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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中国哲学初步-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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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上述引文告诉我们,在程朱看来,“天理”是无穷无尽、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天地万物都必须从它获得其存在的根据。 这种以理为中心概念的程朱哲学,有别于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两汉经学,有别于以“无”为本的玄学以及把世界看作虚幻不真的佛学。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称其为“理学”。

    “理学”还有一层意义,是指它以其先验的道德论,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调整社会矛盾。 程颐说:“性即理也”。

    ②

    这个“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 朱熹更明确地提出:“理便是仁、义、礼、智”。

    ③不难看出,“理”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伦理。 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人人应该共同遵守。 朱熹又把它叫做“当然之则”。他说: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

    ④

    这就清楚地表明:理学家用“理”来束缚人们的行动,维护

    ①《文集。 答黄道夫书》。

    ②《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③《语类》卷三。④《大学或问》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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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称其为“理学”。

    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认为,理在心外,万事万物之理,都是至高无上的天理的分殊。 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一元论”则认为,心就是理,理就在心中。 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①这是把心作为世界的本体。 王守仁发挥陆九渊的观点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②又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③。 这是把世界上万事万物及其准则以至各种道德伦理规范,都说成由心派生出来的。 由此,陆王形成了有别于程朱“理一元论”

    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这就是“心学”。

    以上可见,程朱与陆王的哲学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

    ④有许多共同特点,这就是:(一)

    程朱陆王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学说,教人明天理、去人欲。 但是,他们又都系统论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问题,从而为道德伦理学说编制出哲学上的根据,使儒学走向哲理化。(二)朱熹构筑起一个“天理”论,王阳明炮制出一个

    ①《与李宰书》②《答顾东桥书》③《与王纯甫书二》。

    ④《宋元学案。 象山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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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知”说,并非只为探讨哲理,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饬伦理纲常、强化礼教,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熹把三纲五常抬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而称之为“天理”

    ,使其成为“天下公共之理”

    ,这样一来,伦理纲常就被哲学化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宇宙法则,人、物、禽、兽都无法逃于伦理纲常之外。 但是,朱熹这样做并没有能够稳定封建秩序。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状况,说明外在的伦理纲常无法维系住人心。 于是,王阳明把伦理标准从心外移植到心内,转化为吾心之“良知”。

    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①他想把“良知”作为销毁人民“邪思妄念”的熔炉,导人改“邪”归“正”的灵丹妙药,政治目的与朱熹并无两样。(三)理学与心学都为人们“开辟”了通向圣贤之路。 朱熹鼓励人们“勇猛直前”

    、“用功克治”

    ,愚可以变成智、不肖可以转化为圣贤;王阳明则强调人人心中有仲尼,只需去掉“私欲”

    ,放弃个人利益,就可以成圣成贤了。 二者论旨亦同。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程朱陆王思想都有许多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宋明理学,应该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①《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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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时期哲学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问题,即人类自身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改造自然、社会这两种能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上无数哲人志士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各自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彼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大体上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由此,知行问题构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总结、探索我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对于科学评价和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促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朱熹的“知先行后”说

    哲学认识史发展到宋代,知行的难易讨论转变为孰先孰后的讨论,对这方面讨论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朱熹。 从下面引文可以窥见其知行观的特色:

    “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

    ①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

    ①《文集》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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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①

    “先知得,方行得。 所以《大学》先说致知。”

    ②

    这里,总括起来有三个论点:一是以知行先后论,为知先行后;二是以知行轻重论,为重行轻知;三是以知行相须论,以知来指导行,因行来启发知。 下面对这三个论点依次分述。(一)知先行后论朱熹体系中的“知”

    ,是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即按照封建伦理的标准来践履、行动。 朱熹知行观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成两载,坚持知先行后。 如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就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③的进行程序,认为只有“知得方行得”

    ,“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②。 反之,“义理不③明,如何践履?”

    “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

    ④

    因此,朱熹批评那些“只教人践履”的人说:“而今人只管说治心修身,若不见这个理,心是如何地治?

    身是如何地修?“

    ⑤

    在朱熹看来,如果只教人“笃行”

    ,不教人明“义理”

    ,“笃行”就没有目的,也就不成其为笃行。 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 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①《语类》卷九、卷一四。②《语类》卷一四。③《文集》卷七四。②③④⑤⑥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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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⑥。 这里,朱熹强调“知”对“行”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问题是知从何来?是从天上掉下来吗?不是的!一切知识(包括理论体系)

    ,都是来源于行。 就拿朱熹所强调的“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这个例子来说,人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当然要认识去这个地方的路,如果不认识路,盲目地行走,是不可能达到目的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对去某一个地方的路研究一番,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去某一地方的路又从何得知呢?还不是从行中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来看,应是行先知后,而不是知先行后。 朱熹颠倒了知与行的顺序。(二) 行重知轻论朱熹为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对封建道德的践履。 但朱熹既主张“知为先”

    ,何以又提出“行为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所以,先有知而后有行;另方面他虽然强调认识封建道德伦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按这种伦理道德去“行”

    ,从社会效果看还是“行为重”。依据是:第一,行能生知。 他说:“须要实去验而行之方知”

    ①,人们要知道果子的味道,“须是与他嚼破,使见滋味”

    ,不然的话,无法知道“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

    ②。 这是说,对果子的认识,要在品尝果子的践行中产生;第二,行能使知深化。 朱熹说:“知

    ①《语类》卷三五。②《语类》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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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①意为知得越明白,则行得越确实;行得越确实,则知得也越明白。 这说明知和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

    ④就是说,人们从间接得到的知识,而未达于行动,这种知识还停留于肤浅的水平。 所以,朱熹强调“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⑤。这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行可以使知深化;第三,行是知的目的。朱熹要用封建道德伦理控制人们的思想,就要求付诸行动。他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

    ⑥又说:“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

    ⑦这是说,“知”就要“行”

    ,而行则是知的目的;第四,行是检验知的标准。 朱熹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

    ⑧

    这里所说的“真知”

    ,乃是指“心”与“理”在自身合二为一。这种“真知”

    ,在朱熹看来,还需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来验证。比方说,在道德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知还是假知,要看其行不行,如果知善而不行善,则不为真知善,所以真知善,还需要行善来验证。 朱熹还引用《尚书》“知易行难”

    说来佐证“行重知轻”说。 他说:“《书》曰:‘知之非艰,行

    ①《语类》卷六四。④⑤ 《语类》卷九。⑥《答曹元可》《文集》卷五九。⑦《答郭希吕》《文集》卷五四。⑧《语类》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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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

    ①如孔子用两天讲完的知识,而他的七十弟子花数年时间也未能做好,究其原因,知是容易的,行是困难的,所以“行重知轻”。朱熹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论述“行为重”的命题,在认识史上是有价值的。(三)知行相须论朱熹曾经把知和行的关系比作眼睛和脚的关系。 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②“相须”

    ,就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 有了眼睛而没有脚,人不能走路;有了脚而没有眼睛,人看不见路。所以,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这种表述虽然过于简单,却表达了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接着,朱熹又提出,知和行还存在“互发”

    ,即互相促进的关系:“未须理会相发,且各项做将去,若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发。”

    ①人如果不明白知行互相促进的道理,就分别去做,知未至就专注于知,行未至就专注于行,这样,过一段时间自然会达到互相促进的效果。 朱熹又把知行比作人的两足,说:“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

    ②知和行也是这样行进的。 这种知行过程就是由“知尚浅”向知之深发展的过程。从上可见,朱熹较全面地论述了知行关系,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应该指出,朱熹这些思想是深藏在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的。 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思想从他的唯心主

    ①《文集》卷一三。②《语类》卷九。①②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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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体系中剥离出来,剔除其中的糟粕,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朱熹的知行学说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

    二、王守行的“知行合一”说

    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意在补朱熹“知先行后”说之偏。 在王守仁看来,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重“行”不重“知”的现象,所以古人为“补偏救弊”

    ,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

    ,以纠正“冥行妄作”和“悬空思索”这两种割裂知行关系的倾向。 由于朱熹把知行分成两截,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方面难免闪失,于是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

    说。他认为这种学说能“补偏救弊”

    ,从而恢复知行的本体,解决对封建道德的认识和行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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