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复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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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赛塔石碑　　

　　在拿破仑时代的人们看来，要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似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曾说：“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　

　　事有凑巧，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后来埃及学者们钦慕的事。　

　　1799年，法国远征军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赛塔地区附近，发现了一块非同寻常的黑色玄武岩石碑。第一批知道这件消息的学者们心里清楚，这块罗赛塔石碑将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里呢？　

　　这一块碑面世不久，《埃及信使报》曾登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　

　　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这个人便是后来的埃及学之父，法国人让·弗郎索瓦·商博良。　


○语言天才　　

　　据传记记载，让·弗良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接着就专心学习希伯来文，进步也是惊人的。　

　　他13岁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凑巧的是，不论他学什么还是做什么，也不论他有哪些不期然的机遇，都无例外地或多或少同埃及文化有关。每当他着手研究新课题，就无意地向着埃及问题靠近一步。他涉猎了中国古文，为的是考察中国古文和埃及古文之间有无联系。　

　　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向“法国碑文与纯文学学院”提交了研究论文，并宣布了对埃及象形文字的解读发现。在今天看来，这篇论文正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　

　　就这样，商博良根据拥有的资料编成了埃及法老王朝的第一部历史年表，那是1807年的夏季，商博良刚刚17岁。　

　　这称得起是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商博良当时可用的全部资料不过是圣经上的片段和零散歪曲的拉丁、阿拉伯和希伯来文资料；此外只有对照一下科普特文本了。科普特语是唯一的同古埃及语关系较近的语言，直到17世纪埃及北部还流行科普特语。　

　　教育当局得知商博良希望到巴黎进行研究工作，就请他自己命题写一篇论文。他们以为他只会写出一篇普通的学生作文而已，哪里想到他竟写出整整一本书的构思，书名叫做《法老统治下的埃及》。　

　　1798年8月，一名驻埃及的法国军官在朱利安要塞的罗塞塔地区，发现了一块黑色石碑，碑上分别用象形文字、阿拉伯草书、希腊文刻有三段铭文，学者们大胆假设：这是同一篇文献的三种文字版本。由此，解开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似乎有了一线曙先。现今，这块石碑就竖立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　

　　罗赛塔碑约有桌面大小，长3英尺9英寸，宽2英尺4英寸半，厚11英寸。碑体为磨光玄武岩，“硬得像鎯头。”一面镌刻着三段文字，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11行；第二段是通俗体文字，共32行；第三段是希腊文，共54行。　

　　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古希腊天文学家）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象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浸沉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法国埃及学学者商博良根据碑铭的希腊译文，辨认出相应的象形文字。如下这段象形文字，可以读成：“他说，安宁地来到这里并穿越天空的人，就是太阳神。”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青的探索者的含蓄与自豪。　


○传统的误导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尽管周围一片“学术”嘈杂，商博良却毫不理会，只是耐心地在那里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慢慢地前进着。这时他读到唐多·德·圣尼古拉神父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里面说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只是一种装饰花纹。商博良不为所动。早在1815年，他在一封议论荷拉波隆的信中写道：“这本书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和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相反，但我的根据来自埃及文物。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荷拉波隆所说的象征符号，如蛇咬天鹅、特定姿态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和桂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没有象征内容的。”　

　　于是在这些年代里，象形文字就成为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的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希伯来神秘主义、星占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来自象形文字，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来自实际生活一样。象形文字中出现了圣经里的话，还找到了洪水文学，甚至于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和汉语的段落也不在话下。商博良讥讽写道：“看来好像埃及人完全没有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东西。”　

　　所有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不或多或少来自荷拉波隆。真正破译的方法只有一种，它是同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有些伟大的发现，假如从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剖析，就会显得黯然失色。在懂得与它们有关的原理以后再来回顾，许多失误就会显得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就看得出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就显得很简单。　

　　今天很难想象，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才敢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起炉灶。必须记得，无论专业研究工作者还是当时的知识界之所以泥守荷拉波隆的规范，有两条重要原因：首先，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尊崇亚里斯多德、后世的神学家们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很相似。其次，虽然有人私下也许对荷拉波隆有所怀疑，但对于象形文字除非看做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找不出别的对待方法。不幸的是从表面看来，象形文字的样子很令人相信这种说法。另外，荷拉波隆生活在1500年前，比现在的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假如这可以算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被人接受。在普通人的眼里，象形文字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是这样说的。　


○法老的信使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是按照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它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练自己的头脑过程中得出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和不自觉的东西、有意的观察和无意的冥想的交叉点。灵机一动、一蹴而就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者更准确一些，照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完整的一套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　

　　商博良发现这一事实的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但应该说，从发现这一点后，他就明确地舍弃荷拉波隆的学说，并且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但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说是灵感的启发吗？能说这是瞬间的偶然现象带来的幸运吗？实际上，商博良一开始想到把象形文字当成拼音字母的时候，他自己都立刻否定了这个想法；当时他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当成f；并且错误地认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整套拼音结构。　

　　一段埃及象形文字的译文　

　　人的儿子，我的复仇者，门赫普莱尔，愿他永生，我焕发着对你的爱，保护着：我的手，你的肢体，用生命的保障。多么甜美啊，你的友情在我胸怀。我把你放在我的心坎，我赞赏你，我把你的力量和威严洒遍各地；向你表达我的焦虑，因为上天的靠山是有限的。　

　　其它研究象形文字的人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和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以及著名的英国学者托马斯·扬。他们都看出罗赛塔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的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就解决了问题的一部份；然而至此他们就一步也不能向前迈进了，有的就此罢休，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完全失败，他说这些象形文字“象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托马斯·扬由于采用了拼音的方法，因而在破译罗赛塔碑上的古埃及及世俗文体的铭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也在1818年更改了自己的主张；他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把这些字随意地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清楚：两种不同的方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以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为代表。他有才华，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