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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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上升。 于是在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太学生”中，引起了一股利用风谣清议来批评朝政、品藻人物的风气。 汉末以至魏晋群雄割据，无论是代表寒门的庶族曹氏或代表豪族的司马氏等，他们都要争取人才以帮助自己扩充势力，又都要识鉴人物，以为己用，故承此余风提倡去粗迹、探真际以识鉴人物，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主流，于是清谈、品藻人物之风更盛。 如魏初刘邵的《人物志》，就是汉末品题清议、流风扇酿的结果。 它对于人物识鉴，发表了不少深刻的理论，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从“儒”到“名”
，从“名”到“道”
，又从“道”发展到“玄学”的痕迹。 可以说刘邵及其《人物志》是玄学发生的一个先驱者。 这是玄学发展的原因之二。第三，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得意忘言”之说，实直接开创了玄学的先声。汤用彤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 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 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 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
而抽象之本体是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的，故“王弼首倡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
①由此言之，玄学之直接形成是由王弼开始，而玄风之扇，则是儒家经学烦琐训诂。 而对王弼所谓“得意忘言”所扇起的玄风，按魏晋玄学言意之辨有两说，即言不尽意与言能尽意。 而王弼主张的应是后者，王弼说：
①《魏晋玄学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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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①，这是说言可以明象，象可以明意，即言是可以尽意的。 而他所谓的“忘言忘象”
，不是说不要通过言、象来明意，而是说当意既尽明，则要把言象忘掉而已。 他举例说，在《易》中以马象“乾”
，是要说明“乾”
卦为“健”之意；同样，以牛象“坤”
，是要说明“坤”卦为“顺”之意。 王弼认为人们既尽得“乾”健、“坤”顺之意，就要把马和牛的象忘掉，不能死扣在所象之卦中，把马与“乾”
、牛与“坤”等同起来，说“乾”仅以马为象，“坤”仅以牛为象。 因为事实上“大壮。 九三”有“乾”
，却以羚羊为象；“坤”卦无“乾”
，而卦辞却以马说之；“遁”卦无“坤”
，“六二”亦称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称马。 因为象之示意，只是各取一端，各卦不同，不能执一而论的。 王弼指出，象数家把象执着而不忘，与卦意死扣，那么必定弄得“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②。 王弼以此主张来纠象数学之失，是正确的。 也正是由于玄学家们把这种新方法推之以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于是建立了有系统的去粗迹、探真际的玄学。“言不尽意”之说，其实不是发自王弼，而是出于与王弼同时而略早的荀粲。 荀粲云：“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 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③
①《周易略例。 明象》②《周易略例。 明象》③《三国志。 魏志。 荀彧传》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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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寻荀粲之言，也不是说言、象不能达意，而只是说言、象不能尽象外之意。 荀粲此说似更接近《老子》“玄鉴”之旨。而管辂则较荀粲说得更彻底。 他认为，圣人之意是难以言论的。“易”所谓“言不尽意”者，是说圣人之微言大意不是文字所可表达，必须由“性”与之相通。 故管氏在答邓飏问“易”时说：“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①依管氏之说，“言”
“象”皆是无定意的，因人“性”之所通感而见仁见智而已。这义接近于庄子的呼我为牛则牛，呼我为马则马之论了。 显然，管辂之论“言”与“意”的关系，是站在更为玄学化的立场上说的。 荀粲、管辂、王弼对“言不尽意”的解说各有差别，但都属内部的论争。同时，言意之辨与识鉴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对人物的识鉴，要通过言貌行止来进行，但这是不容易做得好的。而识鉴人物，知人善任又为当时政治斗争所急需。 因此，言意之辨遂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并从此而引起各种玄学问题的探讨。 这是玄学发展的原因之三。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它的重要地位。第一，玄学是上承汉学下启理学的一个具有关键性的环节。 它批判了汉代的天神观念，否定了名教出于天神的神学观念，批判了董仲舒以来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它提倡崇尚自然的贵无思想，认为道法自然，名教出于自然，这虽然也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它把人们的思想从粗糙的天神观念中解脱出来，建
①《艺文类聚。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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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比较精微的本体论，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同时，玄学的理论后来又与外来的佛学相融合，发展到宋代，宋儒把玄学认作宇宙本体的“无”
，转换为儒家仁义道德的“理”
，以儒家融合佛道从而构成了更精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应该说宋明理学是玄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二，在学风上，玄学家以义理解经，一扫汉代经师的烦琐训诂及谶纬迷信，这种学风至宋代经由程朱等理学家的批判发展，形成了所谓“宋学”
，在这一意义上说，玄学实也开了宋学的先河。然而，玄学的消极面也不少：首先，它的名教出于自然说，否定汉代神学下的烦琐礼教而回归于自然简朴，这种主张，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它的基本倾向是重自然而轻名教，故当着有些人从轻名教，进而发展到完全否定社会规范、社会责任而侈谈玄虚时，就不能不给社会带来灾难。 西晋的灭亡与王衍等一班人故弄玄虚、不务实事是有直接关系的。其次，在任自然随心意的思想影响下，魏晋名士形成一种追求享乐腐化的、极端个人主义化的人生观。如《列子。 杨朱》宣扬尧舜死亦腐骨，桀纣死亦腐骨，既同是腐骨则再无荣辱、廉耻之别，故人不如尽生时之乐，而弃死后之名。 这种观点的客观效果，就是鼓励统治者恣欲作恶。 所以史学界不少人认为晋代清谈误国，所论虽未免肤浅，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再次，玄学发展到向秀、郭象的《庄子注》，其反动性已是暴露无遗，它宣扬“玄冥独化”
，认为事物自生自有，事物与事物之间无关联、无因果，本性自足，不可损益，实质是说贫者自贫，富者自富，贱者自贱，贵者自贵，苦者自苦，乐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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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可变易。 它甚至认为马首被络，牛鼻被穿，都是生来如此的本性，而安于本性便是快乐。 这明显地是说劳动者被奴役、被剥削是因为本性如此。 这种理论是极不可取的。 最后，玄学的反烦琐、重义理的学风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又往往流于空泛、臆断。 这同样是不可取的。
王弼：“贵无”的本体观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王弼与老子一样主张“贵无”。
王弼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把两汉的宇宙本源论发展为本体论。 王弼提出的本与末、体与用两对范畴集中表现了王弼的哲学成就。要了解王弼提出的本与末、体与用两对范畴的内涵和意义，必先对王弼以前哲学实体论的发展状况与特点有一个了解。王弼以前，从先秦到两汉，哲学实体论的基本形态是本源论（或宇宙生成论）。
这种理论热衷于探寻天地宇宙最初的本源，并从宇宙的最初来源来说明现存万物的特点和规律。宇宙最初本源既是万物来源又构成为万物的本质、万物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因此，它就是宇宙的最高实体。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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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
①这里，道即是最高实体，道与一、二、三、万物的关系，是一种相生的关系。 道是由于生化了万物才得以支配万物的。 汉代的宇宙生成论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 太易者，未见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素者，质之始也。 ……。”
②这也是从宇宙之生成来说明万物之现状。 汉代唯物主义者如王充，他对最高实体是什么，在解释上与老庄、汉代神学不同，但从本源论的方式寻求万物的终极原因，却是相同的。所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③“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
④。这里，便是以气为最终本源并以禀气的性状、多少来说明人类社会现存的尊卑贵贱问题。这种以本源论为形态的实体论，最先是在殷周至上神观念衰落的年代产生的。 宗教神学意识解体后，人们开始探寻自然界的奥秘，思索起宇宙的起源、万物的构成、万物生长与变化的“自然之道”等问题。 这无疑表现了人类认识的巨大进步与理性精神的初步形成。 本源论（宇宙生成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甚至构成了直至近代为止中国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石。但是，本源论，特别是两汉的宇宙生成论，作为一种哲
①《老子。 四十二章》②《易纬。 乾凿度》，又见《列子。 天瑞篇》。
③《论衡。 自然》④《论衡。 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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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体理论，又有许多局限。首先，依本源论（或宇宙生成论）的见解，本源与万物二者之间，并不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内含关系。 本源是一先天地生的独立的无限实在，万物则是它派生的、后出的有限存在。本源与万物在时间空间上是分割的。显然，本源作为世界的最高实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万物的共同本质、特征或属性的抽象。 人的理论思维还带有直接具体的性质。其次，本源论又认为，本源化生了万物，同时又支配着万物，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都来自本源物。 依照这种观念，本质、规律对于万物来说便是先在、异在、独在的。 万物不能自主，而必须由异在力量所规定；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也不要经过对万物的感知、综合、分析、概括、抽象，人们可以而且必须越过万物，依靠某种内在体验、直觉，才能实现。 显然，本源作为异在的、非感知的存在物，带有相当神秘的色彩。 如董仲舒认为止雨的方法是“开阳闭阴”。开南门闭北门，让男性到处活动而禁止女性外出等等，即是开阳闭阴的止雨法。 这种方法的理论根据就是：万物分别由阴阳生成，又分别为阴阳支配。 旱属阳雨属阴，男属阳女属阴，南方属阳北方属阴，旱、男、南，雨、女、北其本源本质分别相同，固可分别互通。 这种止雨法就是神秘主义的，这种神秘主义——神学观念即导源于本源论。 汉代神学观念复兴并日益泛滥，显然与本源论的缺陷有关。 即便像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王充，也不能彻底排拒神学而相信“凡人禀贵命于天，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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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吉验见于地“
①之类的迷信观念，原因也在于此。明确汉代及汉之前本源论上述的特点和局限，就能弄清王弼本与末、体与用两对范畴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价值。 王弼根本不承认在天地万物之外，还有一个独立的本源——太极的存在。《晋书。 纪瞻传》记载有王弼“太极天地”
（认为太极即天地）
的观点和顾荣与纪瞻就王弼这一观点所展开的论争。在论争中，顾荣持以反对王弼“太极天地”
的观点的，是先秦两汉的本源论（宇宙生成论）
，这种本源论认为，“太极”或“道”是最初的本源，“太极”生成阴阳天地，阴阳天地再化生为有形万物。 王弼、纪瞻则认为，“太极”不是实体概念，而是形容词，形容天地即宇宙至极，天地之外别无本源。 王弼否认天地之外别有实体，也就否弃了以往流行的本源论形态的实体理论。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第一个把对实体的寻求指向天地万物范围内的。王弼称：“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
②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