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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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和完善自己的正确论据，抛弃不正确的判断。 非类不能相比。（二）
“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已不求诸人”。如果说前一条规则正面着重指出了类比推理的重要性，那么本条所强调的则是在辩论中必须坚持不矛盾律，从而保持思维的一致性。所谓“有诸己不非诸人”
，就是说自己立论中包含某些原则或判断，就不能再非难对方也包含同样的原则和判断；所谓“无诸己不求诸人”
，是说自己立论中不包含某些原则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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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再要求对方一定要包含这些原则和判断。依据这两条规则，后期墨家进而探讨了一些立辩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辟、侔、援、推四种。“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
①
所谓“辟”
，就是譬喻，即通过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另一件事情或道理，它接近于现代逻辑中的类比推理。所谓“侔”
，是齐等的意思，即是说通过对比从一个判断推导出另一判断，约相当于现代逻辑中的直接推理。 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即是侔式推理的例子。所谓“援”
，就是援引对方的论断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从而驳倒对方的立辩方法。“援”和“譬”均属类比推理，只是“譬”所取的前提是众所公认的命题，而“援”所取的前提则是对方的论断。所谓“推”
，即推理，就是由已知的事物去推出未知的事物，其前提是两者必须属于同类，这样才能由已知的推出未知的。 所以“推”也是类比推理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是，后期墨家不但提出了辟、侔、援、推这几种立辩的方法，而且甚至讨论了它们可能产生的误用。 他们认识到类比推理总是有限度的，辟、侔、援、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误用，所以在《小取》篇中警告说“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
①《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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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审也，不可常用也“。但尽管如此，后期墨家也没有彻底杜绝像”杀盗非杀人“这种片面的命题，看来，这在逻辑草创之初，是在所难免的。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墨辩中的逻辑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墨家后学不但比较全面地探讨了逻辑的规则、方法、程序和作用，而且初步接触到了充足理由和不矛盾等逻辑规律，建构了一初步的逻辑系统，从而对逻辑学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但可惜的是，汉以后墨学中绝了，逻辑的兴衰与科学的发展有密切关联，后期墨家思想的湮没，对中国古代科学理性的发展是一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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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与法家
荀况，字卿，仅知他活跃于战国晚期。 人们都说他属儒家，但实质上他是儒、道、墨、法兼综的。他因此成就为春秋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他的“明于天人之分”与“制天命而用之”的论题，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社会历史观上，他的“性恶”论为韩非的法治观开辟了道路。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中。韩非（约公元前２８０年至前２３３年）曾师事荀子，承借他的“性恶论”作为法治的理论前提，终于得以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悲喜剧参半的人物，他本人死于秦始皇的囚禁中，但他的思想却为秦始皇统一中国与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厉行法治使秦王朝变得极其强大，可是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否也与韩非思想有关呢？韩非的思想见于《韩非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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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相分：主客观关系的总结性判定
先秦诸子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辩后，论战的各方都逐渐暴露出其理论的缺陷：在孔孟儒家的思想中，虽然大体确认了天命是一种客观的、盲目的必然性，也强调了人的努力。 但却认为这种盲目必然性是不可把握的，同时又只在道德修养的范围内理解人的主观努力，甚至赋予仁德以宇宙本体的意义，这就走向主观唯心主义。 在墨子的思想中，人的主观努力被认作为改造外界的一种实践行为，但却又把天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格神，这无疑是倒退到有神论的立场去了。 在道家的思想中，天的人格神色彩再度被抹去了，但天道却被理解为一架冷酷的机器在运转，人的一切思想，行动在命运的必然性面前都显得毫无意义。显然，儒、道、墨各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都各有所偏。作为先秦诸子理论的集大成者的荀子认为，诸子在天人理论上的根本缺陷是没有明瞭天与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因此，荀子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两个核心命题：第一个是“明于天人之分”
，即明确划分天与人的根本区别。 第二个是“制天命而用之”
，在这一命题中荀子则提出了天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荀子认为，所谓天具有两种含义：（一）它是一种存在着的事物，像天上的日、月、星、风雨等等。 但这不是天的主要内涵。（二）它是产生上述事物的功能、运动或机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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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运动或机制是人所看不到的。 荀子把这种功能称为天职，有时又称其为阴阳的运动。天无论就其存在或是功能而言，其特点即在其客观性。它具有自身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则，“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①。它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人讨厌冬天的凛冽，但天不会因此取消冬天。 人不喜欢路途的漫长，但地也不会因此减少其辽阔。人的特点刚好与天相反，人是有为的。 他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经过有意识的奋斗才能取得成功。 天是不可学、不可事的，但人是可学可事的。 比如说，像天时、寒暑这些现象就属于天；但强本节用，养备动时这些活动就属于人。 正因为二者有这种区别，所以二者的职能是不同的：天的职能是生长万物，但不能治物。 人的职能相反，只能治理万物而不能指令万物必然要生长成什么。由于天与人的职能各不相同，所以荀子强调“天人相分”。
依据天人相分的观念，荀子坚决否认天与人之间有什么“感应”关系。 比如说自然界的星坠木鸣这些奇特的现象，和人类社会就没有什么联系，我们因为它少见，对之感到奇怪是很正常的，但对其感到畏惧，认为这是某种灾难的象征则大可不必。因为它不过是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一种表现而已。如果统治者明智，政治清平，则虽然这些现象出现很多也无关紧要。 如果统治者糊涂，政治混乱，则虽然这些现象全不出现也不意味就天下太平。
①《荀子。 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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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人类社会的治理状况也决不会引起天的什么“感应”。比如说天下大治或大乱与天就没有关系。 尧在位的时候，天下大治；桀在位的时候，天下大乱。 但两个朝代的日月、星辰、历象都是相同的，春夏秋冬的运行也是一样。人类社会的治乱只与“人袄”有关。 所谓人袄，即人为的灾祸，像耕种粗劣，征用劳力不顾农时，政治险恶，失掉民心等。只有发生这些事情，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但是，如果说天没有意志，不能赏善罚恶，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的现象呢？又如何解释天旱时求雨得雨的现象呢？荀子用偶然性来作解释。 他说楚王出门，后面跟随的车马有上千辆，并不是说他一定有智慧。 有些有德行的君子，仅仅吃粗粮，喝白水，也并不意味他愚昧无知。 人的贫贱富贵的差别是偶然的条件造成的，天旱时求雨下雨，与不求雨时下雨是一样的。把这些做法当作“文”
（文饰）
则可，以为真有“神”则不可。荀子肯定天和人没有什么“感应”关系，这进一步明确了天与人的相分性，但这并不是说天与人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 荀子认为，人是依靠自然界生成的万物来生存的，面对自然规律，如何顺应、利用它是很重要的。“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①。 比如说人的努力得当，就可以大大减少天的灾祸，使“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
②。 又如说天生五谷，但善不善经营则大不一样：若善于经营，一亩地就能产数盆粮食，一棵果树也可以收到成盆的果实。 一旦
①②③ 《荀子。 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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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充足，六畜就能长得很大，鱼鳖成群，飞鸟如云，物质生活就会很丰富。 正是在这意义上，荀子又极重视人的主观努力，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侍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③
这就是说，与其尊崇而仰慕天，不如利用万物而控制它；与其顺从而歌颂天，不如掌握规律而支配它；与其指望天时而坐等，不如因时制宜而控制它；与其听任物类自然增长，不如发挥物的本性来促进其演化；与其空想役使万物，不如治理万物，使其不失掉作用；与其指望万物自然增长，不如掌握物类生长规律。因此放弃人的努力而一味指望天的恩赐，是不符合万物发展规律的。 荀子的这段话有一种诗的力量，任何人读过后都会受到一种感染。荀子的结论是，在天的“生物”的领域，人不能去干预，甚至没有必要去知道它、考察它。但在应时理物的范围内，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天之上，而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重视自己的努力而不拜倒在天之下，而小人则放弃自己的努力，一心求助于天。 所以君子日益进步，小人日益退步。 君子应该在把握自然规律之后，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就可以“官天地而役万物”了，这就叫做“知天”
、“制天命”。
这就是荀子对天人关系所持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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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天人关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以一个基本原则为基础，博采了众家之长，既吸收了儒、墨关于人的能动性思想，又克服了其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既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客观精神，又克服其学说中命定论的消极因素，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超越了以前各家理论的明显局限。这个理论具有坚实的哲学（唯物主义）根据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能超越他的理论。另外，荀子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定胜天”
，表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的阶级的信心和朝气，它长期成为激发中国人奋斗的力量源泉。但是，必须注意到，荀子天人关系理论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说，他对天与人相联系的一面所持的观点就缺乏理论的论证。 为什么人能制天命而用之？从天人相分理论中推不出这个结论。 其次，荀子奉劝人们不要去“知天”
，不要去深究天之所以然，认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
①。 这是农业社会对自然的典型态度，是中国思想家长期忽视对自然的观察和分析的思想根源之一。 第三，荀子还认为天道是永远不变的，认为只要掌握了这永远不变之道就可以“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
②。 这种形而上学的不变论也阻碍了人们对生动活泼的自然界与社会现实的深入探究。
①《荀子。 天论》②《荀子。 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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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反思与人性的善恶论
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先秦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关于建立社会新秩序的原则，以图结束社会的混乱状态。如孔孟主张仁政，老子主张无为，墨子则提出兼爱等。但是，仅仅提出原则是不够的，重要的在于论证这些原则。 为这些原则寻找理论根据的活动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从天（道）中找出理论的形上学根据，二是转向人，寻找人性论的根据。 性善性恶之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孟子和荀子是这场论争中的主角。孔子提出仁政原则后，并没有对它作出人性论的论证。关于人性他只是说过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第一个系统提出性善论主张的是孟子。 孟子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