公司、保险公司的股票，每个月都有消费行业的股票进进出出。1977年9月，他买了一些循环型股票，到11月就把它们抛掉。秋天他们增加了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及汉斯公司的股票，次年春天全部换手。他的最大持股从康柯里公司换成一家电信公司，然后又换成一家保险公司，之后又换了几家公司。他似乎每个月都要捣腾佛费斯公司的股票，直到它被摩托罗拉公司兼并，才停止买进卖出；他依稀记得这家公司似乎与计算机终端有关，但他到现在都不能清楚地解释它到底是干什么的。
他这种频繁交易导致每年都面临挑战。股东们阅读报告书时对这种方式有些敏感，“麦哲伦从价格已经回升的周期型股票转到销售和收入增加的非周期股票”是他每年都要重复的解释，随后是“麦哲伦减少了可能受经济滑坡影响的企业的股票，然而，他们将继续增加被低估的周期型股票的持有比例”。
后来，林奇在读这些报告时发现，很多他持有几个月的股票其实应该持有更久一些。这不是无条件的忠诚，而是应该盯住那些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公司。他的后悔清单有阿尔伯森公司，他买进不久就卖掉了，这只股票后来翻了300倍；还有联邦快递公司，他以5元的价格买进，不久以10美元的价格卖出，两年后它涨到70美元。
由于常常会干一些抛掉好股票而买进差股票的蠢事，林奇经常自唱“拔掉鲜花，浇灌杂草”，他对此很得意。有一次，巴菲特打电话给他，请求林奇同意他在伯克希尔的年报上引用他的这句“名言”。
在麦哲伦转为封闭式基金的四年时间里，没有新客户以及高比例赎回（达到全部份额的三分之一）迫使他卖掉老股票以挑选新股票。这段经历使他自己熟悉了大量公司和行业，并懂得了影响价格涨落的因素。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在为掌管百亿美元的大基金做准备。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他懂得了自己做研究的价值。
每年他要到数十家公司的总部去拜访，并在地区性投资会议上结识数十人（这个数字不断增加，20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二百多人）。
富达公司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公关午餐，即跟那些懂得如何经营保险公司或铝业公司的高级主管一起用餐。以往，他们跟办公室的同事或股票经纪人一起用餐，谈谈高尔夫球赛事或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气氛亲切，但却不如公关午餐对投资更有价值。
这种午餐制度后来扩展到早餐和晚餐。每星期，公司提供一份打印的名单，类似学校的菜谱（周一比萨饼，周二汉堡包等），只不过他们的“菜谱”是客人的名单，如周一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家具仓库公司，周二是某某公司等等，总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因为他不可能参加全部的餐会，所以他作了安排，尽量与他还没有投资的公司主管见面，看看是否漏掉了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如果他对石油公司不看好、他就会与石油公司主管一起用餐，这种交谈可能使他了解到，石油工业是否即将复兴的最新动向。这种信息总是对有关人士直接或间接有益，不论是制造商，还是供应商。
林奇每月至少一次与重要行业的代表会谈，了解这个行业是否开始转向或其他被华尔街忽略的最新动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警报系统。
他常常以这样一个问题结束会谈：你最尊敬的竞争对手是谁？如果公司主管承认其对手干得一样好或者更好，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他会马上买进他们竞争对手的股票。
初掌麦哲伦基金（4）
林奇由此得到的信息并非专业性很强的，或高度机密的资料，他的客人乐于分享他们所知道的信息，他发现大多数公司代表既客观又诚实，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他们承认；如果认为经营状况将会改变，他们也会告诉这些投资者。
有意思的是，林奇认为华尔街的谎言比主街（即实业界）要少，这倒不是因为金融业人士比大街上的商人更像天使，而是因为他们太不受信任，以至于每句话都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他们没有机会说谎。就算是蒙混过关了，这种谎言也过不了下一季度的盈利报告这一关。
他总是很仔细地记下在午餐时或会议上碰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很多人他每年要联系多次，成为极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对那些他不太熟悉的行业他们教会他如何阅读其资产负债表，以及应该提出什么问题。
林奇以前不了解保险业，直到他认识了几家保险公司的主管，他们用闲谈的时间，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保险业的速成课。他没有保险专业人员那样的知识，但他知道保险公司收入增减的基本因素，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他认为保险业的专业人应该利用他们的优势，注意保险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去买铁路公司或废弃物管理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对这些公司一无所知。
1980年，是卡特政府执政的中期，美联储正在为抑制经济过热而绞尽脑汁，利率因此上升到一个历史高位，在这种环境下，尽管银行业前景一片大好，但是银行业的股票却普遍低于其账面价值。他发现这一现象，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拍脑袋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