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晚明-第2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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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乘之，阴予以重。推收之法，以田为母，户为子。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私以己意变通。由是官田不至偏重，而民田之赋反加矣。
时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
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二十九年，俺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於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於是始。
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
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其初亦赖以济匮，久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陕、宣、大以兵荒。
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策，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屑，非国体。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是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多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故谓之提编。
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议，而提编之额不能减。
隆、万之世，增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征，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於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徵银，折办於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东西南北之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之法，徵纳不同。惟守令自知其甘苦，而通融其徵纳。今因人土之宜，则无偏枯之累。其法，以银额为主，而通人情，酌土俗，颁示直省。每岁存留、起解各项银两之数，以所加饷额，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裒多益寡，期不失饷额而止。如此，则愚民易知，可杜奸胥意为增减之弊。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下部覆议，从之。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於九厘外亩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亩徵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后五年，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每两一钱，名曰助饷。越二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石折银八钱，又亩加徵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兵部郎张若麒请收兵残遗产为官庄，分上、中、下，亩纳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御史卫周胤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役法定於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
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
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岁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曰均徭。他杂役。凡祗应、禁子、弓兵，悉佥市民，毋役粮户。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
后法稍驰，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勾单小。於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稽册籍，则富商大贾免役，而土著困；核人户，则官吏里胥轻重其手，而小民益穷蹙。二者交病。
然专论丁粮，庶几古人租庸调之意。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当丁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徵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於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其后诸上供者，官为支解，而官府公私所须，复给所输银於坊里长，责其营办。给不能一二，供者或什伯，甚至无所给，惟计值年里甲祗应夫马饮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户上供为京徭，主纳为中官留难，不易中纳，往复改贸，率至倾产。
其他役苛索之弊，不可毛举。
明初，令天下贡土所有，有常额，珍奇玩好不与。即须用，编之里甲，出银以市。顾其目冗碎，奸黠者缘为利孔。又大工营缮，祠官祝厘，资用繁溢。迨至中叶，倭寇交讧，仍岁河决，国用耗殚。於是里甲、均徭，浮於岁额矣。
凡役民，自里甲正办外，如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为常役。后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插浅夫之类，因事编佥，岁有增益。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於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馀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天启时，御史李应升疏陈十害，其三条切言马夫、河役、粮甲、修办、白役扰民之弊。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辄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於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时给事中刘懋复奏裁驿夫，征调往来，仍责编户。驿夫无所得食，至相率从流贼为乱云。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於原籍勾补。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
监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动以千计，死若逃者，勾补如军。灶户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贴以馀丁。上、中户丁力多，或贴二三丁，下户概予优免。他如陵户、园户、海户、庙户、幡夫、库役，琐末不可胜计。
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以万万计。所在筑城、浚陂，百役具举。迄於洪、宣，郊坛、仓庾犹未迄工。正统、天顺之际，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建。弘治时，大学士刘吉言：“近年工役，俱摘发京营军士，内外军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本用五千人，奏请至一二万，无所稽核。”礼部尚书倪岳言：“诸役费动以数十万计，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礼部尚书童轩复陈工役之苦。吏部尚书林瀚亦言：
“两畿频年凶灾，困於百役，穷愁怨叹。山、陕供亿军兴，云南、广东西征发剿叛。山东、河南、湖广、四川、江西兴造王邸，财力不赡。浙江、福建办物料，视旧日增多。库藏空匮，不可不虑。”帝皆纳其言，然不能尽从也。武宗时，乾清宫役尤大。以太素殿初制朴俭，改作雕峻，用银至二千万馀两，役工匠三千馀人，岁支工食米万三千馀石。又修凝翠、昭和、崇智、光霁诸殿，御马临、钟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药库皆鼎新之。权幸阉宦庄园祠墓香火寺观，工部复窃官银以媚焉。给事中张原言：“工匠养父母妻子，尺籍之兵御外侮，京营之军卫王室，今奈何令民无所赖，兵不丽伍，利归私门，怨丛公室乎？”疏入，谪贵州新添驿丞。世宗营建最繁，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军称之，岁费二三百万。其时宗庙、万寿宫灾，帝不之省，营缮益急。经费不敷，乃令臣民献助；献助不已，复行开纳。劳民耗财，视武宗过之。万历以后，营建织造，溢经制数倍，加以征调、开采，民不得少休。迨阉人乱政，建第营坟，越亡等，功德私祠遍天下。盖二百馀年，民力殚残久矣。其以职役优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至十六丁。万历时，免田有至二三千者。
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
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粟。荆、蕲水灾，命户部主事赵乾往振，迁延半载，怒而诛之。青州旱蝗，有司不以闻，逮治其官吏。旱伤州县，有司不奏，许耆民申诉，处以极刑。孝感饥，其令请以预备仓振贷，帝命行人驰驿往，且谕户部：自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贷，然后闻，著为令。”在位三十馀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馀万，所蠲租税无数。成祖闻河南饥，有司匿不以闻，逮沼之。
因命都御史陈瑛榜谕天下，有司水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又敕朝廷岁遣巡视官，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下狱。仁宗监国时，有以发振请者，遣人驰谕之，言：
“军民困乏，待哺嗷嗷，尚从容启请待报，不能效汉汲黯耶？”宣宗时，户部请核饥民。帝曰：“民饥无食，济之当如拯溺救焚，奚待勘。”盖二祖、仁、宣时，仁政亟行。预备仓之外，又时时截起运，赐内帑。被灾处无储粟者，发旁县米振之。蝗蝻始生，必遣人捕。鬻子女者，官为收赎。且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贷贫民粟，免其杂役为息，丰年偿之。皇庄、湖泊皆驰禁，听民采取。饥民还籍，给以口粮。京、通仓米，平价出粜。兼预给俸粮以杀米价，建官舍以处流民，给粮以收弃婴，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其恤民如此。世宗、神宗於民事略矣，而灾荒疏至，必赐蠲振，不敢违祖制也。
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岁以下不与。永乐以后，减其数。
纳米振济赎罪者，景帝时，杂犯死罪六十石，流徒减三之一，馀递减有差。
捐纳事例，自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人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止。武宗时，富民纳粟振济，千石以上者表其门，九百石至二三百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